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 | 燕南园52号（东侧）：黄子卿、夏静仁夫妇

文 | 徐泓

从东北小上坡入口走进燕南园，右边第一栋西式二层小楼就是52号。它 被 青藤覆盖 ， 掩映在翠竹、花木间 。一条石砌的甬路，通向深处的拱形门 楼。

1952年秋天，中国物理化学的一代宗师黄子卿先生一家住进了这里。

黄家是从清华园北院14号搬来的。在这次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从清华搬进北大燕南园的还有53号沈同先生、54号冯友兰先生、56号周培源先生、62号王宪钧先生。

一

黄子卿先生

我很早就听说过黄子卿老先生的大名，因为我的二舅韩德刚当年是他的助教。那时二舅还没有结婚，几乎每周都到我们家来，给我们讲福尔摩斯侦探案，和我父亲聊天，他俩的话题离不开黄子卿先生。

为黄先生当助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所讲的大课“物理化学”是学化学的学生必修的理论课，内容覆盖化学、物理、数学诸科，以精深著称。

1993年，北大化学系1963级毕业生返校座谈，当被问及“在校六 年，哪位老师教课印象最深、至今不忘”，全体异口同声：黄子卿先生的《物理化学》。当追问 “黄先生的课好在什么地方”，学生们笑着回答：“堂上从来没有全听懂过。”

“但因为物理化学很重要，学不懂这门课就白学化学了，没有听懂的一定要通过自学反复琢磨，啃参考书弄懂。自己花了工夫，理解得深，就记得牢。”

北大教务长王义遒参加了这次座谈，这件事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后来多次以此为例反思教学：黄子卿先生学问精深，讲义与教材写得极好，但口才、口音、条理不太好。正因为听不懂，学生们必须课后死磕讲义、互相讨论、查阅大量参考书，靠自己构建知识体系，反而理解最深、记忆最久。

我的二舅韩德刚当年就是这门课的助教。据说“物理化学”第一班的学生私下里流传的学习经验是“黄先生讲完，还得听韩先生讲一遍”。 有了此番给黄子卿先生做助教的经历，1953年北大校方推荐韩德刚到北京钢铁学院为学生上大课“物理化学”，深受学生欢迎。1955年他开始为北大化学系学生讲授物理化学，一讲就是近40年。他最初使用的教材就是黄子卿先生1956年出版的《物理化学》，这个领域里第一本教科书，影响了几代人。韩德刚说：“深受黄先生教诲，获益匪浅”。

《物理化学》教材（1956），黄子卿 著

黄子卿先生还讲授过化学热力学、统计力学、电化学、溶液理论等课。

他的幼子黄志洵说，父亲治学极严，强调“物理化学是实验科学，数据必须精确可靠”。“他编写我国第一部中文《物理化学》教材（1956），晚年著《电解质溶液理论导论》《非电解质溶液理论导论》，构建中国溶液理论体系。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却又诲人不倦，常说：我不怕你们超过我，只怕你们不努力。”

黄子卿先生执教55年，严师出高徒。“中国量子化学之父”唐敖庆先生多次表示，自己选择理论化学，深受黄先生影响。黄先生严谨、严格、重基础，为自己打下坚实的物理化学根基。物理化学家徐光宪先生虽非直接学生，但长期受教，他赞誉黄先生的严谨与实验精神，影响深远。

黄子卿先生留下治学的格言：

物理化学是实验科学，理论必须由实验检验。

重视实验、重视数据、重视基础。

“论起学问来没得说，黄先生是大家”。记得当年二舅韩德刚夸奖黄先生，多次给我们讲过那个水的三相点。直到这次写作我才明白“三相点”的意义。

黄子卿先生曾三次赴美留学、访学。第二次是 1934年，他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是有备而来的，在撰写博士论文中要完成一项重要的实验，精准测出水的“三相点”，即水在饱和蒸气压力下“气—液—固”三相成平衡的温度，以取代冰点，作为热力学温标的基准点。黄子卿常常带着简单的午餐，早上进入实验室，直到晚上才出来。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测量，他独立测定出这个冰水气三相共存的温度点为：0.00981±0.00005℃。

黄子卿的这一结果被美国华盛顿哲学会主席斯蒂姆逊（H.F.Stimson）推崇为水的三相点的可靠数据之一，成为1948年国际实用温标（IPTS—1948）选择基准点，“水的三相点”的参照数据之一。重现性即科学。美国标准局组织人员重复实验，结果与黄子卿的测量结果一致。1954年，国际温标会议在巴黎召开，再次确认上述数据，并以此为准，定义绝对零度为-273.15℃。这是中国科学家对世界科学的重要贡献，足以载入史册。

二

身材微胖，面容圆和，戴一副黑框眼镜。黄子卿颇受学生爱戴。“先生品端心正，学识渊博，平易待人，古道热肠，黄先生这样的好先生，现今的世界，怕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这是一位1963年入学、1970年毕业的化学系学生的感叹。

