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俏：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体系需要更关注投资于人，纳入关乎提升居民福祉的指标

中国现在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从简单的投资于物转变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而提振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要打破“低价格—低利润—低收入”循环。

本文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接受记者采访的内容整理，文章来源于“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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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内需是2026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已有的一些政策效果如何？进一步提振内需特别是消费的关键在于什么？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刘俏近日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

刘俏强调，中国现在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从简单的投资于物转变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而提振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要打破“低价格—低利润—低收入”循环。

他建议，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体系需要更关注投资于人，把关乎提升居民福祉、人民满意度的指标比如可支配收入、消费率等，纳入考核指标体系。使用收入法核算GDP，以劳动者报酬、企业盈利为核心核算指标并公开数据，引导地方政府更加执政为民，更加关注营商环境、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的改善。

他表示，要让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首先应该把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作为2026年提振内需的一项重要内容，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情况与预期、内需等都是直接关联的。短期来看，财政金融可能需要为房地产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长期改革方面，可以推动房地产企业从开发商模式转变为运营商模式，推动房地产市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从简单的投资拉动变成投资加消费共同驱动。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您认为内需面临怎样的情况？您预计消费对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将发挥怎样的支撑作用？

首先，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总量和人均GDP要比2020年翻一番，据此测算，未来十年包括2026年，大概需要每年4.17%-4.2%的GDP增速，这是实际增长。但另一方面，要看到中国从2023年第二季度开始一直存在物价下行、GDP平减指数为负的情况，换句话讲，中国名义GDP增速比实际增速偏低，事实上企业、消费者、包括资本市场都有体感“温差”，这不利于改善市场预期、企业利润、居民收入。

名义GDP增速低背后原因很多，但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和有效需求不足有关，所以要保持增长，还是需要发挥内需特别是消费的积极作用，因此，把提振内需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2026年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很自然的选择。另外，中国的投资大周期其实已经进入尾声，一些结构性的产能过剩问题比较严峻，因而当前拉动内需主要从两个角度，一是提升有效投资，再者是提振消费。

202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出口表现比较超预期，投资在前三季度表现还不错。2026年，出口可能会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或低于2025年，因此，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变得更重要一些。

这两年我们一直强调提振消费，也出台了一些政策，目前来看，您觉得效果如何？

消费是慢变量，不是说出台一些政策或者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就能立竿见影。可以把消费理解成居民可支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提振收入或者改善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需要时间，近几年，从短、中、长时间维度上都很重视，讨论什么样的政策举措或改革举措，能够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或者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但我觉得背后还是需要系统化思维。

最关键的挑战在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我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很多年都不到40%，而国际平均水平是56.6%（2023年），美国则接近70%，差距比较大，其中最大的瓶颈在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占比较低，另一方面，与供给侧也有关系，其实很多研究显示，中国居民的实物商品消费量情况并不悲观，比如，人均蛋白质摄取量、人均蔬菜摄取量远高于全球平均，但是为什么中国居民消费率会这么低，可能有些统计方面的原因，比如服务消费领域的统计数字、统计口径可能带来一些评估上的误差，进而低估居民消费率，但除此之外，更大的原因在于我们的价格偏低以及服务消费占整个消费比重较低，在这两项结构性因素驱动下，居民消费率就偏低了。可能要真正改变居民消费情况，需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这就需要打破“低价—低利润—低收入”的结构性循环，这个循环背后有很多供给侧的问题，有它的底层逻辑在。

这种底层逻辑可以谈一谈吗？

低价格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中国制造业有着强大的产能，某些领域供过于求。这使得厂商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他们会寻求成本优势，去“卷”，压制企业利润，也很难给劳动者提供更高的报酬。而居民可支配收入最大的来源就是劳动者报酬，这种情况下大家也不愿意花很高的价格购买商品或者服务，这就形成一个循环。这种循环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不利的。

