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融，同心建：走出一条闽台融合乡村振兴之路

华侨大学：吴隽婕、汪东杨、谢亦芳、戴振梅、黄鑫玮、柯以可

1. 调研背景

1.1. 赋能：政策支持与基层落实

福建省乡建乡创政策阶段性演进构建了闽台乡建乡创的协同发展体系，自2009年颁布的《福建省促进闽台农业合作条例》颁布起逐步构建两岸乡村合作政策体系。2014年美丽乡村建设启动，依托台湾社区营造经验与福建本土需求形成互补性模式。至2023年《关于以闽台乡建乡创合作为抓手助力乡村振兴和两岸融合的指导意见》颁布，通过样板创建工程形成“项目示范—县域辐射—融合深化”的递进路径。这一政策链通过持续的制度供给与动态调整，最终演化出兼具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与两岸融合发展效能的新型实践范式。

在微观政策落实上，福建省闽台乡建乡创模式以习近平总书记“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重要指示为引领，自2018年福建首创以来取得显著成效。台湾团队凭借其先进的理念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提高村民的健康意识，为福建乡村提供专业服务；积极主动参与乡村日常治理，公共空间改造决策提供建议；牵头组织两岸民俗共庆活动，为两岸文化传承与发展培养新生力量，不仅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更增进了两岸同胞之间的情感交流。台胞从通过深度融入乡村生活，实现了基层政策的落实，为乡建乡创项目赋能。

1.2. 蓄力：福建地理历史环境与资源优势

在区域协同发展的大格局下，闽台乡建乡创合作在资源利用层面展现出独特优势与巨大潜力。福建乡村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农业发展和生态旅游提供了基础条件，众多古建遗存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文旅开发的宝贵资源。同时，乡村振兴专项扶持政策为发展注入资金、提供政策支持，两岸合作试点政策更是搭建了交流合作的广阔平台。然而，福建乡村在文化挖掘、项目运营等领域存在经验短板，难以将资源充分转化为优势；同时台湾地区本土就业市场狭小，团队的经验与技术难以充分施展，而福建恰好能为台湾团队提供实践舞台，二者在供需条件天然契合，为闽台资源双向流动的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1.3. 攻坚：闽台乡建乡创模式面临现存挑战

福建省闽台乡建乡创模式以习近平总书记“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重要指示为引领，引入台湾建筑师及文创团队提供陪护式服务，已构建起覆盖全省的实践格局，其案例经验甚至推广到邻省。但是当前该模式仍面临多重挑战：其一，主体韧性不足问题。台湾团队普遍存在流动性强、综合能力不足的短板，导致项目后期运营缺乏连贯性。其二，地方协调不畅、保障机制不完善常导致样板创建进度滞后。其三，合作多聚焦于传统乡村建设，对科技、电商等新兴领域的探索有限。其四，村民参与意识薄弱、两岸基层治理标准尚未有效衔接。

1.4. 提质：台湾团队为乡建乡创提供核心能力

基于以上问题，福建省谨遵习近平总书记指示，通过引入从事乡建、文创、农业、旅游等领域的台湾建筑师和文创团队，开展驻村陪护式服务，将营造经验转化为可落地方案。在社区营造过程中，台湾团队引导村民参与设计决策与村民共建共创；在资源活化过程中，台湾团队将社区营造与文化传承、民生服务结合，对乡村资源进行精准开发与空间活化。此外，台湾社区营造经验覆盖多元场景，让商业运营兼具人情味，并通过陪护式驻村将经验传递给大陆团队与村民，既提升乡村自主运营能力，保障项目长期可持续。

2. 调研方法

2.1.研究框架

图 1 研究框架图

2.2.研究方法

2.2.1.问卷调查法

首先整理大陆现行基本公共服务政策，运用满意度测评理论，参考建立在大陆台胞福利政策满意度测评模型，然后编制调查问卷。

为保证问卷结果的有效性，需要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采用以下统计方法来进行分析：一是信度、效度分析。即对调查问卷结果的有效性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以确保后续获取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二是运用描述性分析。对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和满意度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掌握总体分布情况。三是运用差异分析。将人口学变量特征和区域特征影响下满意度的差异进行对比，找到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满意度的人口学因素。

