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评论丨AI时代中企出海的逻辑重构与路径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产业出海的部署出现了一组值得细读的新提法。在产业方向上，报告明确提出“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强调“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要求“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并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在出海机制上，报告提出“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对外投资风险防控和海外利益保护”等。

如果把这一系列提法放在当前国际经贸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审视，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方向：中国企业全球布局的竞争维度正在升级。当下的政策部署正在培育一条新的升级路径——从技术生态输出中获取“技术溢价”，从数字基础设施全球布局中获取“基建话语权”，从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争取“制度竞争力”。三者层层递进，指引着中国企业出海的机遇和支点。

技术溢价：从产品出口到生态输出

理解中国企业出海“技术溢价”的内涵，需要首先区分两种溢价逻辑。

第一种是产品溢价：我们的产品技术含量更高，所以定价更高。这在制造业出口中广泛存在，但天花板明显，如果竞争者完成技术追赶，溢价空间则迅速收窄。

第二种是生态溢价：企业构建了一套技术生态体系，包括开发工具、平台标准、应用市场、开发者社区，全球的用户和开发者嵌入其中，形成高转换成本的依赖关系。生态溢价的本质不是“我的技术比你好”，而是“你的创新在我的框架上运行”。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两项提法的重要意义，正是在于为中国企业从产品溢价向生态溢价的转型提供了政策引领。

第一项是“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促进开源生态繁荣”。开源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绝不仅仅是技术路线的选择问题。开源的战略逻辑是以开放换生态：当一个开源框架被全球开发者广泛使用、基于它进行二次开发、在它的架构上构建应用时，这个框架的技术路线就成为事实标准——围绕它的工具链、数据格式、接口规范、部署方式都会形成路径依赖。开源不是免费让渡技术，而是通过主动开放来获取生态主导权。

在AI大模型领域，中国已经处于全球开源生态的前沿。近两年，多个国产开源大模型在全球开发者社区中获得了广泛赞誉和应用，形成了层次丰富、持续迭代、场景多元的开源生态矩阵。报告在回顾2025年成绩时也确认了这一判断：“国产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生态”，这也印证了中国在AI领域的生态溢价已经开始形成。

第二项是“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智能终端的出海意义已远超硬件本身，一部AI手机、一台智能汽车座舱、一套工业智能终端出口到海外市场，携带的是操作系统、应用商店、云服务、数据接口，一套完整的技术生态。这与十年前中国手机品牌出海主要赚取硬件微利的模式有根本区别：彼时是供应链溢价，现在是平台生态溢价。

当然，生态溢价的构建远非一日之功。开源社区的持续竞争力依赖于研发投入的可持续性和社区治理的成熟度，智能终端生态的国际化则需要解决本地化适配、内容合规等一系列挑战。但方向已经清晰：中国企业出海获取技术溢价的方式，正在从“卖更好的产品”进化为“建更深的生态”。

基建话语权：技术溢价的底层支撑

技术生态要产生全球溢价，必须有全球化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载体。当前全球数字基建竞争的核心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连接层（通信网络与卫星互联网）、计算层（算力基础设施）、应用层（工业互联网与数字平台）。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三个层面都做了明确部署。

连接层：卫星互联网。报告提出“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这一部署的战略含义不限于国内通信覆盖的补充。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而言，低轨卫星互联网可能是实现广域网络覆盖最为高效的路径。谁提供连接服务，谁就掌握了数据流动的底层管道。这场竞争的实质不只是卫星发射数量的比拼，更是连接标准、频段分配规则、终端兼容性和地面服务体系的全球布局。报告在“一带一路”部分强调“硬联通”与“软联通”并进，卫星互联网恰好是两者的交汇点。

计算层：智算集群。报告提出“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在AI驱动的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正在成为新的基础性资源，其角色类似于工业化时代的电力。国内智算基础设施的规模化建设和调度能力的成熟，正在为未来向海外提供算力服务奠定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算电协同”这一提法：AI算力极度耗能，谁能解决算力与能源的协同供给问题，谁就能在全球算力基建中拥有结构性的成本优势。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积累，报告提及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已达21.7%、构建起全球最大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恰好与之形成战略协同。

