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共隐蔽战线史料》《中央特科档案》《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资料》及相关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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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秋天的南京，秦淮河两岸的梧桐叶开始泛黄。
夫子庙附近的小巷里，人来人往，小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在这条不起眼的巷子深处，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正在收拾自己的杂货摊位。
老人穿着打满补丁的旧衣服，衣领已经洗得发白。他的头发全白了，佝偻着腰，脸上布满岁月留下的沟壑。
摊位上摆着些零碎杂货——几盒火柴、几包香烟、针线、纽扣、肥皂之类的日用品。生意并不好，一个上午也卖不出几样东西。
邻居们都知道这个鲍老先生，人很和气，从不与人争吵。他话不多，偶尔有人跟他攀谈，他也只是笑笑点头。
谁也想不到，这个靠卖杂货度日的老人，曾经在上海滩叱咤风云，手握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权。
这天下午三点左右，几个身着制服的公安人员走进小巷。
他们径直朝老人的摊位走去，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领头的人拿出证件，神情严肃地问道："你就是鲍君甫？"
老人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波动。他看了看那张证件，又看了看面前的几个公安人员，缓缓点了点头。
公安人员说道："有人举报你曾担任国民党特务，请跟我们走一趟。"
老人没有辩解，也没有惊慌。他平静地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转身收拾摊位上的东西。
围观的邻居们议论纷纷，都不敢相信这个老实巴交的鲍老先生会是国民党特务。
老人被带上了公安局的车。透过车窗，他最后看了一眼这条住了两年多的小巷，目光平静得如同一潭死水。
南京市公安局的档案室里，工作人员翻出了鲍君甫的档案。
档案很厚，里面详细记载着他的履历：本名鲍君甫，化名杨登瀛、刘君珊，1893年生于广东香山县。
1928年加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1929年被正式任命为驻上海特派员。
档案上还贴着一张老照片，照片里的男子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气度不凡。
看守所的牢房里，鲍君甫坐在硬板床上，望着窗外的一小块天空。
审讯人员来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拿着厚厚的材料，详细询问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工作经历。
他始终保持沉默，只是偶尔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承认自己确实在调查科工作过。
审讯人员拿出更多证据——与陈立夫、张道藩的来往信函，调查科的工作报告，还有一些关于抓捕行动的记录。
这些材料证据确凿，铁证如山。按照当时的政策，这样的身份，这样的经历，足以判处死刑。
数月后，法庭开庭审理鲍君甫案。旁听席上坐满了人，许多都是当年受过国民党特务迫害的群众。
他们用愤怒的眼光盯着被告席上的老人，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
公诉人站起来，宣读起诉书。他详细列举了鲍君甫的罪行：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特派员，负责镇压革命活动，参与抓捕共产党员，抗战期间担任汪伪感化院院长。
每一条罪行，都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相关人员的证词。
审判长翻阅着案卷材料，神情严肃。他看了看被告席上的老人，问道："被告对起诉书所列罪行，有何辩解？"
鲍君甫缓缓站起身，摇了摇头，没有说话。他知道，自己的双面身份是绝密，当年的单线联系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证据。
知情者只有周恩来、陈赓等少数几个人，而他们现在都在中央工作，远离南京。
审判长宣读判决书："被告鲍君甫，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要职，从事反革命活动，参与镇压革命群众，抗战期间为汪伪政权效力。经本院审理查明，证据确凿，罪行严重。依法判处被告鲍君甫死刑，立即执行。"
法槌敲响，旁听席上响起一片掌声。就在这一刻，鲍君甫突然开口了。
他的声音虽然苍老，但异常坚定，在法庭里清晰地回荡。那一句话说出口，整个法庭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震住了……
【一】早年求学与思想启蒙
1893年，鲍君甫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
