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那一豆温润光晕 | 赵畅

上虞曹娥街道严村凤凰山

当我走进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博物馆，与一尊西晋青瓷三足灯盏相遇时，我颇为震撼。我惊奇于古人的智慧，我惊艳于上虞作为世界青瓷发源地的魅力，甚至觉得这只青瓷灯盏把整个博物馆和我的内心都点亮了。

1984年出土于上虞曹娥街道严村凤凰山的这尊西晋青瓷灯盏，抖落满身的尘埃，向世人展示着一段千百年前的画卷。此盏器由油盏、灯柱、承盘三部分组成，油盏与承盘由灯柱连接，烧结在一起。馆藏青瓷灯盏不少。除了各个朝代因不同的审美要求而工艺有着简朴与繁复、工整与灵动的区别以外，实用功能都必不可少。

作者所写的西晋越窑青瓷灯盏

“孤檠秋雨夜初长，愿借丹心吐寸光。”我无法获知灯盏起源的确切时间，但深信当人们不再单纯地用柴薪取火生光，而是寄希望于用更节约方便的方法来获取光源之时，也便有了灯盏的诞生。美术评论家陈履生曾经说过，人类保留火种，保留在晚间能够照明的灯光，就发现了用油脂或者其他能够延续火种照明的方式，这就有了最原始的灯具。从最早的自然形态盛放油脂的凹形石头或蚌壳，到新石器时代出现的陶豆；从作为一种盛食物的器具，到灯的雏形以及独立地作为照明工具的灯的出现，人类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开始将审美注入自己的制造品之中。

以今人的眼光观之，原始的灯盏很简陋、很粗糙，点燃后的灯光也显得如此微弱。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进程中，这是一次大大的进步。在那个人类与青瓷灯盏做伴的年代，一俟黑夜有了亮光，在木门的缝隙里，在檐头横梁上，在花格漏窗间，光线便如水流般漫溢，缓缓流淌，久久地在屋内盘桓，让人们的学习、生活和劳作超越了时间的界线。

上虞博物馆里的青瓷展品

在青瓷灯盏出现之前，陶灯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尔后，贵族人家更是选择用青铜制作灯盏。但随着青瓷在上虞的曹娥江畔诞生，青瓷灯盏渐渐取代了陶器灯盏和青铜器灯盏——毕竟，青瓷器不吸油、耐酸碱，不易沾染污垢、隔热性能好，而且价廉物美。“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盏最省油。”陆游的笔记印证了青瓷灯盏的魅力。

从青瓷生产的发展轨迹看，青瓷灯盏始于东汉，盛行于三国以后。到六朝时期，灯盏的造型已基本定型为油盏、托柱、承盘三个部分。油盏，用于储油；托柱，既是为了增强灯盏的立体感，也是为了拓展灯光的辐射面；承盘，则是起着稳固的作用。油盏中，只要储上油并放入灯芯，也就可以用来照明了，自然也可以根据空间的大小和实际需要决定灯芯的多少。事实上，使用多瓷管灯芯的青瓷灯盏也多有出土。如上虞窑寺前窑址曾出土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五管灯，灯为碗形，内底置五管，管底部镂空，灯油由此流入；管口呈锯齿状，便于搁置灯芯，可谓与时俱进、匠心独运之作。

渐渐地，古人开始在灯盏装饰上动脑筋，从而令青瓷油灯的釉色与造型绽放出新的芳华。“夺得千峰翠色来”的晶莹滋润的釉色，恍如在琉璃世界中幽幽地延伸，一俟与造型装饰相碰撞，也便“美美与共”了。青瓷油灯的装饰性更多体现在油灯中部那灯柱的变化上，灯柱常融入熊、牛、狮、俑人等造型，并基于分量充足、底盘沉稳的实际需要，提升了审美性的同时也就此省去了承盘。1983年在上虞区梁湖街道罗岭村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西晋青瓷立俑灯盏，由罐、俑两部分组成。罐为敛口，扁圆腹，圆饼形足，肩置四个横条形耳，罐的肩腹部戳印菱形纹。俑头四周各有一发髻，闭目，手握环状物，着对襟衣，衣袖及两侧饰联珠纹。青黄色釉，俑身修复黏合。那釉色之光与装饰之美的碰撞，可谓精美绝伦。

西晋越窑青瓷堆塑罐

西晋作为越窑青瓷的第一个发展高潮，之所以将一些猛兽装饰其上，除了人们的观念中认为它们属于瑞兽、灵异之兽，盖有辟邪驱秽、祛除不祥之功效外，也源于外部环境。诚如瓷器专家叶生所言：“西晋时，北方连年战乱，国土分裂，动荡的社会给人们带来了恐惧与不安。于是人们寄希望于神兽，企求它们给人间带来安宁、祥和。”青瓷灯盏的上述设计制作，恰恰是古人祈求国泰民安愿望的自然流露。

晚于油灯使用的青瓷烛灯也堪称一绝。据绍兴市上虞博物馆研究员杜伟介绍，三国西晋时期烧制的青瓷烛台，有狮、熊、羊等动物造型（上有插蜡烛的插口），其中以狮形烛台（也有狮身上坐人的造型）居多，上虞出土的一尊狮形烛台就是一尊典型的西晋时期的越窑青瓷狮形烛台。狮形烛台也被称之为“辟邪烛台”，因为它迎合了世俗之需。

人类发明并使用灯具，其实就是一种文明物候、一种文化天性，我们循时而动，无可更改。真得感谢那青瓷灯盏，让今人从它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历史传承、文化熏染。

越窑青釉四凤系瓷盘口壶局部

原标题：《远古那一豆温润光晕 | 赵畅》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栾吟之

本文作者：赵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