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快”选秀20年后，她为什么还想拍他们？

前不久，腾讯视频上线了一部关于超女、快男、快女的纪录片《因为是想写成歌》，通过持续跟拍2005年到2013年间通过“超快”系列选秀出道的艺人，如何洁、黄雅莉、陈楚生、俞灏明、李霄云、黄英、曾轶可、李行亮、段林希、刘忻、苏妙玲、白举纲、宁桓宇、欧豪、左立等，看见他们当下的生存现状，以及他们在过去十几年间，如何找寻“自我”的心路历程。

节目播出后，勾起了很多观众的回忆，那些曾经“想唱就唱”的年轻人，那些曾被鼓励“做自己”的年轻人，在选秀之后有着不同的发展境遇。纪录片中，总导演朱凌卿、马昊记录了他们在当下生活与创作中的真实状态。作为选秀节目总导演的马昊，在纪录片中亲自出镜，她不仅串起了一个个的人和故事，也在拍摄过程中重新审视自我。

在纪录片收官之际，博客作者对话马昊和朱凌卿，聊起了《因为是想写成歌》的创作过程，以及在20年的时间跨度里，人们如何从集体记忆中回望自身。

对马昊来说，拍摄《因为是想写成歌》的过程像是一场自救之旅，她从最迷茫的时候出发，到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学会了反思和爱自己。朱凌卿觉得，这部纪录片的核心是“成长”，对于这样一个被永恒讨论的主题，至少对于马昊来说，她在观察他人成长的过程中，能更好地找到自我。

节目收官之后，马昊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自己最后的感受，“播完这个纪录片后，却像是一个开始”。故事里有很多遗憾，但她相信再过10年回看，作为第一部讲述2005年到2013年这一代“超快”系列选秀艺人故事的纪录片，“一定会更为珍贵”。正如节目正片所言：“每一个故事，都在我们遇见它之前就已开始，在我们离开它之后也并未结束。”

2007年，马昊是《快乐男声》西安唱区的导演。那一年，她在海选现场看到一个弹吉他的男生，声音干净得像没被污染过。她把他选了出来，后来他成了全国总冠军。那个人叫陈楚生。

2009年、2011年、2013年，她连续担任《快乐女声》《快乐男声》的总导演。那些年，几乎每个红遍大江南北的青春面孔背后，都站着马昊。

她是中国选秀体系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见过太多为了追梦的年轻的脸。有人从县城来，穿着颜色搭配夸张的衣服，唱一首跑调的歌，然后笑嘻嘻地离开。有的人就学过三个和弦，多了不会了，但就是想要写歌。有的人只是喜欢唱歌，没受过任何专业训练，跟着录音带就唱了。当然，总有人站在舞台上发光，台下千万人为他们疯狂，为他们投票。

对于马昊自己来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人生就是一条上扬的线。

高中保送上大学，毕业后误打误撞进了湖南卫视，加入《快乐大本营》，赶上选秀的黄金时代，又从湖南卫视离开到创立哇唧唧哇，再到做出《明日之子》系列，她一路都在风口上。

“我属于那只踩中了风口的猪。”她自己这么说。

然后，时代变了。短视频来了，人人都是导演。娱乐系统在快速更迭，但行业却在萎缩，她后知后觉，等真正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好像有些东西已经晚了。

她因此感到迷茫，什么都想去试试，身边有的同行甚至去短视频平台上班，就为了搞明白该怎么办。2021年，腾讯视频和哇唧唧哇开始做场景化真人秀《毛雪汪》，没想到节目竟然做起来了，今年已经是第五年。

但在马昊看来，那是“扛过来了”，行业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她还是不知道。她觉得赢得标准掌握在别人手里，节目的好坏被收视率、热度这些标准所评判，她感到慌乱又无助。2023年4月，马昊的父亲因病离世，这些情绪叠在一起，把她推进了低谷。

那段时间，马昊被这种痛苦纠缠，不得解法。2024年3月的一个深夜，她躺在床上，脑海里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噌”地坐起来，立马用笔记了下来。她写道：“我经历了中国选秀20年，无数爱音乐的孩子们，看着他们长大。他们是一种表达，一种热爱，一种力量。当他们走下那个最重要的舞台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也渐渐被遗忘。可是那种热爱是赤裸裸的。”

短的时代让年轻人可以被快速满足，但没有人探索真正的自我。那些通过“超快”系列选秀出道的艺人，那些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作为曾经离他们最近的人，马昊想知道他们如今怎么样了。将近20年过去了，她迷茫了，他们呢？他们的思考，他们的现状，会给她力量吗？