这个沿海县城商业发达，对外贸易频繁，西方的新思想很早就传入此地。鲍家在当地经营茶叶和丝绸生意，家境富裕，重视子弟教育。
鲍君甫从小聪颖好学，六岁开始在私塾读书。他的启蒙老师是个开明的老秀才，除了教授四书五经，还会讲一些西方的新学。小君甫对这些新鲜知识充满好奇，常常缠着老师讲西洋的故事。
十岁那年，鲍君甫进入县城里新办的洋学堂。这所学堂由归国华侨创办，教授中文、算术、英文、地理等科目。
鲍君甫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特别擅长语言学习。他的英文说得很流利，让老师们刮目相看。
1910年代初，正值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思潮席卷全国。
十七八岁的鲍君甫深受影响，常常和同学们讨论国家大事。
他们读梁启超的《新民说》，读邹容的《革命军》，心中充满了改造社会的热情。
鲍父见儿子聪慧有为，决定送他出国深造。
1913年，二十岁的鲍君甫告别家人，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他要去东京，进入当时远东最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早稻田大学。
在轮船上，鲍君甫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海岸线，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
他想起父亲临别时说的话："君甫，你出去是为了学本事，学成之后要回来报效国家。咱们中国人，不能总是被洋人欺负。"
抵达东京后，鲍君甫先在语言学校学习了一年日语，然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
早稻田大学是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校风自由开放，许多中国留学生在此就读。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曾在这里求学。
大学期间，鲍君甫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除了专业课程，他还选修了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课程。图书馆成了他最常去的地方，经常一待就是一整天。
那个年代的日本，正值大正民主时期，各种思潮激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理论在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
著名学者河上肇经常在各大学巡回演讲，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鲍君甫多次聆听河上肇的讲座，被其深刻的社会批判所震撼。
鲍君甫开始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籍，他都认真研读，在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做着笔记。
这些理论著作中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让这个来自中国的青年深受震撼。
在东京的十年，鲍君甫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进步的世界观。
他加入了在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读书会，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命运。
他们谈论如何救国，如何改造腐朽的社会制度，常常争论到深夜。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日本。留日学生们群情激愤，纷纷组织示威游行，声援国内的爱国运动。
鲍君甫也积极参加，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说，痛斥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卖国行径。
同年秋天，二十六岁的鲍君甫学成归国。他带着满腔热情和一肚子学问，准备投身到改造中国的洪流中去。
轮船缓缓驶入上海港，看着外滩高耸的洋楼和熙攘的人群，鲍君甫心中既兴奋又忐忑。
【二】上海滩的立足与结识陈养山
回国后，鲍君甫凭借流利的日语和丰富的学识，很快在上海一家通讯社找到了工作。
这家通讯社专门收集日本方面的新闻资讯，鲍君甫负责翻译和撰稿。他的文笔犀利，见解独到，很快就在新闻界崭露头角。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也是各种思潮汇聚的地方。
租界林立，洋行遍布，既有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也有贫民窟里的悲惨世界。这种强烈的对比，让鲍君甫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工作之余，鲍君甫常去书店和咖啡馆，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参加各种进步团体的活动，关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还为一些进步刊物撰写文章，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消息传到上海，进步知识分子们深受鼓舞。