1963年元旦，北京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的部分学生 与 黄子卿 教授合影

这一届学生和黄子卿有缘，由于种种原因，师生之间接触最密切，相处时间最多。在他们的眼中，治学极严的黄子卿先生，展露了性格的另一面，竟如此率真、可爱、可敬。

他们说，先生有两大嗜好：

一是嗜烟，每天两包。“文革”前，吸七毛多的“牡丹”牌，“文革”期间，先生自觉自愿加强自我改造，改吸三毛五的“大前门”，后来是“红舞”牌，数量不减，还是每天两包。黄子卿吸烟很特别，他不停地吸，但不是吸完一支，再吸另一支，而是划火柴点燃一支吸几口，就在烟灰缸里掐灭，再拿出另一支，点燃吸几口，又在烟灰缸里掐灭。一盒烟抽空了，黄先生用熏得黄黄的食指，从烟灰缸里挑一只最长的，点燃再接着吸，吸几口又掐灭，再挑一只最长的——就这么循环往复。对这样的吸烟方式，先生自有解释，他说，我只是吸到嘴里，让口腔有感觉，马上吐出来，并不吸进肺里，所以身体很结实。

一是嗜书，先生大概看两类书：中文的古书，代表作是《史记》《资治通鉴》《全唐诗》；英文的，科技书刊。先生说，中文白话文太浅，没看头；英文科技书，文字浅显易懂，真实的东西多，有益处。

不少学生去过黄先生的书房，在二楼，要从一楼客厅上楼梯。楼梯不好走，太窄：本来大约一米宽的楼梯，一级一级，都平摆上一摞一摞的书，弄得楼梯只剩四五十厘米宽。走进书房，只见四面墙，三面是一人多高的书橱，直立的精装英文书插得满满的。全部橱顶上，平摆的中文书和英文杂志不止一尺厚。

黄子卿先生文理兼修，擅长诗词格律。黄志洵说，先父不仅是科学家，也喜爱旧体诗词。抗战期间，他写了不少诗，常向中文系游国恩先生请教。

学生们则亲眼看到，先生向中文系王瑶教授挑战。他右手持自来水笔，在左掌心写一首七绝，然后左手持笔，在右手掌心写一首七绝。“先生考我们，说一首是自己的，一首是中文系王瑶教授的，你们评评谁的诗好。我们傻头傻脑，捧住先生温软胖乎乎的手，左看右看，没名堂。先生得意，呵呵大笑，告诉我们，这一首是王瑶教授的，这一首是我的。然后把这两首格律诗掰开揉碎点评一番，笑盈盈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

先生自诩，到中文系，一样可以当教授。

学生们回忆黄子卿在“文革”中的经历：先生曾自己在化学楼前贴大字报批评自己，大意是，平生做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情，借用某人一只自来水笔，没有及时还给人家，粗心地丢失了，云云。除此以外“先生在那个年代没有写过任何一张别的大字报”。

1969年“战备大疏散”，北大化学系转移到北京远郊山区的娄子水村，这年冬天黄子卿先生和03633班学生，一条大炕睡五个人，住在周口店娄子水村一家农户三间北房的西间。学生回忆，那个村，地上满是鹅卵石、石板碴儿，古稀之年的先生，身量胖大，眼睛高度近视，穿着浅帮上海名牌“喜喜橡胶底”黑皮鞋，在砾石上行走，很不安全。“我们总有一两人紧跟先生，乃至两边搀扶，形同挟持。”

学生回忆，每天晚饭喝粥，先生穿蓝色条纹绒布睡衣睡裤就寝，跻身在酣睡的学生中间，夜里起身不及，常常尿湿被褥。“三天两头，总是我们帮他晾晒被褥。我们和先生，彼此心照不宣，倒也无所忸怩。”

在周口店娄子水村，师生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了三个多月。越到后来，学生们越多听到了先生讲解古典诗词，传授“做学问、搞化学”的真经：一手抓文献，一手抓实验。学生们说“我们喜欢先生，亲近先生，从心里爱先生”。

三

黄子卿（1900.1.2—1982.7.23），字碧帆，广东梅县槐子岗村人。其父经商并经营实业，重视子女教育。其外祖父家为客家书香门第，藏书丰富；舅父曾留学日本，眼界开阔，对黄子卿早年求学志向颇有影响。

夫人夏静仁，亦为广东梅县人，与黄子卿同乡，出身士绅书香之家，二人门当户对，1930年2月结婚。

黄子卿和夫人夏静仁在燕南园家里

学生们听黄子卿说起，当年他回乡结婚，因双方都是殷实的大户人家，两家在各自门前的场院摆了三天的婚庆流水席，招待亲朋乡谊，不管你是长袍大褂，还是短衫赤脚，不管你携礼致贺，还是空手而来，作揖道喜,大家坐下就吃，吃完立即翻桌，足足热闹了三天。