应用层：“5G+工业互联网”升级版。工业互联网标准的输出，本质上是工业制造范式的输出，接口标准、数据格式、通信协议一旦被采用，就形成深层的技术锁定。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大规模实践，报告中提到“新建设一批智能工厂和智慧供应链”，正在生成一套可复制的工业数字化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在向东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制造业地区输出时，具有天然的适配性和经济性优势。

连接层、计算层、应用层，三个层面的基建部署构成了技术溢价全球投射的底层支撑，但基建的竞争最终会演变为规则的竞争：谁的基建标准被广泛采用，谁就在该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中拥有天然的话语权。

规则制定权：从标准采纳到制度博弈

过去，中国企业出海更多是在既有国际规则框架下“合规经营”，但随着中国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技术生态和基建能力接近甚至达到全球领先水平，被动适应规则的模式正在遇到两方面瓶颈：一是既有规则可能没有反映新的技术现实和市场结构，二是某些规则正在被异化为新的贸易壁垒。从“规则适应者”转向“规则参与者”，最终成为“规则制定者”，已是中国企业全球布局不可回避的课题。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在规则层面释放了明确信号。

在数字经济规则方面，报告提出“积极推动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并强调“有序扩大数字领域开放”。DEPA的核心模块涵盖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身份互认、电子发票互通等关键规则，这些安排将深刻影响中国数字平台、智能终端和云服务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准入门槛和合规运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主动参与而非被动接受相关规则的制定，是保障前文所论数字生态所蕴含“生态溢价”不被制度性稀释或锁定的关键。否则，再成熟的技术和产业生态，也可能因规则体系难以对接而遭遇隐性的市场壁垒。

在绿色贸易规则层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碳足迹管理体系”。这一表述不仅关乎国内实现“双碳”目标，也直接关系到中国制造在全球绿色贸易体系中的“出海能力”，其对出口和规则对接的含义往往被低估。

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绿色贸易壁垒加速落地的背景下，构建具有自身方法学和因子数据库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与产品碳足迹标准，事实上构成中国制造在国际绿色贸易规则下维护碳成本计价主动性的基础支撑。如果碳排放数据的计算方法、排放因子及认证标准完全由进口方单方面设定，出口企业往往只能接受对方给出的“默认值”和成本假设，在碳成本转嫁和产品定价上很难摆脱被动局面。

更深层的逻辑在于，技术生态与基建布局正在为规则话语权提供底层支撑。当中国的开源框架被全球开发者广泛采用，其技术规范就具备了成为事实标准的条件；当中国的卫星互联网覆盖更多国家，其通信协议就有机会进入国际标准体系；当中国的工业互联网方案被新兴制造业国家采纳，其数据接口规范就有可能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技术生态→基建布局→事实标准→规则话语权，这条逻辑链正在逐步形成。

当然，规则博弈的复杂性远超技术竞争本身，它涉及地缘政治、制度差异等多重因素。但不可否认：技术能力和基建覆盖的“硬实力”，是参与规则制定的“入场券”。

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出海的护航体系

报告明确提出“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对外投资风险防控和海外利益保护”。这一部署的紧迫性在于：中国企业出海的速度和广度正在加快，但相比于部分发达经济体的跨国企业出海时已经依托的成熟法律、金融、合规服务网络，中国企业在海外面临的“软环境”支撑仍有不足。

围绕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方向，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至少需要在四个方面形成系统性能力支撑：一是构建覆盖重点国别和关键行业的法律与合规服务网络，在数据跨境、知识产权保护、劳工与环保标准、反腐败与反洗钱等重点领域，提升在主要投资目的地国的本地化专业服务能力。二是完善金融服务支撑体系，包括跨境支付与结算（报告已提出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汇率与利率风险管理、海外融资工具和渠道的拓展等，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稳健的资金与金融条件。三是健全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围绕地缘政治冲突、政策与监管环境变化、技术与绿色标准等市场准入壁垒，开展持续的情报收集、动态监测和情景研判，通过政府部门、商协会和专业服务机构的协同，形成多层次的预警与处置体系。四是完善行业协调与自律机制，通过行业组织、境外中资企业商会等平台，引导企业在重点市场“抱团出海”，防止陷入同质化低价竞争，维护中国企业整体品牌形象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