鲍君甫经朋友介绍，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当时国民党广泛吸收进步青年入党，许多共产党员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鲍君甫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同情共产党的主张，认为只有彻底改造社会，才能救中国。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英国巡捕在南京路开枪，打死打伤数十名示威群众。消息传出，全城震怒。
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鲍君甫积极投入到五卅运动中。他参加游行示威，撰写檄文，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
在一次集会上，他认识了青帮成员、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
杨剑虹也是广东人，比鲍君甫大几岁。他在上海滩混迹多年，人脉广泛，既和工人有联系，也和租界当局、帮会势力都有往来。两个老乡一见如故，很快成了朋友。
杨剑虹性格豪爽，讲义气，虽然是帮会中人，但同情革命，支持工人运动。
他对鲍君甫说："君甫兄，你有学问，我有关系。咱们联手，一定能干出点事情来。"
两人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讨论时局。
杨剑虹告诉鲍君甫许多上海滩的秘密——哪个洋行老板支持工人罢工，哪个买办勾结帝国主义，哪个军阀在租界藏匿。
这些内幕消息，让鲍君甫大开眼界。
192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找到鲍君甫。
这个人自我介绍叫陈养山，说是仰慕鲍君甫的才华，想请他教日语。鲍君甫看他举止文雅，谈吐不俗，就答应下来。
从此，陈养山成了鲍君甫的常客。他每周来两三次，名义上是学日语，实际上更多是聊天。
两人谈论文学、哲学、政治，无所不及。渐渐地，鲍君甫发现这个"学生"见识不凡，许多问题看得很透彻。
陈养山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负责向各地转运广州的进步书报杂志。
他租住在四川路虬江路口的鸿庆坊，那里是个比较隐蔽的地方。
陈养山常将《中国青年》《向导》《语丝》等进步刊物送给鲍君甫。
这些杂志上刊登着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
鲍君甫读后深受启发，与陈养山的讨论也越来越深入。
有时候，陈养山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收到学生们寄来的材料和刊物，需要有人帮忙去邮局领取。
鲍君甫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他凭借自己在上海滩的关系，还帮陈养山在公共租界找到了几个安全的收信地点。
通过陈养山，鲍君甫认识了更多的进步人士。沈雁冰(茅盾)、陈望道、敖景象等人，都成了他的朋友。
这些人的共同点是：都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鲍君甫逐渐意识到，陈养山和这些朋友的身份不简单。他们很可能是共产党员。
可是鲍君甫并不在意，反而更愿意与他们交往。在他看来，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是真心为国为民，就值得支持。
1927年初，上海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北伐军节节胜利，上海的工人运动也如火如荼。
鲍君甫感觉到，一场大的变革即将到来。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革命的胜利。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彻底打碎了他的幻想。
【三】四一二政变与艰难抉择
1927年4月12日凌晨，上海滩笼罩在一片诡异的寂静中。
天还没亮，街上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喊杀声。武装分子冲进工人纠察队的驻地，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
鲍君甫被枪声惊醒，打开窗户一看，只见街上一片混乱。他心里一沉，知道出大事了。
果然，白天传来消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接下来的几天，上海滩血雨腥风。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被捕，许多人被秘密处决。
街头巷尾到处是巡逻的军警，租界当局也协助抓捕"赤色分子"。
鲍君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养山。他立即赶到鸿庆坊，发现陈养山的住处已经人去楼空。
邻居悄悄告诉他，陈养山昨晚就连夜搬走了，不知去向。
鲍君甫松了一口气，至少陈养山暂时是安全的。可是其他朋友就没那么幸运了。