像是冥冥之中来自时光的一个礼物，马昊觉得，如果能把这些人的故事做成一部纪录片，似乎是可行的。

她把想法告诉了龙丹妮，龙丹妮很快将腾讯视频副总编辑李伦的微信推给了马昊，之后马昊又通过李伦认识了尤里卡工作室的导演朱凌卿。李伦是《十三邀》监制，朱凌卿是《十三邀》第1季到第6季的导演，他们还做了以哲学家陈嘉映为主角的思想类纪录片《解释鸿沟》。两个人都有着丰富的节目制作经验，对纪录片创作有着深刻的理解。

他们约在北京一家咖啡馆见面。见面时，马昊说了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朱凌卿：“以前我做综艺，不管成功不成功，都是在为别人做。为平台做，为大众做。但这一次，我想为自己做一个片子。”

纪录片《因为是想写成歌》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诞生的。马昊提到的“想为自己做一个东西”也成为纪录片想表达的核心命题——当外部世界变化不停，个体如何在其中确认自我的位置。

纪录片《因为是想写成歌》正式开拍前，朱凌卿向马昊提了一个要求，希望她必须亲自出镜。马昊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从业多年，她早已习惯了身在幕后。但朱凌卿没有放弃，他不断游说，最终马昊还是同意了。

在对博客作者的讲述中，朱凌卿这样解释他的坚持，马昊当时提到的“我想为自己做一个东西”，之所以打动他，就是其中“我”的重要性，这是纪录片的一个好的开端，马昊出镜能“作为一根绳子把这些散落在各处的快男快女们串起来”。

事实证明，在之后的工作和私下闲聊中，马昊的确逐渐流露出更多“我”的时刻，而让纪录片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故事性。

有一次她跟朱凌卿聊起当年选秀节目中的一个设计——选手互投，要写“本场表现最差”的那个人。马昊在节目中沿袭了过往节目的这个部分。从做节目的角度，朱凌卿完全理解，“这是一个多激烈、多刺激的内容，是好的电视”，让选手们在封闭的城堡里朝夕相处，付出真感情，然后再让他们互相评判、互相投票，这种张力，是收视率的保证。但马昊说，让那些十几、二十岁的小孩，在那样高压的环境里，做这样的事，她觉得太过严苛了，“那个选择，不对”。

朱凌卿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后来有一次，他故意跟李霄云提起了这个，他想测试一下，那些当年的选手，是不是真的在意这件事。李霄云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哇，她现在能说这样的话，真是……”朱凌卿说，那一刻李霄云释然了。他觉得这就是对的，“马昊的反思和变化，是这个故事里非常重要的一笔。”

另一个让他确信马昊应该出镜的理由，发生在纪录片刚启拍时。当时正好赶上湖南台的《时光音乐会》要做超女、快女主题，很多当年的选手都会参与录制，马昊和朱凌卿决定放弃试拍进入正式拍摄，朱凌卿带着团队去现场，想看看这些人跟马昊见面是什么状态。

他发现那些人见到马昊，没过多寒暄就可以进入对话状态，有的人坐下来聊天，没说几句就哭了。“那种东西，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不是真的”，拍了这么多年纪录片，朱凌卿太熟悉这种瞬间了，那个甭管有没有摄像机，都是真的。如果没有马昊，这些人的状态是不成立的，“凭什么我们刚一见面，他们就愿意说这么多、掏心掏肺？”但有了马昊在中间作为一个中介，这一切就都可以被理解。

随着拍摄的深入，马昊自己也开始表达更多。她为什么要拍这个？她遇到了什么问题？当她把这些说出来的时候，朱凌卿更加坚定，她必须在里面。她的故事，也是这个故事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个被优绩主义包围太久的人，如何在困顿中开始反思自己。”这是故事最好的讲述状态。

作为故事中心的人，马昊也经历了“找到最好的讲话状态”的过程，让她觉得很幸运的是，那件事发生在纪录片刚拍前两天。

当时她带着摄制组拍摄段林希、苏妙玲，她们在一个饭局上见面。席间大家谈笑正欢，快结束时，马昊起身送一些人先离开。就在她出去的这几分钟里，苏妙玲忽然看着段林希，她有点困顿地问向段林希，她分不清昊姐对她的关心究竟是真是假，段林希在旁边试图打圆场，但那个问题已经砸在那儿了。