2.2.2.访谈法

对于通过问卷调查找出的台胞满意度不够高的福利政策内容，需要运用访谈法对其原因进行深入探究。根据问卷分析出的问题设计访谈提纲，与受访者展开深层次的交流沟通。拟从台企协、台青会、两岸婚姻家庭协会和有关高校选取台商、台师、台青、台配、台生等台胞代表以及联系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在此基础上提取并整理数据作为论据，采用量化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找到台胞福利待遇感知的影响因素，收集不同台胞群体和省级部门对提升大陆对台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议意见，最后针对如何提升大陆对台胞的基本公共服务推动提出可行建议。

2.2.3.案例研究法

选取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围头村、塘东村等闽台乡建乡创样板村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及档案分析，揭示台胞在闽社会融入过程中的多维度影响因素及其具体机制。不仅验证了研究假设，还发现了台胞社会融入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障碍，为后续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综上所述，案例研究法的应用增强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理解两岸融合背景下台胞社会融入的复杂性提供了有力支持。本研究调查问卷共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人口学信息统计，主要用于获取台胞性别、年龄、职业、居住地点、居住时间、家庭月均收入等信息，共8题。第二部分是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主要目的是获得在大陆台胞对当前大陆提供的福利政策的满意度情况并对台胞参与社区治理及目前大陆社会融入现状进行调研，主要包括社区治理、福利需求感知、福利比较感知及社会融入4个维度共30题。本文的问卷设计采取李克特五级量表，认可度设置为非常认同、比较认同、一般认同、比较不认同、非常不认同5个指标，分别赋值5、4、3、2、1分。

2.3.访谈调查

2.3.1.访谈地点

图 2 调研足迹

2.3.2.访谈对象

本研究以“台胞—政府部门—村落治理主体”三个维度确定访谈对象，以保证政策体验、制度运行与地方实践信息的完整性。第一类为直接参与闽台乡建乡创的台胞，涵盖台湾社区营造师、建筑师、台青创业者、在地民宿经营者、两岸婚姻家庭代表等，他们是政策红利的直接接受者，可提供福利供给与社区融入的真实感知。第二类为政策制定与执行部门人员，包括福建省住建厅、市及县住建局、财政局、文旅局、台办等单位的审批经办人、处室负责人及项目财务人员，其掌握制度设计、资金拨付与考核验收的全过程。第三类为村落治理主体，由样板村的村书记、村主任、返乡乡贤、村民代表及合作社带头人组成，对项目落地、村民动员与后续运营具有决定性作用。

抽样遵循“典型个案、最大差异”原则，在晋江市围头村、塘东村，安溪县上山村、石门村及金谷镇金谷溪岸五个省级样板村中，每村选取三名台胞及三名村干部，省市两级主管部门各抽取两名关键人员，并通过台胞协会、乡村振兴协会及高校台生社团补充台青、台商及两岸婚姻家庭样本，共拟访谈三十人。研究过程中将依据信息饱和度与项目进度动态调整名单，确保覆盖设计、施工、运营、评估全周期视角。

2.3.3.访谈内容

围绕政策落地、主体互动、持续运营三大环节设计半结构式提纲。对于台胞，关注参与契机与政策吸引力评价，资金申请、资质认定、施工许可、产权流转中的制度性障碍，陪护式服务机制满意度，项目收益分配与成本回收瓶颈，个人在闽社会融入变化，以及继续深耕或复制经验的意愿与支持需求。对于政府部门，聚焦乡建乡创决策流程与省—市—县—村四级资金拼盘结构，审批、考核、产权改革、产业导入中的风险点，现行政策在吸引台胞、保障权益、促进融合方面的空白或堵点，台胞与本地主体协作模式的制度改进设想，以及应对盆景化、一次性投入的后续赋能方案。对于村落治理主体，探讨项目启动前后村民发展预期与利益分配变化，宅基地流转、古厝修缮、公共空间使用中的诉求与矛盾，村集体在资金监管、业态招引、收益分红中的创新机制，台胞社区营造方法对村民自治的启示，以及实现产业与人才双留的路径与政策建议。

