书摘｜宋遂良与茅奖读书班

宋遂良参加首届茅奖读书班存影

“清气·宋遂良文学文献展”的平行研究成果《清气·宋遂良文学文献研究》于近日出版。书中系统呈现了评论家宋遂良所藏书信、日记、笔记、相册及各类学习、生活与工作文献，并围绕这些文献展开历史研究，生动再现了宋遂良的成长历程、心灵轨迹与文学之路，折射出他与时代变迁、高等教育发展、知名专家学者及当代文学演进之间的密切关联。书中首次披露他的三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日记，对还原当代文学重要历史现场、聚焦文学进程中的细节，具有精微呈现和丰富补充的学术价值。

《清气·宋遂良文学文献研究》

臧杰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文｜臧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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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缘读书班

宋遂良结缘第一、二、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最早起于《文艺报》在北京召集的系列读书班活动。首个读书班，针对的是长篇小说，始办于1979年12月。1980年5月，《文艺报》又在陶然亭举办了第二次长篇小说读书班。1981年，《文艺报》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负责召集中篇小说（1977－1981）评奖，于是年2月在苏州胡同一机部招待所举办了“中篇小说读书班”。1982年，适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文艺报》于2月10日至3月10日在西苑宾馆举办了“读书写作班”。

宋遂良参加的是1979年班和1982年班。首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的读书班成员，大多来自这四次读书班，其中1982年“读书写作班”和首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在时间上是连贯的。

从宋遂良1982年读书班日记可知，2月11日，他入班的次日，见到时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谢永旺等人后，“谢永旺当即让我留下参加长篇评奖”，这个“长篇评奖”正是首届茅盾文学奖。

1981年3月，原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病重，在3月27日辞世前留下遗愿，将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出设立文学奖金。4月20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全国政协礼堂第三会议室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成立茅盾文学奖金委员会。谢永旺也在是次会议后，受命筹备组织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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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摆开的木凳

1982年3月12日，宋遂良转入首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该班设于香山昭庙内，远比“读书写作班”的条件艰苦。读书班所用房间，一处为大堂一侧的两个小房间，是给女成员用的；十几个男成员，则住在大堂外的一排矮平房内。

读书班成员计有周介人（《上海文学》）、何镇邦（北京回民中学）、蔡葵（《文学评论》）、黄伟宗（中山大学）、冯放（湖南作协理论研究室）、陈美兰（武汉大学）等。

据陈美兰回忆，班内还有童庆炳（北京师大）、吴松亭（江西《创作评谭》）、吴秀明（杭州大学），另《文艺报》孙武臣、钟艺兵也参与其间。作协创作研究室等是评奖工作的责任单位，由谢永旺创设并领导；郭小川之子郭小林则做秘书工作，王瑶之女王超冰作为1981届北京大学毕业生刚刚分配进作协工作，也来帮忙。

有关读书班所读选目的情况，宋遂良存有《“茅盾文学奖”评选情况简报》三期。从三期简报不难看出，“茅盾文学奖”在最初构划应不仅包括“长篇小说”，或还有其他体裁选项；推荐单位亦分为省级作家协会、文学期刊和出版社；在读书班开启前，候选的长篇小说篇目为134部。

读书班的第一次讨论，舍掉了34部，余下100部；第二次讨论，头天上午30部，下午15部，至次日整天的讨论后，剩下了23部。

3月25日，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张光年参与座谈，提出了“反映时代，创造典型，益人神志，感人肺腑”四句话作为评选标准。次日，读书班最后确定了向评委会提交的十七部作品名单，并分列出一二三等，其中《李自成》《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黄河东流去》列为一等；《漩流》《金瓯缺》《宝姑》《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东方》等列为二等，余几部都为三等。

陈美兰曾有回忆说：大家坐在随意摆开的木凳上，光年同志认真地听着各人对一些作品的评价。他本人作为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的副主任（主任是巴金先生）除了强调评奖应掌握的原则外，绝无对评选的作品划任何框框。这种民主的、平等的作风，是中国新文学界应有之风。

宋遂良离开读书班后，郭小林于1982年6月10日写有一封信给他，道及了后续的一些情形：

自你走后，香山的读书会办到4月23日便结束了，详细情况你已从旁的渠道了解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们自五月中旬起又办了一期读书会，由预选小组的五个人加上了张光年同志参加，预计六月十七日结束。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讨论，初步定下了篇目（也就是我们在香山划定的范围），但老同志还有些不放心，又挑选了一些书在看，但估计也不会再发现什么遗珠了。长篇书目，经过几个月的整理，终于弄出来了，但肯定还会有漏、错，希宋老师给以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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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的审美分歧

宋遂良参加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时，他已于1983年调入山东师范大学。在抵达北京的五天前，山东师范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经田仲济先生推荐，他被安排主持研究中心的工作。故而，他的“读书班”之行，满怀着对新岗位工作的牵挂。

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的入班通知，宋遂良是在1984年10月29日收到的，系何镇邦所寄——他已在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结束后调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11月7日，宋遂良又收到创研室寄来分工阅读的长篇小说：《天国恨》《大渡魂》《莽秀才造反记》《迎春花》。可见，第二届“茅奖”评选启动得较早。