朱凌卿后来回忆，当时他们的摄像和导演本来都有点意兴阑珊，苏妙玲这句话一出来，所有人的眼睛“哐”就亮了，这里面有事。

对于曾经的选手而言，马昊的形象是复杂的。她不是他们的母亲，却在几个月里扮演了“母亲”的角色。一面是残酷又激烈的竞争，一面是春风化雨般的关怀与温暖。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几乎本能的依偎着这个像大姐姐一样的女人。纪录片里，苏妙玲始终耿耿于怀的是，马昊对她的关心究竟是真是假，当她真的比较难的时刻，发现没有人来，她不敢去向马昊“求救”，她说不是一两个人面对这种情况，而是一代又一代的选手都是这样。

马昊回来后，面对了这个问题，她没有逃避，她开始聊当年的事。朱凌卿看得很清楚，马昊的反应里有自我防卫，有自我保护。但她开始说了，开始承认“大部分时候我做对了，可能有一些选择我也做错了”。

那一刻，苏妙玲和段林希的微表情变了，她们“get到了”。朱凌卿觉得，她们十几年前的感受，当时可能不被在乎，但现在被重新讲出来了，而且还是她们心里很在乎的那个人讲出来的，“哪怕只是某种程度的示弱或者致歉，心里也会放下挺多的。”

马昊很庆幸，那场饭局之后的谈话让她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状态。一开始她抱着的是“久别重逢的母女”心态去的，把自己放在家长的位置上。直到苏妙玲问出那句真情还是假意的尖锐问题时，她开始反思“家长”这个角色。后来，她再和那些曾经她带出来的选手们相处时，她能明显的感受到，孩子们长大了。

她不是家长，“我们其实是朋友”，她们的关系在如今进入了平等的状态。

那场饭局之后，马昊跟着苏妙玲回到了她的老家小榄镇。路边的风景一点点铺开，树木沉默地看着来客，苏妙玲哼着歌，她们忽然聊起了苏妙玲的哥哥。马昊说，她做这么多年选秀，见了那么多家长，对苏妙玲的哥哥印象最深刻。当年在马昊要签下苏妙玲时，对方只问马昊，如果有一天我的妹妹不红了，她有没有饭吃？

十几年过去，苏妙玲似乎没有成为大众意义上“成功”的艺人。从快乐女声的浪潮中被所有人瞩目，再到大浪退去，她渐渐了地失去了关注，一度甚至接不到工作。在和苏妙玲的哥哥吃饭的间隙，马昊忽然很感性地说，自己这两年也在成长，她才开始懂得真正的关心是什么。

小榄之行拉近了马昊跟苏妙玲的距离，她们一起探访了苏妙玲小时候住的老宅。老宅藏在小巷深处，是一栋上了年头的居民楼。外墙的水泥已经斑驳，楼道里昏暗逼仄，空气中有股潮湿的霉味，苏妙玲很多年没回来过了。

推开那扇门，屋子里几乎是空的。家具早已搬走，墙壁上留着曾经贴过海报的痕迹，地板积着厚厚的灰尘。但有些东西还在，门框上，有一道道深浅不一的划痕，从低到高，那是她从小到大身高的标记，是父母每年为她留下的刻度。墙上还贴着几张泛黄的动漫卡片，苏妙玲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她哭了，她说，小时候觉得这个房间很大，现在看，怎么这么小。她讲起那段日子，因为超生，父母被罚了款，要拼命工作还钱。家里没人照看她，就把她锁在家里。从早等到晚。没有人说话，没有地方可去，唯一的事就是等大人下班。

“做一个有用的小孩”曾经是苏妙玲对自己的要求，很长一段时间，她把音乐当作释放压力的渠道。经历过快女的突然上升，到现在慢慢沉寂，她对音乐有了更深的理解。成为我，而不是成为有用的小孩，是一件更为要紧的事情。

回访老宅那天后，苏妙玲告诉马昊，她现在一直在攒一笔钱，目标是180-200万元，她要用这笔钱做一张完全释放自我的专辑。最开始马昊觉得苏妙玲在开玩笑，后来她发现原来她是认真的，于是又花了半个小时劝说她。她列举了很多理由，说如果你想要你独特的声音被听见，不一定要做一张专辑，也不一定是这么多钱。但无论她怎么说，苏妙玲仍然坚定地微笑回答，“这些不是我想要的”。

后来，在社交平台上马昊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她这样写道：“我刚开始的时候跟大部分网友留言一样，表示非常不能理解。直到她眼里一直闪烁的光，突然让我想到一个人，世人眼中荒唐的堂吉诃德，我突然意识到，我跟她两人在说的就不是一回事，于是我停下了我爹味十足的劝说。就像堂吉诃德追逐着他的风车一样，这是他个人的理想，他会为此努力直到死亡，这个跟工作、事业、现实、成功都没有关系，是他自己的执念。一个人执着于一个很难实现甚至都不会实现的理想，大部分人会说他傻，而我在跟苏妙玲交谈之后觉得，好浪漫。”

