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别”系列之三｜年国余

日前，周泰刑民交叉论坛第3期——“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别”在线上播出。本期论坛由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江溯教授担任主持人，还邀请到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田古律师、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何宝明律师、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年国余律师、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蔡诗涵律师，结合真实案例从多维度展开深度对话。

本文是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年国余律师的发言稿，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全文共： 4471字 预计阅读时间： 10分钟

年国余

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问题一：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含义

诚信是我们从小接受的道德引导，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欺诈更加盛行于世。所谓欺诈就是欺瞒、作伪，是一种很常见的社会现象。尘世之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从来都是混为一体的，日常生活中有多少人信奉“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这种自我保护肯定谈不上真诚；经济活动中又有多少人利字当头为了谋利弄虚作假，套路频出。

马克思说当利润达到10%时，资本会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时，资本会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资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时，资本敢于冒着绞刑的风险。这个论断放在资本家身上如此，放在大多数普通人身上也一样。所以，一旦有利可图我们所有人都是被欺诈的对象，也可能成为欺诈的行为人。

正因如此，社会治理中引导诚信摈弃欺诈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通常是首先对民众进行道德引导，我们熟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当道德引导无法做到全民诚信时，法律必须做出回应，发挥法律作为道德底线的作用。立法在不同的层面对欺诈进行规制，民事层面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商事活动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规定民事欺诈的法律后果；刑事层面，将一些欺诈行为升格为犯罪，作出更为严厉的评价。

民事欺诈就是由民商法规范和评价的欺诈行为，指的是在民商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或者第三方故意告诉虚假情况，或者在有告知义务的情况下隐瞒真实情况，使得一方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这种欺诈行为通常是出于追求某种利益，可能是经济利益，也可能是其他利益，可能是损人利己，可能是损人利他，也可能是损人不利己不利他。

我们可以对民事欺诈进行简单分类：

根据行为主体的不同，民事欺诈分为对方当事人欺诈和第三人欺诈，这两种情境下被欺诈的一方均因为欺诈行为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但是实施欺诈行为的主体不同，受欺诈人的救济方式不同，受欺诈而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法律效果也有不同。

根据欺诈行为方式的不同，民事欺诈分为积极的欺诈（即虚构事实）和消极的欺诈（即隐瞒真相），积极的欺诈通常表现为在合同的磋商过程中一方或者第三方故意告知表意人一些足以影响其作出最终决定的虚假信息，导致表意人信以为真而做出一定意思表示，消极的意思表示较为隐蔽，通常发生于乙方具有告知义务而未如实告知的情况下。

不管是哪一种分类，民事欺诈的基本要素都是一样的，即“行为人有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表意人因行为人的欺诈行为导致认识错误而作出意思表示”这要件中后者更为重要，这与民法保护意识自治的基本理念是相契合的，这某种程度上，相同程度的欺诈行为，在没有造成表意人认识错误的场景下不会引发法律后果，只有这种欺诈导致表意人陷入认识错误时才是民商法上可评价的民事欺诈行为。

问题二：欺诈行为的民刑差异

案例➡

前面两位同事对欺诈行为的民刑差异总结非常到位，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从行为人一方观察都是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但是通常会因为行为内容、程度和结果的差异导致定性和处理的巨大差异。

司法实践中法院认定一个行为为刑事诈骗，对罪与非罪的判定通常都是从上述三个维度进行。刚才两位同事提到的黄金章案如此，广为人知的物美集团创始人张文中被控诈骗罪案也是如此。

张文中被控诈骗罪的基础事实相信大家都不陌生，“2002年初，张文中得知国家对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实行国债贴息补贴政策，就与人商议申报，在初步咨询被告知这批国债技改贴息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国有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后，与张伟春等人商议决定以国有企业诚通公司下属企业的名义申报，并征得诚通公司董事长的同意，后来他们制作《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材料进行申报，一共申请了两个项目，物流项目和信息化项目，项目获批后物流项目因客观原因未按照规划实施，信息化项目实施过程中物美集团存在签订虚假合同申请贷款的行为，物美集团将获得3190万元国债技改贴息资金后用于偿还其他项目借款，在财务记账中将该资金记为‘应付人民政府款项’”。

本案一审二审均认定张文中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贷款贴息，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诈骗罪。2013年张文中出狱后不断申诉，终于在2018年由最高法提审本案，庭审中，有关键证人出庭就申报主体资格、项目真实性、资金用途等情况进行做证。

2018年5月31日最高法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张文中无罪。其改判的理由非常翔实，未脱离行为内容、行为程度、行为结果三个维度。

首先，被控诈骗行为的内容方面，项目申报过程中物美集团虽然以诚通公司下属企业的名义进行申报，但是其并未冒用诚通下属企业的名称，仍旧使用自己原本的名称，实质上并没有为了使自己具有申报资格而针对性的作假（虽然他们号称诚通公司下属企业的行为有这样的企图，但是客观上并不会起到这样的效果），当然，后来的事情真相“民营企业也有资格申报”这一事实的揭露更加使得这一“虚构事实”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贷款申请过程中，虽然信息化项目贷款中使用了虚假的合同，但是信息化项目的具体内容均已实施，贷款中使用假的合同充其量只能认定为使用借贷资金不符合约定，而非骗取资金。

