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沉银的重现：明末藩王的悲歌

3月初，四川的江口沉银博物馆正式开启预约，面向公众开放，凭借其新鲜感和传奇性，它一跃成为近期最难约的“网红馆”。

在博物馆里陈列的金银财宝，不少来自明末蜀王的府库。其中“岁供王府”的金锭，和蜀王世子的金印，无不彰显着当年末代藩王的财富与特权。

这些财宝被劫掠一空，又最终沉入滔滔江水的命运，也折射出明末藩王们的飘零末路。

金银还能被捞起，藩王们的荣华富贵则早已随时代的落幕而终结，只余故事与叹息。

藩王之变：从铁血塞王到富贵闲人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的第十一子、首位明代蜀王朱椿来到成都正式就藩，在此后的两百多年里，这个家族在四川享受着代代相传的荣华富贵，前后共传10世13王。其中，端王朱宣圻在位51年，是历任蜀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

朱元璋在世时最渴望保障的未来，就是让王朝的权力永远集中在自己的子孙后代们手中。在他看来，将子孙分封到各地为藩王，既能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又能让他们作为皇室的屏障，巩固明朝的统治。

所以从洪武三年起，朱元璋陆续分封了他的24个儿子为亲王，其中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九王因负责驻守边防要地，也被称为“塞王”。这些塞王个个都是真正的实力派。燕王朱棣镇守北平，宁王朱权手握精锐骑兵，秦王、晋王坐镇西北，人人都有自己的护卫军，少则几千、多则上万，能打仗、能调兵、能震慑一方。一句话，那时候的藩王，是真“王爷”—— 有兵、有权、有地盘。

《山河明月》中冯绍峰饰演的燕王朱棣

但藩王有兵，朱元璋不怕，后面的皇帝却不能不怕。不久之前热播的历史剧《太平年》中，冯道和后周太祖郭威有过一段关于“封建”的讨论，讲的便是一直以来困扰中国封建王朝的难题：在疆域辽阔的帝国，一旦地方被赋予的权力过大，便有可能威胁中央的统治，最终失衡引发动乱。

所以，朱元璋去世后，登基的建文帝面对一群在他看来虎视眈眈的叔叔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削藩，结果逼出了一场靖难之役。而造反当上皇帝的朱棣自然也比谁都清楚藩王掌兵有多危险。他开始悄悄收权：把边塞王爷内迁，削减护卫，收回兵权。宁王朱权从大宁迁到南昌，一夜之间从边地强藩变成了闲居文人。

到宣德时期，汉王朱高煦叛乱被平定，朝廷彻底收紧了缰绳。藩王不再掌兵、不能干政、不许结交官员、甚至不能随便出城。曾经镇守一方的铁血王爷，慢慢变成了只拿俸禄、被圈养在封地的富贵闲人。

从洪武到宣德，不过几十年时间，明朝藩王就完成了一场从“镇边支柱”到“皇家食客”的无声蜕变。

藩王群体：沉重的财政负担

就在江口沉银博物馆开馆后没过几天，另一处与明代蜀王有关的文物遗迹——位于成都的明蜀端王陵，也入围了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

朱宣圻所生活的时代已是明朝晚期，与万历皇帝的在位时间多有重合。他在位期间曾自掏腰包“赞助”朝廷征讨叛乱，得到万历皇帝的嘉奖，皇帝还给这位蜀王修了牌坊，赐匾额“忠贤懋著”。

明蜀端王陵壁画 图据成都考古官微

如果你看过黄仁宇的那本《万历十五年》，会对皇帝的嘉奖更心有戚戚——万历年间的财政危机是明朝衰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随着明朝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国家治理能力不断下降，社会矛盾也进一步激化。

但这一切都不影响藩王们的收入。从明初开始，藩王们便得到了极高的待遇。以俸禄为例，洪武九年规定：亲王每年可领取禄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还有锦、纻丝、纱罗、绢、冬夏布、绵、盐、茶等大量物资。

后来虽在洪武二十八年有所削减，但亲王岁禄仍有万石，郡王二千石。与之相比，当时七品知县的“年薪”仅为九十石。

这还仅仅是禄米一项，实际上皇族宗族们的开销远不止这些。除了各种赏赐、补贴，以及修建王府、陵墓等费用外，他们占据着大量不用交税的土地，如万历皇帝的弟弟潞王朱翊镠，就藩时得到了四万顷良田，后因河南耕地不足，改赐二万顷，还用山东、湖广的田赋另外补足。福王朱常洵就藩时，万历皇帝也赐给他庄田两万顷，还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杂税，以及四川盐井、榷茶银等都赏赐给他。

明代蜀王宫遗址一角

在优厚的待遇和特权的驱使下，这些皇室宗族无不热爱生孩子，因为家族人丁越兴旺，分配给家族的收入也就越多。所谓“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毕竟，对于那些从一出生就注定除了享有富贵和清闲，其余什么都不能拥有的藩王及其子女们来说，生活的动力除了生儿育女与聚敛财富，似乎也没有别的意义了。

