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超验主义的生意:康科德作家群与美国文学市场》

一场文学运动，如何意外打造美国商业文化？

从爱默生的演讲台，到梭罗的木屋账单

探寻康科德作家群与文学市场的隐秘互动

揭开超验主义作家不为人知的“生意经”

瓦尔登湖畔的隐士，也要面对市场的回声

内容简介

本书借用美国著名学者查瓦特的“作者—读者—市场”三分说，在全面把握康科德作家群时代背景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作家与市场（编辑、评论家、出版商等）的互动关系。

全书采用实证的文献分析法，从包括书信、日记在内的文学文本入手，论证康科德自然环境以及历史文化传承与作家文学创作的交互影响，并揭示以爱默生、梭罗、富勒等为代表的超验主义作家与文学市场的关联。

作者发现，以康科德作家群为中坚的超验主义不仅是一场文学运动，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其成果之一是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国商业文化。

作者简介

杨靖，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文明研究所所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兼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外国文学学科委员。迄今出版专著、文集5部，译著22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在《读书》《随笔》《书城》《上海书评》等报刊发表学术随笔200余篇。

作者的话

以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人为代表的康科德作家群，敏锐地把握了美国十九世纪中期文学市场变化的风向，不仅丰富了新英格兰文化特质，也推进了美国文明进程，并在构建美利坚民族文学和塑造美国国民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或许，这就是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充满“生意”和魅力的原因。

康科德作家群创作思想的形成，既得益于康科德自然地貌与文化传承，也得益于包括康科德在内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各项改革运动，如废奴运动、争取男女平权以及讲习会、图书馆、公立学校教育改革等。以康科德为策源地的超验主义运动在文学思想方面表现为反抗权威、崇尚直觉、主张个性解放、强调个人价值。超验主义文学观打破了长久以来欧洲文学的垄断地位，对美国文学和思想文化的独立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文学中最动人的场景几乎都围绕着某个经济比喻展开。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用“账单”的准时抵达，描述杰克·巴恩斯在道德和精神上的双重破产；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的主要情节围绕房屋“贷款”而展开；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中最著名的演讲词是“我们来到国家的首都是为了兑现一张支票”。当然，这也是无处不在的美国商业文化的真实写照，就连生活在小镇康科德的“圣人”爱默生和瓦尔登湖边的“隐士”梭罗也概莫能外。

编辑推荐

本书立意新颖、视角独特，对美国超验主义文学做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入细致的探究。以康科德作家群为中坚的超验主义不仅是一场文学运动，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其成果之一，是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国商业文化。这也是本书特色之所在。

作者长期致力于美国文明及文学研究，学术视野开阔，历史脉络分明，考据精审谨严，文笔通晓流畅，在同类学术著作中可谓独树一帜。

目录

前言001

第一章爱默生的商业演讲017

第二章《瓦尔登湖》的经济观053

第三章霍桑与他的出版商085

第四章富勒和《纽约论坛报》123

第五章奥尔科特的“双面写作”155

第六章皮博迪书店的生意183

第七章钱宁的文学生涯215

第八章里普利与超验主义农庄255

结语299

附：美国超验主义的德国渊源303

引用文献313

后记339

书摘

第一章爱默生的商业演讲

1838年，爱默生在致友人书信中不无自豪地宣称，他基本实现了个人财务自由：拥有一所大房子；各类有价证券合计22000美元，年息6%；还有每年400—800美元不等的演讲收入。此时距他辞去波士顿第二教堂牧师一职不过6年——他当时的年薪是500美元。照一般传记作者的说法，爱默生是由于对教会礼仪的陈规陋习不满，乃愤而辞职的。然而，西方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却表明，与其说冲冠一怒为礼法，毋宁说是他精心算计后的选择。