2.3.4.访谈方式

采用一对一深访与小组焦点座谈相结合的形式。台胞访谈在其民宿或项目现场进行，政府部门访谈安排在办公室或项目指挥部，村民访谈在党群服务中心或古厝院落展开。访谈时长六十至九十分钟，经受访者同意后全程录音，并于二十四小时内转录成文字稿。研究团队以围头红娘客栈、塘东海角一号、上山村凤山书院非遗活化等典型案例为线索，引导受访者回溯关键决策节点与情感体验。后期通过三角验证法交叉比对三方叙述，结合政策文本、财务票据与影像资料，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闽台乡建乡创长效模式。

3.调研事实

3.1.调研范围与团队构成

实践团以福建省泉州市乡建乡创样板县为重点，以九地市乡建乡创样板村为基础，累计调研10余个乡建乡创村落。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对话院前团队负责人、综合型团队代表及多位村书记，聚焦政策落地与两岸融合实践进行深度调研。

3.2.跨域台湾团队运作

由访谈得出，该乡建乡创建设村落主要由一支5-6 人含台胞和大陆成员的跨地域团队负责，驻村台胞依托驿站配合产业工作，通过兼具接待、两岸产品展售、议事功能的场景实现落地。实践中团队发现，所有数据需真实统计用于向省级部门提交汇报，但省级部门仅接收没有批复。

3.3.生活化融合实践

为响应融合要求，实践中团队发现，台胞与村民高频交流，设施改造时会主动听取意见适配需求。此外，台胞往返金门便捷，在大陆汇兑、取款相对便捷，但因运费高通常不寄送。

图 3 与青年台胞在特产商店访谈记录

3.4.政策体系与执行矛盾

福建省住建厅主导专项政策中提到“县-镇-村”三级项目每年不足30个，而大量政策资源向样板村倾斜，普通村多停滞于规划。且乡建乡创项目持续的窗口期短，团队需提前3-4个月筹备备方案且存在跨部门协作拉长周期的问题。

图 4 与“院前好时光”台湾团队负责人李佩珍访谈记录

3.5.地域差异与村民角色

通过调研村落发现，沿海与山区的改造路径存在鲜明对比，其中晋江的沿海村落因本身经济基础好，得以进一步创新“以修代租”的模式。而龙岩、三明等山区村落因财政紧张选择优先基建，其中多数村民劳动力缺乏改造经验，且山区老人多抵触改造，最终导向村民接受度低的困难局面，台湾团队只得完成基础改造，发展理念落地受阻。

图 5 与金谷镇副镇长张锦川先生访谈记录

4.数据分析

4.1.台胞社区参与的描述性分析

根据图 8提供的数据，台胞参与社区治理的频率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在参与频率上，每半年参与一次社区治理的台胞比例最高，达到了27.16%，显示出这部分台胞在社区管理中具有较为活跃的角色。相比之下，选择每年参与一次的台胞占比为18.52%，而每两年和三年参与一次的比例分别为1.23%，显示出随着时间间隔的增加，参与社区治理的台胞数量显著减少。另外，有51.85%的台胞表示他们从未参与过社区治理活动，这个比例提示了在大陆的台胞群体中存在着较高的社区治理参与度空白现象。

图 8 台胞社区参与的描述性分析

整体来看，尽管有部分台胞定期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但从未参与的比例相当高，这意味着在促进台胞社区参与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对于这一现象，可能的原因包括台胞对于社区治理活动的信息知晓度不足、参与途径有限或者是因为台胞自身对于参与社区治理的兴趣不高。为了提升台胞的社区参与度，可以考虑采取更多元化和有针对性的措施，如增加信息的透明度、简化参与程序、提供更多参与机会等，以期提高台胞的社区融入感和归属感。

