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的记忆书写

大胆地揭示、分析个人最隐秘的记忆，是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最显著的艺术风格，也是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1974年出版第一部作品《空衣橱》开始，埃尔诺就致力于书写私人记忆。在这部作品中，埃尔诺以“我”的口吻讲述了一位女大学生因意外怀孕而不得不秘密堕胎的经历。《空衣橱》中的“我”为虚构人物，但其中写到的秘密堕胎的经历，却是埃尔诺自己的真实故事。1963年，23岁的埃尔诺未婚先孕。在当时的法国社会，堕胎属于非法行为，女性没办法选择自主堕胎，埃尔诺在一个私人诊所的帮助下才实现了“非法堕胎”。这段痛苦的经历一直萦绕在埃尔诺的心头，不仅成为《空衣橱》的素材，还成为她的非虚构作品《事件》的创作主题。在《空衣橱》之后，埃尔诺又出版了两部小说《如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不是》《被冻住的女人》，都是以虚构人物讲述作者自身的真实经历。

然而，在创作其第四部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时，埃尔诺的记忆书写经历了重要的转向——这部作品以第一人称和不加修饰的直白语言讲述了其父亲最真实的故事，隐秘的，骄傲的，羞耻的，父亲的各种面貌都在埃尔诺的直白描述中跃然纸上。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非虚构写作，从此开始，埃尔诺不再以小说作为写作的体裁，而是以非虚构的“自传”来书写个人记忆。

产生这一转向，与埃尔诺在创作《一个男人的位置》时对于写作的反思有很大的关系。埃尔诺的父亲去世后，她想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父亲“平凡”又“屈辱”的一生。这时，埃尔诺已经写出了三部小说，她想沿用小说的体裁来书写父亲。但在写作过程中，埃尔诺产生了厌倦感。1977年时，埃尔诺写了100页小说，再也不想继续下去了。在后来的访谈中，她解释了这种“厌倦”：“我是一个来自平民阶层的叙述者……我不可能选择小说的形式，小说的体裁会让我父亲的真实存在变得不真实。”埃尔诺将小说看成“统治者”的语言，是知识精英加以修饰后的语言，而身份低微的父亲身在“被统治者的世界”，要更加真实地表现父亲的一生，“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具体的细节、通过我听到的话语来重建有关这一生的现实”。由此，埃尔诺选择了以年少时习用的“母语”和不加修饰的“平白行文”来书写记忆中的父亲，最终写出了这部可谓埃尔诺写作分水岭的重要作品。

埃尔诺将这种写作方式形容为“浸润”，在创作过程中，她拾得了儿时惯用的阶级语言、诺曼底方言，将其与自小就熟识的“生活环境、声音、母亲的笑容”联系在一起，用“自传”来揭示与社会现实紧密交融的“肉体记忆”。从《一个男人的位置》开始，聚焦记忆的非虚构“自传体”和“平白行文”的写作风格一直伴随着埃尔诺后来的创作，成为其作品的重要标识。

也是从这部作品开始，埃尔诺选择直面自己最私人的经历及最隐秘的情感、欲望，以真实的故事搭建起个人的记忆空间。“我极力避免虚构事件，除非是记忆错误，我写的事情连细节都是真的……其中的一切细节都经得起核实，不论是警方出面的调查还是传记作者的调查都可以。”“连细节都是真的”，在往后的写作生涯中，埃尔诺书写个人的真实记忆，勇敢袒露自己的私密体验，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埃尔诺的记忆书写大致分为四类：首先是关于成长记忆的书写，在《空衣橱》等三部小说和后来的非虚构作品《事件》《一个女孩的记忆》中，埃尔诺回溯了自己的成长经历，着重描写了少时的情感经历和堕胎的往事；其次是家庭记忆的书写，通过《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耻辱》等作品，埃尔诺记录了她的父亲和母亲的故事，在家庭记忆的书写中，埃尔诺凸显了自己“阶级跨越者”的身份，描述了“我”与父亲母亲因阶级差异而产生的种种让她倍感“痛苦”的隔阂；第三类是情欲记忆的书写，自1991年出版《简单的激情》，埃尔诺开启了爱欲写作，她在《沉沦》《占据》《年轻男人》等作品中，以直白的语言和赤裸的笔调记录了自己对于爱人的依恋，埃尔诺关于爱欲记忆的书写是其女性写作的重要体现；第四类是外部记忆的书写，在挖掘自身历史的同时，埃尔诺也关注外部生活，大到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事件，小到住所附近超市中的各色人物，都成为埃尔诺笔下的描写对象。

埃尔诺为何执着于书写记忆？她在访谈中曾有如下回忆：“在我的记忆中，记下日期的需要比写作的需要出现得更早。小时候，我在花园里埋下了一个装着我的名字、年龄和那一天的日期的盒子，想着在遥远的未来人们或许会发现这个盒子。而且，就像那些在墙上、栏杆扶手上留下到此一游的痕迹、首字母和日期的无名人士一样，我曾经也到处标日期……强迫性的需要，需要标记失去的时间，把它固定住，在各种意义上把自己变成历史。”

“记下日期的需要比写作的需要出现得更早”，这是埃尔诺对于童年时代的回忆，结合埃尔诺之后的写作经历，我们会发现这句话更像是一种象征——“标记时间”这一“强迫性的需要”是前置于“写作”的。就像埃尔诺在书写父亲时产生的创作转向，对她来说，对作品体裁和书写语言的选择，完全后置于真实记录和展现社会真相的最终目的。

的确，在书写个人记忆时，埃尔诺追求“用非个人的方式分析个人”，她侧重于以个人故事凸显社会现实，重构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就像她在回忆《一个男人的位置》的写作时所说的：“这个文本通过在叙述情节中嵌入的词语，展现了我父亲的视角，也展现了整个工人、农民阶级的视角。”埃尔诺将这种联结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写作方式称为“社会自传”。

在创作中，埃尔诺关注象征暴力的主题，揭示法国的阶层差异，描写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表现了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深切关怀。而正是有了这种从个人视角展现集体记忆的写作追求，埃尔诺不断发掘私人记忆，探索个体记忆中内含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并将个体记忆对接于集体记忆，“以写作介入现实”的效果也因此更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