由于父亲早逝，爱默生早年经济状况堪称凄惨。上学时候只能和兄弟爱德华轮流穿一件外套，并受到同学嗤笑。他自己在日记中曾记载：童年时母亲打发他去杂货店买鞋，他怀揣1美元兴冲冲走上街，结果弄丢了这1美元，留下终生遗恨。直到他进入哈佛学院，仍因家贫交不起学费，只好充当“校长的新生”——通过跑腿打杂来抵充学费。早年的艰难时世无疑令他感受到贫困的切肤之痛。他在日记中立誓，要勤勉工作，积累财富——万一哪天不幸欠债，自己再怎么省吃俭用，也要尽快偿还。在1850年代的一则日记里，他为自己前一年在饮酒方面花费20美元一事耿耿于怀，痛心疾首，认为不如投资购买一台精巧的小型印刷机。

尽管爱默生中年以后时常恃“财”傲物——比如他在题为“自立”的演讲之后，对三五知己慨叹：没有银行1200美元的年息，我哪有资格在此奢谈（自立）？——但事实上，大多数时候，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像他宣称的那样美妙，因为他有一大家人需要供养：妻儿老小、家中仆役之外，还有一位长期患有精神疾病的弟弟巴尔克利（Bulkeley）。1830年代早期爱默生与亲友书信及私人日记中充满了对金钱的关注和忧虑，这一情形持续到1832年才有所好转——这一年，他获得第一笔演讲收入，尽管只有区区10美元。

爱默生为何要放弃教职？他在市场取得成功的原因何在？本文认为他的这一选择乃是基于对这一时期美国文学市场走向的把握：爱默生顺应市场风气的变化，迎合了市场需求，并由此成为市场追捧的对象。他舍弃教堂的布道坛而走上公共演讲坛，不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也是美国文学和文化由高雅向通俗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

爱默生的朋友奥尔科特曾说，“公共演讲是美国的发明”——并将这一发明权归于爱默生。而爱默生本人则谦逊地坦承，作为演讲家，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830年代新英格兰兴起的“学园”（Lyceum）运动。学园运动通常由各地方行业协会（Society）主导，目的在于普及知识，教化民众。其通行的做法是协会筹措专款，并指定专人（“秘书”）负责——包括延请讲师，拟定议题，商洽报酬，落实场地，等等。受邀演讲者多为哈佛教授或钱宁牧师这样的社会贤，也包括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一次演讲不仅能扩大知名度，而且能获得不菲的报酬，可谓名利双收。爱默生和他的友人们纷纷登上讲坛，利用这一方园地传播他们的思想学说——但谁也没有取得像爱默生那样的成功。

以奥尔科特为例，他在“超验俱乐部”以雄辩的口才著称，人称“谈话王子”。但也许是话题太过深奥的缘故，他在讲坛的滔滔不绝遂演化为令人反感的“一言堂”，听众在他咄咄逼人的语气中感受到“碾压”，不少人愤而退场。奥尔科特在波士顿及新英格兰地区逐渐失去市场。尽管后来他也效仿爱默生，不顾舟车劳顿远赴中西部演讲，但效果依然不佳——有一次扣除各项差旅食宿费用，所得仅1美元，狼狈之极。这一状况直到1860年代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名著《小妇人》发表才得以扭转——他的演讲盛况空前——不过此时登场亮相的已不再是哲学家奥尔科特，而是享誉美国文坛的“《小妇人》作者之父”。

另一位踌躇满志的演讲家是梭罗。作为哈佛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梭罗的古典文学素养功底不凡，出口成章。跟奥尔科特一样，他也有成功的执教经验——毕业后他与兄长一同创办的康科德学校在当地风行一时，人满为患。但奇怪的是，梭罗的演讲同样遭遇惨败。他后来对爱默生抱怨听众反应太过冷淡，而他自己也不肯为迎合听众改弦更张——因为听众“太差劲”。“凡是大受听众欢迎的，”梭罗断言，“都是老生常谈。”换言之，大众的品位太粗鄙（crude），而刻意迎合无异于“自贬身价”。对此，爱默生自然不敢苟同。“我野心勃勃，希望写出来的东西每个人都懂，像鲁滨逊·克鲁索。”好像担心言不尽意，他又补充说，“无论是一篇小文章还是大部头著作，我最怕写得不够通俗浅显——务必要以一种彻底的唯物的（materialistic）态度，使得人人开心，皆大欢喜。”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务实的态度，将演讲家爱默生与奥尔科特、梭罗以及其他人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