这样繁衍到明朝后期，藩王的数量并没有多大增长，但其宗族人口已飙升至十几万人，成为明朝财政的沉重负担。据《明史》记载，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史林润上奏，恳切直言：“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禀。”

根据他提供的数据：当时“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三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

这个数量惊人的超级“寄生虫”群体，不仅吸干了百姓的血汗，也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并最终导致明末农民起义的遍地开花，以及庞大帝国的轰然崩塌。

江口沉银博物馆展出的各色金纽扣 摄影 王勤

以明末蜀王朱至澍为例，其王府庄田几乎占去了都江堰灌溉的肥沃土地的十分之七，再加上王府亲族与配偶等的禄米、杂项收入等，使本地农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

甚至，当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崇祯帝自尽的噩耗传到成都之后，朱至澍惊慌之余，首先就想到自己割据一方，希望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就任监国，争取过一把皇帝瘾……

当时的四川巡按御史刘之勃等官员也对他没好气，直接表示：你这一族世系太远，不予支持。恼羞成怒的蜀王只得作罢。不久之后，当张献忠的大西军入川时，地方官员请求蜀王出钱募兵，朱至澍记恨官员们不支持自己就任监国，也同样予以拒绝。

直到张献忠的大西军攻陷重庆，朱至澍才慌了手脚，想带着家眷逃往云南，结果被官员们拦住，他只好拿出金银募兵，可惜为时已晚，仓促之间已经找不到几个可战之兵。当张献忠的大军破城而入时，朱至澍也和王妃投井而死。一世富贵，顷刻化为乌有。

江口沉银博物馆展出的蜀世子金印 摄影 王勤

藩王们的南明：从弘光到隆武

一些史学家并不认可明朝终结于1644年的划分方式，他们认为崇祯皇帝自缢后，仍有其余的藩王被推举上位，后面几个南明短命政权的存在，都应该作为明王朝的延续。

福王朱由崧率先成为南明首位皇帝，也就是弘光帝。值得一提的是：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是万历皇帝和郑贵妃所生，当年万历非常想立朱常洵为太子，为此和朝臣展开过激烈斗争，但未能如愿。

朱由崧在南京初登帝位时，弘光政权仍占据江南半壁，并且这一带的经济状况优于北方，若能及时励精图治，或许还可与清廷对峙几年。然而，这个小朝廷从建立之初，就把所有优势都消耗在各方势力的内斗之中。

很快，在扬州陷落、史可法牺牲后，弘光朝迅速走到终点，弘光帝从南京出奔芜湖，不久后便被俘获，押送到北京。

朱由崧被俘后，明朝官员们又在杭州拥立潞王朱常淓监国。贪生怕死的朱常淓不仅不打算称帝，更恨不得立刻投降清军换得一命。后来他也被押送到了北京，小心翼翼地过了不到一年苟且日子后，依然被安了个谋逆罪名，与朱由崧等明朝亲王一起被处死了。

江口沉银博物馆展出的金帽顶 摄影 王勤

与他们相比，唐王朱聿键，也就是后来的隆武帝，大约是最有志气的一位藩王了。

这或许与他经历的苦难有关：他的父亲朱器墭不受祖父的喜爱，导致朱聿键小小年纪就和父亲一起被囚禁在内院，一关就是十六年。

直到崇祯五年（1632年），朱聿键30岁时，因为父亲和祖父先后去世，他承袭了藩王王位，这才摆脱囚禁。

没过几年，清军大肆南下，京师告急，朝廷急调多路军队勤王。

血气方刚的朱聿键也自告奋勇，组织了千余名王府护卫北上勤王，却因违反了藩王严禁带兵离开封地的祖训，触怒崇祯，又被投入凤阳高墙——专门用于关押明朝宗室的“皇家监狱”，一关又是七年。

待到重获自由，王朝已面目全非——弘光帝登基后颁旨大赦，“尽释高墙罪宗为庶人”。朱聿键在战火中一路辗转南下，也来到了杭州。见潞王朱常淓不堪大任，只想投降，朱聿键失望至极，与从长江防线撤退下来的镇江总兵郑鸿逵等人去了福州，并在那里接受群臣请命，建立隆武朝。

郑鸿逵是当时称霸南洋的“海盗头子”郑芝龙的弟弟。因此，朱聿键的小朝廷与个人命运，事实上是仰仗郑家的兵力与势力而存活。

明崇祯十年（1637年）郑芝龙在广东肇庆七星岩的摩崖诗刻 图据视觉中国

所以，尽管这位隆武帝一心励精图治，甚至打算率军亲征，但郑芝龙作为一个海上商人，事实上根本不关心明朝命运，除了拖延就是阻挠。等到清军大兵压境时，他首先考虑的也是如何争取一个好的投降价码。

最终，隆武帝在汀州（今福建长汀）被俘。郑芝龙不久后也被诱骗去了福州，随后被挟持北上，在悔恨中度过了余生。

公元1661年，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收复台湾。1664年，朱元璋的九世孙、被隆武帝封为宁靖王的朱术桂从铜山东渡入台。公元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政府统一台湾，朱术桂与五位妃子自杀殉国。明朝宗室最后一位藩王就此离世。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编辑 袁诗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