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么美：上山文化标识图谱——中华文明的万年奠基

2017年、2024年和2025年总共已三次去过浙江，其实浙么美的背后是浙么强，浙么有文化底蕴！从上山文化、良渚文明，到古越遗风、吴越交融，再到风流宋韵、阳明心学等等，这些跨越时空的文化坐标，共同铸就了浙江的根脉与底色！

浙江这片被时光与文化浸润的土地，闪耀着深邃灵动的光芒。从上山的稻种到良渚的玉琮，从古越的坚韧到吴越的融通，宋韵雅致、阳明心学，黄帝传说、和合智慧，丝瓷茶风雅……这些深植血脉的文化基因，构成了浙江独特的气质与活力。

2024年，浙江文化基因激活工程首次提出了上山文化、良渚文化等10大现象级省域文化标识，以此为基础，逐个文化标识开展专项解码研究，讲清楚“浙江的文化有什么”“这些文化是什么”，绘制文化标识图谱，初步构成了“何以浙江”的阐释体系。一起读懂上山文化标识图谱——中华文明的万年奠基。

一万年前，先民的脚步落在了浦江上山。他们在这里聚居，驯化水稻，进入饭稻羹鱼时代，开启了万年上山文化史的起点。

在浦江上山遗址的上山文化层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这里保存着万年前的古水稻田遗迹、成套石制收割加工工具，出土了掺有稻壳的红陶器——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的谷物酿酒证据。上山先民构筑的环壕聚落、中心台地的聚落特征，以及绘有太阳纹的彩陶片，共同书写了中国农耕文明的“第一章”。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指出，“上山文化”改写了世界稻作起源史，为东亚文明进程提供了关键坐标。其核心内涵主要包括：

1.中国农耕村落文化的源头

2.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3.世界上最早的彩陶

上山文化因多项考古证据被认定为中国农耕村落文化的源头：遗址中出土的木构建筑、环壕等遗迹，展现了东亚最早的初级村落形态，标志着人类从洞穴走向定居的转折。专家论证其聚落结构为“迄今最早的农业定居聚落”，考古学界泰斗严文明等学者更以“远古中华第一村”评价其历史地位，凸显了农耕与村落文明的肇始特征。

远古中华第一村

上山遗址的丰富遗存是定居生活的写照。浦江上山遗址中，考古发现了一组排列有规律的柱洞，这些柱洞是柱子腐烂后的遗迹，显示出当时人们挖坑埋柱，披盖茅草，建造房子，这预示着人类告别穴居后的第一个村落，在浦阳江畔出现。

上山遗址房址类型之一：柱列式。

1号房址，以挖洞栽柱的方式构建房屋，遗留下来的柱洞呈三排西北——东南向的分布，构成长约14米、宽约6米的建筑空间。

上山文化遗址中的房址（排柱式房址）

上山遗址房址类型之二：沟槽式。

2号房址，四段沟槽组合成长方形的墙基，残见一个3米×5米的沟槽转角，其中还发现了方形柱坑。

上山文化遗址中的房址（沟槽式房址）

聚落发展的一个特征是环壕的出现。环壕是抵御洪水、猛兽的侵袭，为聚落内部提供防护的主要设施。嵊州小黄山、永康湖西、义乌桥头等遗址都发现了环壕的遗迹。

这种聚落布局是上山文化定居社会的发展形态。它见证了定居生活在钱塘江地区萌芽、壮大的真实状态，是研究东亚初级村落的最早样本。

小黄山遗址环壕遗迹

小黄山遗址发现多条壕沟相互打破，而壕沟状遗迹内的宽窄不一、深浅不同的槽状遗迹，为其他遗址所未见。发掘者倾向认为，深浅不同，宽窄不一槽形结构，是为储藏采集食物而特意挖建的，槽底部用块石垫平固定的石磨盘是加工食物的工作台，倾向于是储藏、加工事物的场所。壕沟底部低洼处，发现较密集的圆形坑，坑壁陡直规整，坑底平整，直径、深度均为1米左右，这些圆坑与住房附近长宽2米左右、深1.5米以上的长方形深坑一样，应是储存采集的块茎、坚果的储藏坑。

义乌桥头遗址：环壕-台地遗迹

桥头遗址发掘区的东、南、北三侧为人工挖掘的环壕，中部围成略呈正方形的不完整台地，环壕的内沿保存基本完整，但外沿遭到古河道冲刷、近现代动土破坏，仅在东、南和西北角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存。环壕的宽度约10米至15米，深度约1.5米至2米。至跨湖桥文化时期，环壕一台地的原初功能消失，环壕遂被填埋，环壕中的废弃堆积主要为跨湖桥文化时期遗存。

永康湖西遗址考古发掘发现双重环壕迹象。

仙居下汤遗址考古发掘出距今9000年前的高等级墓葬。

上山文化是探索世界稻作文明起源的关键实证，其遗址群（如浙江浦江上山遗址）揭示了距今约1万年前的稻作农业遗存，被公认为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考古发现包括明确的水稻栽培证据、最早的定居村落遗迹及彩陶遗存，表明人类在此完成了从野生稻采集到驯化栽培的跨越。研究显示，约1.1万年前东亚稻作农业在此起源，修正了传统农业起源认知，并确认中国为水稻驯化的核心区域。

