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解放后，成立西安市领导班子，贾拓夫领衔，6位常委都有谁？

1950年1月19日清晨，钟楼的铜铃刚被晨风撩动，街口的报童扯着嗓子吆喝：“中央撤销陕甘宁边区啦！”不少市民愣在原地。这座在战火与古韵中并存的城市，刚刚经历八个月的解放期，又要面对新的治理格局。人们关心的不只是行政区划，更在意未来谁来掌舵。要说西安能在短短几个月里完成秩序重建，离不开一个鲜为人知的核心：1949年5月25日成立的中共西安市委常委班子，六人名单奠定了这座古都迈向新生的基石。

时间拨回到1949年5月。西北野战军甫一入城，第一件事便是设立军管会稳定局面，仅仅四天后，中共西安市委在西安府学胡同一处院落挂牌。贾拓夫从榆林乘吉普抵城，作为西北局秘书长的他，一身灰军装，一双布鞋，上车时还沾着黄土。就在那间简陋的会议室里，西安历史上首个六人常委班子敲定。

当年四十二岁的贾拓夫居首。这个出身陕西蒲城的老党员，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便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长。长征后，他辗转延安，参与筹划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被毛泽东称为“稳得住、靠得住”。一野攻入西安前夕，周恩来电示西北局：“西安得失关乎西北全局，需得老贾去坐镇。”于是，贾拓夫兼任市委书记、市长，既统筹城市接管，又要保证前线后勤，日夜灯火不熄。

张经武的到来，则让这支班子有了军旅血性。湖南酃县人，三十七岁，从晋绥一路打下来，枪林弹雨中锻出的参谋长，临时兼任西安市警备司令员。街头有谣言说“西安要变成大兵营”，他拍案而起，带着卫戍部队进驻城墙，把秩序恢复到能让商贩重新支摊。八月里，他接到命令，率部改编入十八兵团南下川北前线。临行前夜，他与贾拓夫握手：“一野要南下，你跟不跟？”贾哈哈一笑：“这回我先守城，你替我冲锋。”短短一句，道尽兵中豪情。

与此同时，方仲如在幕后埋头账册。江西新建人，却在陕甘宁一待就是整整十一年。抗战时期，他以肩挑马驮之力，把盐、布、药源源不断送进延安，被称作“行走的后勤部”。西安战尘初定，方仲如任市委第一副书记，同时分管财经。他常说：“没有饭菜，哪来建设？”两个月内，他把接管来的兵工厂改成民用修械所，失业工人重新上岗。1952年，贾拓夫调京，方仲如顺势接任市长，继续在预算表上和时间赛跑。

如果说贾、张、方三人撑起了西安市委的“前端”，那么董学源、屈志统、柯华则像暗流一样，维护组织、财政和舆论的稳定。董学源是延安时期“瓦窑堡小学”出来的老地下工作者，入城第三天就分批接管电台、报社。晚上灯下点着小油灯，他逐一审定报纸版面，生怕出现政策口径偏差。1963年调任西北局监察组副组长前，他已干了十四年纪委书记，“董老较真”成了同僚对他的统一称呼。

屈志统的履历横跨川北与陕北。巴中老区出身，十五岁入川东红军，熟稔财务。西安解放后，他在军管会公产管理处负责企业接收。那时，城里大小工厂林立，他带着工作队白天清点仓库，晚上挨家挨户张贴“安业告示”。三个月内，完成国民政府时期六百余处公产交接。后来他被调到北京出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在中南海仍保持着“川北娃子”口音，遇事总说“讲政策，也要算细账”。

最年轻的常委是柯华。广东普宁人，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骨干，三十出头就成了西安市委宣传部长。西安城墙脚下，他组织版画队、戏曲团、巡回电影队，一条街一条街做工作。柯华善说英文，与苏联专家对接农机修造厂事务时，洋专家听得直竖大拇指。1954年，中央抽他进京，旋即派驻缅甸、英国，在国际场合周旋自如。直到晚年，他仍以陕西口味的羊肉泡馍招待来访友人，笑称这是“西安味儿的外交”。

有意思的是，这六人后来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轨迹。贾拓夫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在冶金工业部、复旦大学等单位辗转；张经武转战西南，参与解放西藏，身居要职，却始终保留晋绥老区的豪迈；方仲如则把一生交给了财贸体系，1962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董学源扎根纪检监察，离休后仍为陕西党史口述补档；屈志统在对外合作的会议室里忙碌到花甲；柯华更以驻英大使的身份见证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最初交往。六颗星，闪耀方向各异，却同属一片夜空。

试想一下，若无这样一支班子，初解放的西安恐怕要走多弯的路。那年头，城市人口不足三十五万，水电供应时断时续，通往外界的铁路桥梁刚刚炸毁不久。一纸《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贴上墙的那一刻，老百姓心里虽生出希望，却仍有惴惴。常委们分工合作：军队守秩序，财政稳物价，宣传疏民心，组织部门则保证机关“干部带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半载之后，夜市再现，钟楼的灯也亮了。

当然，遗憾的是，关于这六人的合影已经很难寻见。档案管理员回忆，当年市府大院里确实拍过一张长桌会议照，可惜“文革”时散佚。仅存的，是各自分散的个人照片和零散的手迹。但从他们的人生轨迹，还能拼凑出西安政权早期的轮廓——革命根据地旧将、正规军悍将、金融干才、地下党骨干、外交新锐，兼容并包，恰恰是新政权最初的模样。

有人说西安之所以能在1954年被列为中央直辖市，离不开这六位的打底。的确，修缮了城墙，接管了重工业，稳定了京广、陇海线的交通，把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一步步铺开，他们交出的成绩单，让中央心里有了底。只是行政级别终需服从国家布局，同年西安划归陕西省领导，但那段直辖时期所造就的基建、教育、科研底子，直到多年后依旧受益。

如今翻检西安城旧档，六个名字一次次出现，他们在不同岗位留下的批示、手迹、调令，仍能让人感到那股紧张而奋进的时代气息。无论后来职务多高、经历多曲折，所有人都承认：在西安的那几个月，是他们一生最为“接地气”也最考验本领的时光。曾有人问贾拓夫：“您在中央日理万机，可还记得西安？”他摆摆手：“忘不了，那里是我重新出发的地方。”此话被秘书顺手记在日记，成了研究者如今难得的口述材料。

从战火硝烟到城市重生，这支常委班子只在一起并肩三百多天，却完成了“建立机构—接管城市—恢复秩序—衔接中央”四重任务。档案显示，1950年2月向中央汇报的第一份《西安市近期工作要点》，署名正是这六人：贾拓夫、张经武、方仲如、董学源、屈志统、柯华。文件后附的长达二十页附件列出了拆除伪政府机构、清点机床、整顿币制、恢复自来水厂等八十余项细务，行文用字质朴，却字字见功。

对比之后几十年的西安巨变，这份名单或许显得陌生，但在那个黎明时分，正是他们撑起了城市的门面，也为后来无数建设者奠定了起跑线。撤销陕甘宁边区之后，西安的行政隶属几经变化，唯独不变的是那座钟楼定时敲响的鼓声，以及在每一个转折点上，总有人走上前来，接过旗帜，继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