几天之内，他听说好几个熟人被抓，有的甚至被就地枪决。这种残暴的镇压，让鲍君甫既愤怒又恐惧。
更让鲍君甫痛心的是蒋介石的背叛。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口口声声要革命的人，竟然会对革命同志举起屠刀。鲍君甫对国民党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一天，鲍君甫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严厉批评蒋介石的独裁行为，称其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这篇文章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几天后，鲍君甫被抓进了看守所。
看守所里阴暗潮湿，挤满了被捕的革命群众。鲍君甫被单独关在一间小牢房里，每天都有人来审问他，逼他交代与共产党的关系。
鲍君甫坚决否认，说自己只是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并没有参加共产党。
幸好鲍君甫在上海滩还有些关系。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得知此事，出面为他担保。
蔡元培对当局说："鲍君甫是个书生，只会写文章发牢骚，不会干什么实际的革命活动。你们放了他吧。"
在蔡元培的斡旋下，鲍君甫被释放了。可是出狱后，他发现自己已经上了黑名单，到处都有人监视。他不得不暂时蛰居在家，不敢随便出门。
就在这期间，老朋友杨剑虹找上门来。杨剑虹告诉他一个消息：国民党准备成立一个新的特务机构，专门对付共产党。
陈立夫已经找他负责这项工作，问他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推荐。
杨剑虹说："君甫兄，你现在这样也不是办法。不如跟着我干，有个正式身份，也好保护自己。"
鲍君甫心里矛盾极了。加入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意味着要与共产党为敌。
可是不加入，自己随时可能被再次抓捕，甚至被处决。他想起那些被杀害的朋友，想起家里的老母亲，陷入了深深的纠结。
正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深夜，有人敲响了鲍君甫的房门。开门一看，竟然是失踪多日的陈养山。
陈养山满身疲惫，显然经历了一番险境。他告诉鲍君甫，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躲避追捕，现在实在无处可去，只能来投奔老朋友。
鲍君甫二话不说，把陈养山藏在自家阁楼上。接下来的三个月，陈养山就躲在这个小阁楼里，足不出户。鲍君甫每天给他送饭送水，还想办法弄来报纸让他了解外面的情况。
这段时间里，两个人有了很多深入的交谈。陈养山向鲍君甫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现在已经被编入中央特科，负责情报工作。
陈养山说："君甫兄，你是个有良知的人。我知道你同情革命，厌恶蒋介石的暴行。现在共产党需要帮助，需要有人在敌人内部为我们提供情报。你愿不愿意帮这个忙？"
鲍君甫沉默了很久。他想起那些被屠杀的革命者，想起蒋介石的背叛，心中的怒火再次燃起。他问陈养山："你要我做什么？"
陈养山说："杨剑虹不是要拉你入伙吗？你就答应他。表面上为国民党做事，实际上为我们提供情报。这很危险，随时可能暴露。你要想清楚。"
鲍君甫想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他对陈养山说："好，我答应。不过有一个条件，你要把我的情况报告给组织，让组织知道我不是真的投靠国民党。"
陈养山握住鲍君甫的手，激动地说："君甫兄，你这是在刀尖上跳舞。组织会记住你的。"
几天后，鲍君甫找到杨剑虹，表示愿意加入调查科。杨剑虹大喜，立即将他推荐给陈立夫。
陈立夫听说鲍君甫精通日语，熟悉上海滩的情况，又是杨剑虹的至交，非常高兴，当即同意让他加入。
就这样，鲍君甫开始了他的双面间谍生涯。他白天以国民党特务的身份四处活动，晚上则秘密向陈养山传递情报。
每一天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四】正式建立双面身份
1928年5月的一个下午，鲍君甫接到陈养山的通知，要他去霞飞路一家咖啡馆。陈养山说有个重要的人要见他。
鲍君甫如约来到咖啡馆。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看起来三十出头，戴着眼镜，气质沉稳。
那人见鲍君甫进来，站起身笑着说："是君甫兄吧？我是陈赓，久仰大名。"
鲍君甫心里一惊。陈赓的名字他听说过，这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的科长，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能见到这样重要的人物，说明组织对他非常重视。
两人坐下后，陈赓开门见山："君甫兄，陈养山已经向组织汇报了你的情况。你现在在国民党调查科的位置很关键，如果能为我们提供情报，作用将非常大。"
鲍君甫说："只要对革命有利，我愿意做任何事情。"
陈赓详细讲述了任务要求：鲍君甫要继续在调查科工作，尽可能获取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情报。
同时，要设法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巡捕房，建立广泛的情报网络。
