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诸子百家为何唯有儒家能崛起？冯友兰一语道破真相！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各路思想高手悉数登场。

但最终胜出的，是看起来最"温吞"的儒家。

冯友兰一句话把真相说透了，儒家赢，不是因为它最聪明，而是因为它最"合用"。

——《壹》——

公元前771年，西周王朝垮了，不是慢慢衰落，是直接垮，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犬戎攻破镐京，周天子被杀，西周灭亡。

这一年，史书上平静记录了这件事。

但没人意识到，它同时宣告了一套延续数百年的社会秩序彻底失效，西周的秩序是什么？简单说，就是一套严密的等级体系。

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

但西周崩了以后，这套体系跟着碎了。

一部分原来的贵族失去封地，沦落民间，他们身上带着原来的知识和技艺，却再也没有对应的地位，另一部分原来的平民，靠着一技之长在乱世中出头，爬上了高位。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里说。

正是这种"流动"，让知识从官府流向民间，让原本属于不同官职的学问，散落成了各种学派的种子，刘歆在《七略》里梳理过这段历史。

他发现诸子百家的源头，几乎都能追溯到西周某一个具体的官职。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负责教化，道家出于"史官"，掌管档案与历史，法家出于"理官"，主管刑罚，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看护宗庙。

官府散了，这些人带着各自的知识流落民间，就成了"诸子"。

一心要把周朝那套已经破碎的秩序重新捡起来。

他开私学，不问出身收学生，据说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这件事在当时是一个破天荒的举动，因为在西周，教育从来不对普通人开放。

孔子死后大约两百年，到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

百家争鸣进入最高潮，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各家思想家带着自己的主张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游说君王，开坛讲学，笔战论辩。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将其归纳为六家。

刘歆后来细分为十家，认为其中九家"可观"，这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自由、声音最嘈杂、竞争最激烈的时代，但这场竞赛注定只有一个赢家。

——《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一年，百家争鸣的时代正式结束，秦帝国需要的不是思想，是服从，李斯向秦始皇建议：民间私学扰乱人心，应当焚书禁学，"以吏为师"。

于是焚书发生了，大量典籍付之一炬，数百名儒生被坑杀。

但秦朝只撑了十五年，公元前206年，秦亡，刘邦建立汉朝，天下打烂了，得重新收拾，这时候，法家没用了， 法家的逻辑是高压控制。

赏罚分明，适合打仗、适合统一。

无为而治，轻徭薄赋，让社会自己慢慢恢复元气。

一个帝国要长期运转，光靠"无为"撑不住局面。

墨家呢？墨家在战国时期声势浩大，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提倡节俭，组织严密，墨家弟子甚至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走到哪里都成建制地出现。

但墨家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否定等级差别。

主张"兼爱"要超越亲疏远近，这和中国从上古延续下来的家族制度直接冲突，在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农业社会里，"爱自己父母"和"爱陌生人"应该一样。

这种主张让普通人根本无法接受。

法家更直接，它的问题不是不管用，而是太冷，法家认法不认人，家族伦理在法家眼里是干扰执法的因素，要尽量排除。

纵横家靠嘴皮子在各国之间周旋，时势一过，毫无根基，阴阳家的学说太玄，名家太绕，农家太局限……各家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但也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它们解决的是某一个具体问题，而不是整个社会怎么运转的问题，这就是儒家的机会。

——《叁》——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里有一个判断，很多人读过去了，没停下来想清楚，他说，儒家之所以能在百家中脱颖而出，最关键的原因之一，是儒者的双重身份。

孔子本人花了大量时间整理《诗》《书》《礼》《易》《春秋》。

要祭天地、封诸侯、定朝仪，这些事情只有儒者会。

刘邦出身草莽，起初对儒生很不屑，据说曾经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往里撒尿，但他建立政权之后，叔孙通带着一批儒生帮他制定朝廷礼仪。

刘邦在正式的朝会上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皇帝的尊严"。

当场说了一句话："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就是儒者不可替代的地方，其他各家能提供思想，但提供不了这套操作系统。

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和农业社会的深度契合。

中国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必然以农业为基础，大陆型国家，土地是根本，人们世代扎根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不能轻易迁徙，不能随便流动。

这种生产方式，天然催生了家族制度。

一大家子人共同耕作，祖先的坟就在田边，家族的权威高于一切，儒家的整套思想，就是为这种社会结构量身定做的。

仁、义、礼、智、信，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而这些关系的起点，是家庭，父子、夫妻、兄弟，这是最基本的单位，然后扩展到君臣、朋友，孝悌是根本，忠诚是延伸，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家族。

——《肆》——

冯友兰把中国哲学史分为两个时代，公元前500年前后到汉初，是"子学时代"，思想自由竞争，各派平等上场，谁说得有道理谁就有人听。

汉武帝之后，进入"经学时代"。

游戏规则变了，不是谁说得有道理，而是谁的话符合经典，谁才算数，冯友兰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时代的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哲学家之名"。

"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之旧瓶内"。

新思想要想流传，必须打着儒家经典的旗号，否则根本没有传播的空间，这个机制一旦建立，就产生了巨大的锁定效应。

读书人从小读儒家经典，考试考儒家经典，做官靠儒家经典。

一个人哪怕内心有其他想法，要向上走，就得先把儒家那套话说好，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这个节点值得停一下。

窦太后是道家的信奉者，汉武帝刚登基时推行儒家。

被窦太后强力压制，建元二年，赵绾因为推崇儒术、主张改革，被窦太后拿下，太尉窦婴、丞相田蚡也跟着丢官，儒家在汉朝的崛起，不是一帆风顺的。

它遭遇过真实的政治阻力，硬是等到窦太后死了，才有机会全面展开。

汉武帝之后，历朝历代，不管哪个民族入主中原，最终都要和儒家妥协，北魏的鲜卑人汉化，用的是儒家那套礼制，隋唐建立科举，考的是儒家经典。

宋明理学，是儒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度深化。

清朝满族入关，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没有一个敢正面否定儒家，不是皇帝们都被儒家说服了，而是他们发现，没有比儒家更好用的统治工具。

这才是它延续两千年的真正秘密。

参考信息来源：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

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董仲舒传》；《汉书·武帝纪》；《史记·儒林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