其次，被控诈骗行为的程度方面，因为诈骗的程度由行为人的诈骗手段和被诈骗对象的认知共同决定，不同的诈骗方式其诈骗程度自然不同，相同的诈骗行为施加在不同的对象身上形成的程度也不一样。本案中的诈骗程度显然属于比较轻微的，因为本案的诈骗对象是国家行政机关的职能部门，具有高度的辨别能力和识别真伪的可能性，综合本案的诈骗内容，显然政府职能部门并不是因为虚构的事实才做出审批放行决定。

再次，被控诈骗行为的结果方面，国家实行技改贴息的目的是帮助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物美集团申报的技改项目或异地实施或已经实施，国家扶持技改的目的已然达到，经济账方面，物美集团取得的国债技改贴息资金虽然被挪作他用，但是始终明确记账，归于企业而非个人，该资金客观上扶持了技改，国家政策的目的没有落空。

问题三：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标准

案例➡

非法占有目的是欺诈行为构成诈骗罪的必要条件，也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一个核心要件。

行为的动机和目的都是行为人主观、内在的活动和状态，因此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老大难问题，也是最具争议的话题。目前大家达成的共识是必须以客观证据认定主观目的，即“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必须由客观证据予以证明，比如职务侵占中的做假账行为，职务侵占案中做假账通常都是出于掩盖资金真实去向的目的，使得他人无从查起，以确保其占有资金目的的实现，因此这种作假行为，作假的证据可以作为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

然而并非所有的作假行为都可以作为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叶某某被控合同诈骗案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叶某某合同诈骗罪一案中，原审法院仅以叶某某伪造第三方收据单一事实即认定其收取承租人租金尾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进而认定叶某某构成诈骗罪。这一认定显然是草率的，不准确的。本案中叶某某客观上确实实施了虚构真相的行为，租户也确实产生了错误认识，但是其行为的目的显然不是非法获得租户的租金，一方面租户已经取得租赁物并实际使用，另一方面叶某某的行为客观上增强了自己对第三方的支付能力，有利于租户承租权利的稳定实现。

该案后经省院再审改判叶某某无罪，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认定过程中要从交易的全局出发，不能仅以局部证据片面、武断地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最高检将该案列为涉民营企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再审典型案例，其典型意义在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在于准确审查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能简单以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便动辄以合同债权罪处理。

换个角度，这个案件的租户以欺诈为由要求返还租金尾款是否可行，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总的来说，民事欺诈的认定比刑事诈骗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要简单得多，当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的行为，只要该行为使得表意人陷入认识错误而作出意思表示，我们就可以认定行为人构成民事欺诈，但是刑事诈骗则不然，必须综合考量交易的整体，不能片面、武断地认定。

问题四：民事救济可能性与刑事诈骗

案例1➡

案例2➡

黄钰案与林某某案都是一度被判构成刑事诈骗罪，最终改判无罪的案件，共性是两案的说理中都提出“民事救济可能性”这个观点，仿佛“民事救济可能性”成了一种犯罪阻却事由一样，然而真相并非如此。

这两个案件虽然处理过程和结果类似，但是存在本质的不同。

林某某案，实际是中标公司的员工通过转包方式将项目交给第三方施工，中标公司作为对接和结算、收取款项的通道，项目完工后参与的个人因为利益分配问题发生争议，实际施工人因不服分配方案愤而进行刑事报案的案件。其本质就是一个施工挂靠项目中合作方利益分配不均引发的民事争议，根本就不是刑事案件。最核心的理由是，该案中被公诉机关列为受害人的B公司既不是报案，也不是所谓“民事救济途径”的当事人。因此该案是彻底的纯粹的民事纠纷，原本就不该作为刑事案件被追究。

反观黄钰案，争议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换句话说，该案刑民界限比较模糊，可以说稍微多走一步就是犯罪。被告人黄钰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60余万元，在占有该款项期间欺骗行为是持续发生的，就其当时多次隐瞒的客观而言是比较被容易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但是又由于该款项事实上又没有被转移和隐匿，并最终物归原主，导致站在事后角度我们很难去揣摩行为人当时的真实意思并得出唯一结论，在本案确实没有造成严重和恶劣的情况下，我们能看出原审法院就如何处罚表现得非常纠结，这也是原审报请最高院法定刑以下处罚的一个主要原因。

总之，欺诈行为定性和评价是随着其程度和后果的严重程度的升级螺旋上升的，一个欺诈行为可能因为程度或者结果的轻微而不发生法律上的效果，既不足以被民商法评价，那自然不足以放在刑事犯罪层面讨论；也可能只发生在民商法层面讨论的效果，尚达不到刑事评价的程度；也可能走得更远，由刑法来评价，但其界限应该是明确的，刑事诈骗是达到并且超过民事欺诈的行为，但是不能因为其某些方面的问题可以交由民事救济而成为出罪的理由。

律师介绍

欢迎点“赞”和“在看”，与朋友共享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