鲍君甫提出了几个实际问题：第一，每月需要四百元活动经费。国民党官员喜欢吃喝应酬，没有钱根本打不进这个圈子。
第二，需要配备汽车。作为调查科特派员，如果连汽车都没有，会让人怀疑。
第三，需要配备保镖和秘书，既能保护安全，也能帮助处理日常事务。
陈赓当场表示同意。他说："组织虽然经费紧张，但会尽全力支持你。这些要求都会满足。"
几天后，中央特科给鲍君甫配备了一辆崭新的别克轿车。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级的座驾，连许多国民党高官都没有。
组织还派连德生担任鲍君甫的保镖，派秘密党员张红惠(化名安娥)担任秘书。
安娥是个能干的女性，既会打字，又懂英文，还很机灵。她表面上是鲍君甫的秘书，实际上负责联络传递情报。
后来安娥与著名戏剧家田汉结婚，成为中国话剧运动的重要人物。
中央特科在上海四川北路大德里设立了"杨登瀛办事处"，这是鲍君甫的公开办公地点。
办事处装修得很气派，有接待室、办公室、档案室，俨然是个正规机构。
为了让鲍君甫在调查科站稳脚跟，中央特科想了个办法：故意"泄露"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让鲍君甫去"破获"。
比如透露一个已经停用的活动地点，鲍君甫带人去搜查，自然什么也抓不到，但也能向调查科交差。
有时候，中央特科还安排几个"进步青年"故意被鲍君甫"抓获"，关几天再放出来。这些"破获"的案子，都成了鲍君甫的"功劳"。
几次"立功"之后，陈立夫对鲍君甫刮目相看。1929年，调查科正式任命鲍君甫为驻沪特派员，全权负责上海地区的特务活动。
这个职位权力很大，可以直接调动市公安局特务组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
鲍君甫利用这个身份，很快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他开着别克轿车穿梭于租界和华界之间，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公共租界巡捕房、法租界警务处的头面人物都建立起关系。
鲍君甫特别善于交际。他精通日语，租界里的日本人都愿意和他打交道。
他懂得人情世故，请客吃饭从不吝啬，很快就和各方势力的头目称兄道弟。
英租界督察长兰普逊是个关键人物。他掌握着租界警务大权，许多共产党员都是被他手下的巡捕抓捕的。
鲍君甫通过各种应酬，和兰普逊建立起私人友谊。两人常在一起打网球、喝咖啡，关系很好。
法租界警务处总监也成了鲍君甫的朋友。鲍君甫有时会向他通报一些"赤色分子"的消息，当然这些消息都是中央特科精心设计的假情报或过时信息。
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些军官，也经常和鲍君甫来往。鲍君甫请他们吃饭、看戏、去舞厅，花钱大手大脚。
这些军官都觉得鲍君甫是个豪爽的朋友，有什么消息也愿意透露给他。
就这样，鲍君甫在上海滩编织起一张情报网。
只要国民党特务机关和租界巡捕房有什么抓捕行动，他总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然后秘密通知中央特科。
1931年4月25日，武汉传来一个惊天噩耗。
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这个曾经的革命同志竟然当场叛变，向国民党竹筒倒豆子般供出了大量党的机密。
顾顺章的供词里，详细讲述了中央特科的组织架构、人员名单、联络方式。
他还特别提到一个人——鲍君甫。顾顺章咬牙切齿地说："鲍君甫表面上是我们的人，实际上是双面间谍，一直在向共产党通风报信。"
这份供词很快送到南京，徐恩曾看完后脸色铁青。他立即下令逮捕鲍君甫。
几天后，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的鲍君甫被特务人员带走，关进了南京监狱。
审讯室里，顾顺章亲自指认鲍君甫。他列举了一桩桩鲍君甫"通共"的证据：什么时候泄露了抓捕计划，什么时候帮助共产党员逃跑，什么时候向陈赓传递情报。顾顺章说得有鼻子有眼，让人无法辩驳。
鲍君甫坐在审讯椅上，面对顾顺章的指控，始终一言不发。
特务们对他动了刑，打掉了他好几颗牙齿，他依然咬紧牙关，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徐恩曾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果承认调查科的驻沪特派员是共产党间谍，他这个主任也难辞其咎。可是顾顺章的证词确凿，又不能完全无视。
经过几天考虑，徐恩曾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对外宣称，鲍君甫可能无意中泄露了一些消息，但并非有意通共。
徐恩曾将鲍君甫关押在南京监狱，既给蒋介石一个交代，又保住了调查科的面子。
1933年，陈赓也被捕入狱，同样关在南京监狱。
两个老朋友在狱中相遇，虽然不能公开交谈，但互相传递了消息。陈赓告诉鲍君甫，组织正在想办法营救他。
不久，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陈赓获释出狱。
临走前，陈赓设法给鲍君甫送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短短几个字，但这几个字却成了鲍君甫在漫长牢狱岁月中的精神支柱。
那张纸条上写的内容，将在多年后的法庭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