何镇邦在9月17日写给宋遂良的信中称，他已参与第二届读书班的具体工作，并在方法上“略有调整”。将部分推荐书目提前寄给读书班成员，即是新举措之一：“大家先读起来，明春在京集中时，可以多议作品和探讨创作问题。”

12月22日，宋遂良到张炜家小坐。张炜告诉他，自己与王润滋也酝酿了一个茅盾奖的候选名单，计有：《沉重的翅膀》《北国草》《黄河东流去》《河魂》《故土》《新星》《男人的风格》《醉乡》《两代风流》《钟鼓楼》《花园街五号》《大后方》《彩虹坪》。宋遂良一一做了抄录，以备参考。由王润滋、张炜的热心“预选”亦可看出，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影响，在文学界已深入人心。

第二届“茅奖”读书班正式开班是在1985年3月20日，地点为北京西山招待所。作为刚刚“归来”登场的评论家，宋遂良所感受到的“代际变化”和话语转型，已很鲜明。在班内，他接触到了以刘齐为代表的年轻人，“我们这一代人的弱点或者说与他们的不同”，不仅表现在情感处置上，也表现在专业上。在作品讨论期间，以刘齐为首的青年同志一度力推一部写计算机和改革的小说，并引起了内部强烈的争论，“显示了新派批评家与传统派之间的审美分歧”。

在这届读书班的日记中，宋遂良似有更清晰的题材区分意识，对军事题材、现实题材、历史题材、民族文学作品等一一作了明示，而且读书班议程明显有分题材讨论的情形。按照题材，分门别类地确定入选作品，会否对最终的评奖倾向产生影响？尽管非读书班能够主导，但也可见部分端倪。

宋遂良还于4月21日专门为刘心武的《钟鼓楼》写了一则阅评意见，推荐将其列为初选篇目。这则意见肯定与问题提示兼有——明确了小说在主题上的新意、题材上的开拓，以及艺术上的特色，同时也指出其“桔瓣式”的结构显现出了芜杂性；拾遗式和展览式的民俗书写，使得形象塑造有所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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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之行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的开班计划始于1988年11月。读书班的邀请信写于1988年11月26日——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又将开始，我们仍想请您参加初选读书班，不知尊意如何？程序安排基本上仍按上一届那样，先分头阅读，再找时间集中二十来天。此外亦想如上一届那样，希望读书班的同仁坚持到底，以保持工作的连续性，使初选相对准确。

据时任创研室（后改称创作研究部）副主任的顾骧撰文回忆：

1988年12月，我部又一次提出按预定计划开展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筹备工作报告，并随即开展工作。程序一如以往。截至1989年3月，全国各地向评奖办公室共推荐作品104部。稍后，邀聘了22位评论家组成读书班。

顾骧在是文中借助中国作协的档案资料，明确第一届读书班成员有评论家、编辑19人，第二届读书班成员为20人，第三届为22人。同时他对读书班的作用做了廓清——

在每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准备过程中有一个环节：邀请若干评论工作者、编辑组成读书班，这些同志对长篇小说有比较专门的研究，做了十分重要的筛选工作，读书班是评奖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是茅盾文学奖不是两级（初评、终评）评选。读书班是评委会的工作班子，任务是对各地推荐的大量作品进行筛选，提出供评委阅读的书目。读书班提出的阅读书目没有法的效力，没有荣誉意义。评奖办公室可以在读书班提出的阅读书目基础上增加书目供评委阅读（如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活动），评委本身更可以建议增加阅读书目，只要经过评委1人提议、2人附议的程序即成（如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委活动）。

顾骧说，到第二届评奖时，茅盾文学奖全套的方法、制度、原则、程序、规定等已基本成形。中国作协书记处1991年通过的《茅盾文学奖评奖办法》，即是对1985年整套方法、原则的系统整理。

至1990年7月5日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读书班在北戴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之家”开班时，入班人选有了些微变动。宋遂良对何镇邦没能入班颇有几分不平。他和何镇邦是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的同学，相交多年，友谊多年。但二人在长篇小说的看法上，却各秉已见。对新时期长篇小说的整体评价，何镇邦属于“方兴未艾派”，而宋遂良则是“未兴未艾派”。1986年8月4日何镇邦在《文汇报》发表《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评价》，认为新时期长篇小说在题材廓大、思想开掘、艺术创新等方面，成果不可低估。宋遂良随即撰文《对长篇小说创作现状的一点看法》，与“何镇邦同志商榷”——认为：“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目前还处于一个积累、开拓、探索的时期，若以出现史诗性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作品为标志，则离真正的成熟和繁荣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第三届“茅奖”读书班的进程期间，适值宋遂良的女儿傅早芳高考。对女儿的牵挂，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浓重一笔。7月6日，他和蔡葵入海畅游，适逢大浪，他竟和蔡葵说，如果淹死，务必9日后再通知家里，以免影响女儿考试。那份作为父亲的深情袒露无遗。相较而言，读书感受和讨论记得比较简约。对班外的文坛动向的变动，却有着很深的关注。大抵少说话、多观察也成为了他当时心境的一份投射。

（本文摘选自《清气·宋遂良文学文献研究》，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