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账外账”里翻出3.7亿 他把税法讲成了故事

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摄影 杨涛 雷远东

一个有300万粉丝的网络主播，向直播平台支付620多万的推广费，销售收入只有160多万，谁会做这亏本生意呢？3月18日，在2026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现场，成都市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尹崇达分享了税务稽查部门从10个G数据中抽丝剥茧，翻出网络主播3.7亿隐匿收入的典型案例，让现场观众听得意犹未尽。

在尹崇达口中，复杂的案件、抽象的税法，总能化作引人入胜的故事——而这正是他多年来执法工作的日常。

尹崇达

10个G数据中抽丝剥茧 摸清3.7亿“隐匿账本”

“这起案件，最大的难点就是怎么把他的隐匿收入找出来。”尹崇达说，这起案件发生在2024年上半年，而距《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实施还有一个多月。“没有法律法规，我们无法强制互联网平台企业提供相关数据，带货的收入、打赏的收入，我们只能自己一点点去核实。”

调查组很快扑进案子，却发现一个棘手的现实：余某的生意，几乎没留下任何可供查账的凭证。采购从不开具发票，货款全走私人账户；销售更没人索取发票。粉丝们在直播间下单，钱从平台走，最后落到余某手里，整个过程像水渗进沙子里——购销两头，钱都在体外循环，传统的查账手段彻底失灵。

“他不留账，我们依然有迹可查。”调查组立即兵分三路：一组突击办公区和发货区，电脑全部取证；二组现场询问余某和核心人员；三组直接登录直播平台后台，实时采集店铺数据。通过多方取证，调查组从10个G数据中抽丝剥茧，最终锁定检查年度内余洋的真实销售收入达到3.7个亿，少缴税费超805万元。

最终，这起案件查补税款、滞纳金、罚款合计1430.75万元。

案子结了，但尹崇达想得更远。“余某这种规避平台、隐匿收入的手段，在网络主播里不是孤例。难点就在于收入如何确认？钱藏在哪儿？”他说，如今，不仅有了《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制度支撑，税务与公安、银行、外汇等八部门也联动了起来，常态化数据共享机制，让资金穿透成了可能，“‘隐匿账本’也走到了阳光下。”

尹崇达在活动现场讲述“说理式执法”

把“大道理”揉进家常话 税法不再冷冰冰

执法的变化，不只是技术手段，还有理念。

整个余某案的查处过程，说理式执法贯穿始终。从检查到审理到执行，税务稽查办案人员一遍又一遍地跟余某讲法讲理讲清。“要让他知道，处罚不是目的，规范才是。”最终，余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判决没有任何异议，及时查补税款、滞纳金和罚款。

这种“讲道理”的风格，也贯穿在他另一重身份里。

作为单位青年志愿服务队的骨干，尹崇达也是普法的主力军。办案的严谨态度，并不妨碍他讲故事的趣味。“干讲没人听，得让大家觉得跟自己有关系。”除了传统的问答释疑、沙龙交流，他还将自己参与调查的案子，写成短剧。

虚开发票的情景对话、“老总”和“会计”的争辩……一次又一次地试讲和改稿后，税法被讲进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里，不再那么冰冷。

从执法人员到金牌讲解员 他用老账本普新法

这些故事，也融入了展览讲解中。

尹崇达是四川税收发展陈列馆的金牌讲解员，从2021年展馆开放起，他几乎每个月都要讲解一次。一个半小时的讲解中，观众跟着他的讲述，在文物学税法。

每次走到一本20世纪50年代的税收老账前，尹崇达都会停顿几分钟，让观众看个仔细。

这是宣汉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税收记录。泛黄的纸页上，一笔笔数字依然清晰：1950年，税收完成224249元；1952年，增加到1310392元；1957年，达到2666005元。“这一分一厘，都是当年税务干部靠双脚走出来的。”这时，尹崇达会讲起一位80多岁的老税务党员鲜龙骑的故事。“我收税走过通天夜，睡过破庙子，有次脚被牛角刺刺穿，血流不止。”每次复述老人当年的这句话时，他的眼前总会浮现出那个背着挎包、跋涉在山路上的身影。

这份感动也通过他的讲述，传递到观众心中。“每次讲解完，听到有人感叹‘税收不容易’‘原来税收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着这么重要的作用’，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对于尹崇达来说，办案执法和普法宣传，看似一“硬”一“软”，内核却是一样：让税法被人看见，被人理解，被人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