4.2.台胞福利感知的描述性分析

表 1 台胞福利感知的描述性分析

基于表 1数据的分析，台胞对于大陆福利的感知总体呈现中等偏下趋势，尤其在教育服务、就业机会以及生活习惯适应度方面满意度较低，而在医疗卫生领域则显示出较为积极的态度。此外，台胞对于惠台政策改善生活质量的感知也仅处于一般水平。这些发现提示相关部门，在制定和实施相关福利政策时，应重点关注上述不足之处，并采取相应措施以提升台胞对福利供给的整体满意度。

4.3.社会融入的描述性分析

表 2 社会融入的描述性分析

根据表 2数据发现，台胞在大陆的社会融入情况呈现显著差异性，尽管大多数台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融入意愿及文化认同，但仍面临融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心理障碍。

4.4.回归分析

表 3 社会融入的多元回归模型

表 3报告了在控制性别、年龄、收入、居住时限、台胞原住地及受教育程度等变量下，自变量社区参与、保障感知、现状感知和比较感知对因变量社会融入的回归分析结果。

由整体回归模型上可知，本文中的自变量除比较感知外，其余三者均对台胞的社会融入有积极影响，其中社区参与与保障感知的正面推动效果最强。

5.研究结论

5.1.研究意义

5.1.1.理论创新：构建两岸乡村融合专属分析框架

现有乡村振兴理论多聚焦单一区域实践，缺乏针对两岸制度差异、文化同源背景下的协同发展研究；两岸融合相关理论则侧重宏观政策层面，对乡村微观场景的落地路径探讨不足。团队通过剖析闽台乡建乡创模式，揭示其如何通过制度衔接、文化共生、经济协作等多元维度构建两岸融合的协同机制，试探性地总结乡建乡创模式实践瓶颈并提供优化路径，以填补乡村振兴与两岸融合交叉领域的理论空白。

5.1.2.民生赋能：拓宽台胞参与大陆发展新渠道

“闽台合作乡建乡创的实践过程，就是两岸融合发展的过程”[ 闫旭.“最重要的是人”——台湾建筑师吴正隆的乡建乡创“药方”[J].台声，2024,(11):50-51.]。乡建乡创模式为台胞提供了规划、设计、产业培育等全程参与大陆乡村建设的渠道。台胞通过参与乡建乡创，不仅获得了实际利益，同时增强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团队探索台胞参与乡建乡创的权益保障和发展路径，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新思路，促进文化共鸣与情感联结。

5.1.3.实践突破：形成可持续可复制的乡建乡创操作范式

闽台乡建乡创模式注重“陪护式服务”与村民共治，结合政府政策支持与市场化运营，吸引台湾设计师、青年和企业共谋发展，形成村民全程参与设计、建设和管理，建设成果共享的标准化流程，增强了乡村凝聚力，有效避免了乡建乡创项目“昙花一现”的问题。针对台湾团队流动性强和两岸标准差异等痛点，团队总结出驻村机制为其他地区提供实践参考。

5.1.4.文化传承：激活闽台同源文化当代价值

闽台乡建乡创项目将文化传承融入商业打造，通过深入挖掘在地文化，将其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开发出一系列特色文创产品，以文旅产业融合等形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不仅强化了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推动闽台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软实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提供新范式。

5.2.局限性

5.2.1.样本覆盖的局限性

本次调研仅覆盖福建3县的15个村落，且沿海地区样本占比过高、山区案例较少，结论可能无法全面反映两岸乡建项目的区域差异。此外，访谈对象以台青团队、村委干部为主，缺乏对普通村民尤其是留守老人的深度访谈，导致村民视角的参与动机、文化认同等方面数据不足。

5.2.2.数据收集的时效性与情境依赖

在调研过程中，团队了解到部分台籍核心成员因管控无法常驻、团队实际运作与政策设计存在偏差，但研究未追踪此类事件的长期影响。且政策执行效果依赖对台湾团队驻村一年试运营期的短期观察，难以评估项目面临资金断链后的运营困境等可持续性问题挑战。

5.2.3.概念界定的模糊性

“两岸融合”一词在政策文件与实践中定义不一，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台办等权威文件与表述综合界定，其核心是以“两岸一家亲”为理念，通过“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路径，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增进同胞福祉，实现心灵契合，夯实和平统一基础。但在实践中，两岸融合多聚焦硬件改造，如晋江“以修代租”措施，缺乏对情感联结、产业协作等融合机制的理论深化。此外，乡建乡创项目与文旅产业边界不清，例如金谷溪岸艺术村案例中的文旅打造更偏向商业项目而非民生改善。