关于夫人夏静仁，网上搜了一遍，只有零星的信息，看来她自婚后即相夫教子，一生操持家务，未从事社会职业。

但从黄家所存的诗稿中，看到一篇夏静仁在抗战期间的诗作《乡居有感》：

避处尘嚣外，

村幽路径深；

乱山遮俗念，

静水起禅心；

儿稚翻思母，

家贫不慕金；

连年井臼事，

蓬鬓久无簪。

不禁令人刮目相看，黄夫人显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西南联大艰苦的岁月里，她与丈夫诗作唱和，抒情言志，不是一般家庭妇女能够做到的。由此不难想象夫妻志趣相投、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一辈子。

夫妇二人养育了四个儿子；公开资料以幼子黄志洵最详，他出生于1936年，曾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是电子和通讯领域的专家。长子、次子名未详，三子名叫黄志渊，只知道他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从事专业工作，承继家风，低调务实。

黄子卿先生

黄志洵说：先父为人忠厚，淡泊名利，生活简朴。他常教育我们：“做人要正直，做学问要踏实。”

网上流传的以下文字，引起我极大的好奇心：

“在燕南园居住多年，与江泽涵、饶毓泰、向达等先生为邻，相处和睦，常以诗词唱和，切磋学问。”

我撒网搜索，终于拼凑与打捞出这样一段燕南园旧事：1950年代初，黄子卿曾携诗稿赴燕南园51号，与江泽涵、饶毓泰论诗。

所携诗稿是黄子卿先生1945年所作的《闻日本投降》：

秋风万里客边城，

缥缈燕云故土情；

八载昏霾顷刻散，

雨中残梦笛三声。

传说：江泽涵先生在诗稿上题：“子卿此诗，可当联大胜利史读。泽涵敬题。”饶毓泰先生亦题：“八载弦歌，一朝光复，读之泪下。毓泰。”

这段旧事是借助AI，从多篇网文中剥取出来的，又借助AI对每个细节核查，虽多处都无原始文献可证，但在全面梳理黄子卿与饶毓泰、江泽涵之间的关系时，我有几个意外的发现：

第一，在抗战期间的昆明，黄子卿与饶毓泰、江泽涵曾经做过邻居。找到这样一段资料：1938年初到昆明，三人尚未同住宿舍区：江泽涵携家眷暂居西山华亭寺，饶毓泰、黄子卿则分别租住城内文林街、钱局街一带民房，三人往来多在校园与城内寓所。

1944年西仓坡联大教授宿舍建成后，江泽涵、饶毓泰、黄子卿均抽签入住，成为邻居。1952年10月，他们在燕南园再度成为邻居，而且是两楼之间只有一道松墙相隔的近邻。

第二，黄子卿与饶毓泰、江泽涵在西南联大理学院的办学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被坊间称为“铁三角”。

西南联大理学院是由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五个系组成的。

其中算学系：当时拥有中国现代数学的最强阵容，拓扑、数论、概率、几何全面领先。江泽涵一度担任算学系主任。

物理系：当时是中国近代物理学基地，原子分子物理、光谱学、理论物理极强。饶毓泰一直担任系主任。

化学系：拥有物理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学科齐全，黄子卿是物理化学学科的核心支柱，系主任因故不在任时，他就是代理系主任。他们三人被称为西南联大理学院的“铁三角”，名符其实。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三人又成为北京大学的同事，1955年三人都入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被评为一级教授，虽然不再担任系主任，但仍然是支撑北大数学、物理、化学三个学科的“铁三角”。

第三，黄子卿与饶毓泰、江泽涵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作出过相同的选择。

1948年12月，北平已在共产党围城中，国共胜负已见分晓。在国民政府实施的“平津学人抢救运动”中，饶毓泰被列入第一批名单，胡适亲自登门相劝，但他表示不走，决意留下，主持着北京大学物理系以及理学院。

江泽涵1947年至1949年在瑞士访学。1949年5月，他启程回国，途中接到堂姐夫胡适急电：Go to Taiwan（到台湾去）。6月江泽涵经香港赴台探亲，傅斯年也力邀他参与台大数学系建设。面对亲情与旧谊的双重邀约，江泽涵选择婉拒。

随即自台湾折返香港，于1949年8月8日经天津塘沽港抵达北平，重返北京大学，续任数学系主任。

1948年黄子卿也在美国访学，他应聘至加州理工学院任客座教授，师从该校化学系主任、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鲍林（也译泡令）。他关心国内政局的变化，每天都在翻阅报纸，收听广播。有一天，鲍林教授劝他说：“黄，把你的全家接到美国来，你就在这里工作，不好吗？”黄子卿回答：“我是中国人，我的家在中国，我一定要回去。”

他1949年7月回到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此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抢在了美国对中国学者实施扣留措施之前。

黄志洵在《忆黄子卿教授》一文中说：

先父一生热爱祖国，三次放弃留美机会。1980年，我陪他聊天，问他为何不留在美国。他说：“有两次机会可以留在美国而未留，当然自己也有损失，以美国的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留下来做研究也许会做出更杰出的成果，但自己并不后悔，因为国家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为她出力的。”

黄子卿先生指导李芝芬开展工作（1974年）

黄子卿先生于1982年7月23日在京病逝，享年82岁。

黄志洵说：“他一生清贫，去世时只有满室书籍与一批学生。他把一生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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