如果“十五五”时期想打破这个循环，核心突破口在哪里？

第一点，我觉得可能需要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观。现在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强调GDP增长，这就会导致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比较容易单一化，都是投向能够迅速对GDP增长产生直接影响的项目。如果大家投相似的项目，重复性投资、低效投资下容易形成产能过剩，加剧“内卷”，很难形成合理的价格、带给企业合理的利润，最终会折射到居民收入层面上。改变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体系，需要更关注投资于人，把关乎提升居民福祉、人民满意度的指标比如可支配收入、消费率等，纳入考核指标体系，可能做起来会面临一些挑战，但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思考和部署，因为从长期看，指标体系本身是指挥棒。

另外一点，把提振居民可支配收入纳入到“十五五”工作的重点中来，执行力应该更强一些，改革举措更果断一些。

刚刚谈到供给端，在您看来，当前消费品和服务供给与居民的需求之间是否有差距？

从宏观经济平衡角度讲，供给如果等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说明整个宏观经济的循环比较通畅。长期以来，我们在政策层面包括各级政府工作导向都比较强调生产端，生产端是实物价值创造的过程，最终从价值创造到价值实现，还是靠消费。实际上，供给本身如果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是错配的，也很难转变成消费，因此，“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目前我们在服务消费领域缺乏好的供给，在一些能够提升人民群众福祉且有强烈需求潜力的领域，比如养老、医疗、教育等，在供应端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管是从技术创新、技术变革驱动，还是从商业模式创新驱动，如何提供有效供给，满足庞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很重要的。

您认为“十五五”时期可以从哪些方面提升居民收入？

这需要系统性思维，从多个角度、多个维度发力。当然，首先经济要保持平稳增长，特别是微观主体比如中小微企业要有活力，有就业才有收入。“十五五”期间要让居民可支配收入有明显改善，在政策导向、顶层设计上要有所侧重，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下，有时候政策导向特别是自上而下的“指挥棒”非常重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后续会有相关的一些实施手段有序推出，这对可支配收入的提升会起到一些效果。

当前地方政府层面GDP核算使用的是生产法，这个确实有它的优势，与过去强调增长、把建设重心放在生产端有关，一个大国首先要有强大的产能，才能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比较有利的态势。但未来，是不是可以考虑同时也使用收入法核算GDP？以劳动者报酬、企业盈利为核心核算指标并公开数据，引导地方政府更加执政为民，更加关注营商环境、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的改善，从导向上启动，最终使大家对居民增收、企业增利、营商环境改善、公共服务不断均等化等给予更高的重视。

再比如，当前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较低，占GDP比重仅为4%，美国这一比例高达16%-17%，这就需要我们建设比较健康稳定的资本市场。另外，完善农村“三权”市场化退出机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此外，我国存在比较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未来推动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这些对均等公共服务方面的需求还是很大的。现在很多人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如果让这些人在城市落户并享受均等公共服务，他们也会愿意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而消费意愿也会提升。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既能提升新市民与农民工的可支配收入，也能显著改善其边际消费倾向。

在您看来，“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其实前面说的很多问题的症结都跟房地产有关。要让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第一，应该把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作为2026年提振内需的一项重要内容，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情况与预期、内需等都是直接关联的。

具体怎么做，有短期、长期两方面考虑。短期的话，不管是财政还是金融，可能得为房地产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政府的态度应该更积极一点。从操作层面看，有没有可能在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层面上成立母基金，加上市场机构的参与和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直接参与租赁住房建设，或者收购存量商品房，或者新建住房，将其更新为租赁住房，培育成熟之后通过公募REITs或机构间REITs退出，形成“开发（购买）→培育→退出→开发”的投融资闭环。这样可以释放明确的政策信号，对房地产市场、存量市场提供有力的流动性支持，对缓解当下基本面和预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长期的话，从改革层面，可以推动房地产企业从开发商模式转变为运营商模式。现在讲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一般是指房地产开发投资，其实住房消费是服务消费中很大的领域，而我们的住房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是非常低的。另一方面，未来的居民可能也不一定愿意很早就让自己陷入买房的债务负担，怎么在供给端提供高质量的住房，让居民愿意租房，而不单纯只买房。房地产企业进而转变为运营商模式，提供有效的服务消费，这也是服务消费供给端的重要改革举措。房地产市场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从简单的投资拉动变成投资加消费共同驱动，从长远来看，这也许是中国房地产的新模式。■

文章来源于“澎湃新闻”

图文编辑：张洵

责任编辑：刘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