5.2.4.跨学科理论整合不足

本次调研涉及社区营造、文化产业、政策学等多领域，但未系统梳理台湾社区营造经验与大陆行政考核体系的矛盾的理论冲突，对文化资本转化的讨论停留在个案，未结合文化经济学理论分析资源变现的瓶颈。

5.2.5.实践落地的局限性

政策与资源存在脱节的问题，“惠台31条”等省级政策要求“全覆盖”的资金支持，但资金始终向成功样板的关系地倾斜，大多数普通村仅停留规划阶段，对此团队未提出资源分配的优化模型。此外，研究发现乡建乡创项目存在跨部门协作障碍，其中住建厅与文旅厅职能重叠，但团队未探讨出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5.2.6.可持续性评估缺失

团队未建立村民自主运营率、台青市场化存活率等长效评估指标，导致多数项目验收后无运营跟踪。此外，团队对“重建设轻运营”的批评未延伸至探讨平衡公益性与盈利性商业模式设计。

6.针对性建议

6.1.政策执行与资源分配的优化建议

为避免“一刀切”的资金分配模式，团队针对沿海与山区制定差异化执行路径，其中沿海地区可侧重文旅产业孵化，采取成功经验如“以修代租”模式，山区则优先保障基建与村民能力培训。为解决重建设轻运营问题，团队建议各村落可参考围头村的“五共”模式，通过设立专项运营资金池将项目后期维护费用反哺运营。

图 6 与围头村村委书记副书记访谈记录

团队针对政府部门功能重合问题提出简化跨部门协作流程的建议，各部门需整合审批权限，借鉴晋江“1办7专班”架构，设立联合审批窗口。此外，还可推广“三权分置”经验，允许闲置农房使用权流转，缩短乡建乡创改造项目的审批周期。

6.2.团队协作与台青参与的改进建议

为强化台青长期留陆保障，政府应落实医社保参保优惠，解决台青挂名获利问题，可参考围头村“免三减二”创业政策，为长期驻点台青提供住房补贴。乡建乡创政策可推动综合型团队跨域合作，以免导致台湾团队单打独斗而面临资源碎片化问题。

此外，各村落可设立两岸高校实践基地，通过设计竞赛、商业比赛吸引大学生参与建设，深化高校联动机制的同时弥补在地人才缺口。

图7 安溪凤城上山村-村委介绍台湾团队设计的新包装

6.3.村民赋能与可持续性的提升建议

对于村民缺乏建设技能与相关素质的问题，团队提出分阶段培育村民运营能力的方案。前期：可通过民主程序，如座谈会收集民众意见从而激发民众参与意愿；中期：可设立村民运营专班，培训本地大学生参与项目管理。后期：可建立村委、乡贤等主体共治模式。

图 8 与感德镇石门村工作人员实地调研

6.4.两岸融合的深化路径建议

各村落应挖掘自身资源禀赋，利用好在地文化资源，如围头新娘文化、保生大帝文化等，以文化支撑产业发展；还可组织海峡青草药研学等非政治性活动，突破官方活动局限，以文化认同促进融合发展。

图 9 围头村“五大驿站”项目

7.结语

闽台乡建乡创实践通过台湾团队陪护式服务将社区营造经验植入福建乡村，实现了从空间改造到文化融合的系统跃迁。这一过程挖掘了乡村资源禀赋、构建了乡村发展模式，为两岸融合提供实践样本。然而，财政补贴驱动的项目存在资金断链风险，部分村庄的盆景式改造暴露村民参与缺位问题，台青团队虽扎根乡村，但医社保衔接不畅等制度壁垒制约其长期留存。未来，需将政策红利进一步转化为长效治理机制，强化文化纽带，以创新激活内生动力。唯有将闽台乡建乡创从个案转向范式输出，方能为两岸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更具生命力的振兴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