她忽然理解了，十多年前那些存在于口号中的梦想，苏妙玲靠勇气、反思，切实地找到了，这些和名利无关。这让马昊开始反思，自己无论工作也好，生活也罢，长久地生活在现实里，忘了偶尔放下现实的规则和要求，拼命勇敢地做一件自己想要的事情是美好的。

对于朱凌卿来说，苏妙玲身上的这种生命力正是他做这个纪录片时想要东西。它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过程）”。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个场景是，苏妙玲去的录音棚在一个商住两用楼里，旁边就是卖小吃和外卖盒饭的地方，来来回回的全是骑手和快递。而当苏妙玲戴上耳机说“我先试试啊，我先来一遍，开开嗓”。她唱出前两句时，在场的人完全都被吸引住了。

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活法，黄雅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气，要救助自己内心的小孩，为自己开一场演唱会；在没有窗的房间里，李霄云写下了《窗户》这首歌，她无限地向内求，追求做自己，即便有时候会面临生活的窘迫。这个过程中，她们经历过怀疑，也经历过放弃。但难得的是她们通过音乐完成了对“我”的确认与坚持，这是珍贵的生命体验。

回到马昊最开始见到朱凌卿那天，在马昊聊完自己对于这部纪录片的创作想法后，朱凌卿问她：“拍这个纪录片想要追求的是什么？”当时马昊没有答出来。朱凌卿对她说，没关系，你会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答案。

2025年5月初的一天，彼时陈楚生正全力备战《歌手2025》，等他赶到见面地点时已经是深夜。第二天陈楚生还有工作，但他很温柔地等待马昊来。两个人聊了很久，聊输和赢，聊这些年走过的路，聊那些无法言说的时刻。

谈话中，陈楚生问了她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因为热爱，还是因为想赢？”马昊后来回想，如果早一年问她这个问题，她可能理解不了。拍了纪录片已经拍了快一年，她差不多和计划中的受访者都完成了拍摄，苏妙玲、段林希、李霄云、黄英、白举纲等，她从每个人身上都汲取了一些东西。有人让她学会反思，有人让她看到坚韧，有人让她重新理解什么叫活着。

马昊开始从最初的迷茫中浮出来，开始反思，开始成长，但见了那么多人，聊了那么多次，她好像总有一个东西卡在那里。陈楚生提出的问题，她自己从来没有真正面对过，但问题放在那里了，推着她去看。

她曾经历过那种一直赢的状态，让她很少去想别的事。“你处在赢的状态的时候，你更多的想的是我下一个要什么，我这个赢到了，我下一个去赢什么。”但赢的标准掌握在别人手里。收视率、热度、口碑——永远有下一个目标要去往上够。

那场聊天最后，陈楚生拿起吉他，唱了《她们》。歌里的她们带着梦想来，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有人离开，有人留下。里面有几句歌词是这样的：“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也很骄傲……这世间没有永恒的美丽 花儿你也别太在意。”

马昊哭了，她被抚慰到了。“对他的感动，对自己的感动，交织在一起。我觉得这些年的我好不容易啊。”朱凌卿后来分析，那场哭里有太多东西，对时间的感慨，对过往的回忆，对那个问题的面对，对那首歌的接收。但最重要的是被看见之后的眼泪。

2007年，马昊是西安唱区的导演，陈楚生也是第一次站上这么大的舞台。她把他从海选捞出来，一路唱进全国总决赛。总决赛那天，她在台下泣不成声。2025年，相隔18年，她来找他，带着自己的困惑和迷茫。陈楚生问了她一个自己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问题，这几乎像是一个命运般的时刻，“当年我给他开了一扇窗，过了很多年，我来找他，他又给我开了一扇窗。”

朱凌卿在旁边看着这一幕。作为导演，他见过太多被设计的感动，但他知道眼前这个不是。那个环境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染力在生长。

《因为是想写成歌》的庆功宴，马昊把大家都叫来吃饭。席间她和朱凌卿坐对面，突然说起一件事，“前几天我和我老板进行了一场对话，“关于工作，关于未来。这场对话，是我和她认识这么多年来，从我的维度觉得最平等的一场，因为我拍了这个片子，我能看见自己了。我就可以在工作中、在感情中、在生活中，把自己放在一个更自我的位子。我不会再失去自我。”

她对自己也有了一个新的确认。以前她说，我要做出正能量的、对社会有用的作品，那是向外的想法。现在她说，我要做出我觉得有意义的作品。从对社会有用，到我觉得有意义，这是从外向内的本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