袁隆平先生题字：万年上山，世界稻源

上山文化出土稻遗存的鉴定结果表明，上山稻的栽培特征清楚，与野生特征并存，是稻作文化的初始状态。从早期到晚期，水稻的驯化水平明显提高，稻作文化稳步发展。具体表现在颗粒长宽比、小穗轴和植硅体三个方面。

上山遗址出土炭化稻米

野生稻和栽培稻的稻谷和稻米的长宽比存在差异，总体来说，栽培稻宽厚，野生稻细长，普通野生稻谷的长宽比在3.2以上；栽培稻长宽比在1.6-3.0之间。上山遗址夹炭陶中那粒形态完整的稻米，根据测量其印痕长宽比为2.7，而仙居下汤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长宽比为2.17，显示它们都不属于野生稻，都是原始阶段的栽培稻。

上山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

小穗轴是稻壳与稻梗的结合部。野生稻的谷粒在成熟后会自然脱落，因而小穗轴的轴面是光滑的。栽培稻收获时需要将穗粒从枝梗上强行扯断，这样小穗轴就出现了断疤。上山遗址出土稻谷的小穗轴上，具有野生稻和驯化稻特征的稻壳共存，可见处在稻驯化的初期阶段。

水稻是高硅植物，从土壤吸收了大量的硅元素，植物学上把这硅化的细胞称为植硅体。植物考古学家认为，水稻的驯化特征能够在水稻植硅体的形态变化中得到反映。野生稻扇形植硅体半圆形侧面的鱼鳞纹少于9且多变不规则，驯化稻一般有8-14个。研究发现，上山文化发现的水稻植硅体已经出现明显的粳稻驯化特征。

2024年，衢州市衢江区皇朝墩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遗迹。

上山文化不仅奠定了中国南方稻作文明基础，还与北方粟作文明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起点，其农业模式对全球半数人口的粮食体系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发现重塑了农业文明起源理论，凸显了长江下游地区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关键地位。

上山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考古学文化。经科学测定，其出土的彩陶距今9000年左右，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彩陶遗存。

上山文化彩陶以红彩和乳白彩装饰为主，口沿饰深红彩带，造型规整，制作工艺达到了较高水准。这一重大发现将彩陶起源时间大幅前推，改写了世界彩陶文化史。同时，这些彩陶胎体材料进一步优化，部分已呈现出原始瓷器的技术特征，为研究中国陶器向瓷器的演变提供了关键实物资料，展现出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独特的发展路径。

不同于华南更早期新石器洞穴遗址的夹砂陶，上山文化陶器以夹炭红衣陶为典型，晚期泥质、夹细砂陶器增加。成型及制作技术包括捏塑法、泥片贴筑法和泥条盘筑法（套接）等。其中最典型的是泥片贴筑和泥条套接技术。

平底堆烧示意图：泥条盘筑法、制陶场景图

从岩相学观察，夹炭陶质地以掺入稻壳类有机质和黏土为主，主要见于大口盆的制作。陶罐掺入有机质和石英质火山岩颗粒。有些陶器是以泥质和混合质为特征，泥质陶的质地不含石英颗粒或有机物，而以黏土为主；混合质则是泥质中掺入少量的石英及有机质。黏土基质均包含大量单晶和多晶石英、斜长石以及紫云母、闪角石等。分析还表明，陶器表面涂饰的红衣亦为黏土，与胎体相比，缺少包含五氧化二磷的草木灰成分，这与泥料的提炼及烧造过程中的氧化反应有关。

上山文化中期开始出现彩陶，以桥头遗址和下汤遗址最为典型。上山文化彩陶分乳白彩和红彩两种，器表装饰条带纹、太阳纹、数卦纹等。研究人员对桥头遗址的彩陶进行了化学组成、矿物组成、烧成温度以及吸水率等分析。

结果显示，彩陶的胎体和彩分别由不同原料制作而成，其共同特征是高硅低铝。陶胎原料为普通易熔黏土，其中含较高的磷元素，可能与添加植物来源的屏合料有关，胎体矿物组成包括石英、长石、黏土矿物、不透明矿物及部分泥质岩岩屑，红色陶衣的主体成分为赤铁矿，而白色陶衣和白彩为同一种包含石英、锐钛矿等矿物的高硅质黏土原料。

桥头遗址陶器胎体的烧成温度约为880摄氏度-900摄氏度，吸水率在8.20%-19.40%之间，平均值为11.45%。彩陶陶衣及白彩烧成时的受热温度不低于600摄氏度，存在二次烧成的可能性。

桥头遗址陶片陶胎显微结构

彩陶纹饰中出现的太阳纹、短线组合纹等图案，既展现了先民的艺术创造力，也暗示了早期精神信仰的萌芽。作为中华彩陶文化的重要源头，上山彩陶实证了中国早期文明的独立性与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