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玛花开——一个凉山彝族青年的自述

索玛花开

一个凉山彝族青年的自述

一、高山玫瑰

我叫苏正民，彝族，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沙马拉达乡。在我们家乡的山上，每年五月到七月，漫山遍野都会开满索玛花。我们彝族人都叫它"高山玫瑰"，因为它生长在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山上，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它开得越灿烂。

小时候放羊，我最喜欢躺在山坡上，看着那些粉红色的花朵在风中摇曳。它们不需要人照料，不怕风霜雨雪，在贫瘠的土壤里扎根，却把最绚烂的颜色献给大山。

那时候我不知道，很多年后，我会站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着几千人说："希望包括自己在内的大凉山孩子们，都会像索玛花一样迎霜斗雪，灿烂绽放。"

那是2022年6月16日，武汉的天气很热。我穿着借来的西装，手心全是汗。当我开口说出"我来自四川大凉山，从一个放羊娃成为一名大学生"时，台下很安静。我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没去过凉山，不知道那里的大山有多高，路有多难走。

但我必须讲出来。不是为了博取同情，而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在大山深处，有一群孩子，他们像索玛花一样顽强地生长，只等一阵风，把种子带到更远的地方。

二、放羊娃的清晨

我的童年记忆，是从羊群的铃铛声开始的。

每天凌晨五点，天还没亮，母亲就会叫醒我。我揉着眼睛爬起来，喝一碗苞谷糊糊，然后赶着二十多只羊上山。那时候我七八岁，个子还没羊高，但已经是个熟练的小牧童了。

凉山的大山，不是那种温柔的丘陵，而是陡峭的、带着锋芒的石山。羊肠小道挂在悬崖边上，最窄的地方只能容一只脚。我一手拿着赶羊的树枝，一手紧紧抠着石壁，稍有不慎就会滚下山谷。

但我喜欢放羊。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我才能暂时逃离那个漏风的木屋，逃离父亲沉重的咳嗽声，逃离母亲愁苦的眼神。在山坡上，我可以对着天空大喊，可以摘野果吃，可以追逐那些彩色的野鸡。风从峡谷里吹上来，带着松针和泥土的气息，那是我最早闻到的自由的味道。

我们家住的是传统的彝族木屋：木头做墙，稻草做顶，四面透风。下雨天，屋里摆满了接漏雨的盆盆罐罐，滴滴答答响一夜。冬天，寒风从墙缝里钻进来，我们一家人挤在火塘边，靠燃烧的柴火取暖。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读过几年书，是村里少有的识字的彝族人。他常说："阿苏，你要读书，读书才能走出大山。"但他自己，却一辈子没能走出那座大山。

为了供我和妹妹上学，父亲去县城的砖厂打工。那是重体力活，每天要搬几千块砖，工资却微薄得可怜。他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但一直瞒着我们，直到2013年的那个春天。

那年我15岁，正在喜德县民族中学读初二。一个电话把我从课堂上叫走：父亲病危。

我赶回家时，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了。他躺在那张破旧的木床上，瘦得皮包骨头，眼睛却直直地望着我，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说。我握住他的手，那只手粗糙得像老树皮，却还在微微颤抖。

那天晚上，父亲走了。

家里为了给他治病，欠下了几十万元的外债。母亲一夜之间白了头发，她抱着我和妹妹，在火塘边坐了一夜，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退学。

三、至暗时刻

辍学后的日子，我是在砖厂度过的。

那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工头看我年纪小，让我干些轻活：给砖坯浇水、清理场地、搬运成品。但即便是这些"轻活"，对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也重如千钧。

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工资五十元。中午吃的是自带的苞谷馍馍，就着咸菜，蹲在砖堆旁狼吞虎咽。晚上回到租住的小屋——其实就是工地上的工棚，铁皮屋顶，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

我的手很快磨出了血泡，然后是厚厚的老茧。肩膀被扁担压得红肿，晚上疼得睡不着觉。但我咬牙忍着，因为我想着，多干一天，就能多还一点债，母亲就能少受一点罪。

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起学校。想起教室里的读书声，想起操场上的篮球架，想起那些还没做完的习题。我会偷偷拿出随身携带的课本，在昏暗的灯光下翻看，直到眼睛酸涩得睁不开。

有一次，我在工地上遇到了以前的班主任王老师。他看着我满身尘土的样子，眼眶红了。他说："阿苏，你不该在这里，你该在教室里。"

我苦笑着摇摇头："老师，我家的情况您也知道，没办法了。"

王老师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你给我等着。"

我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但我记住了这句话。

几天后，王老师和几位老师一起来到我家。他们还带来了一个人——县教育局的领导。原来，王老师把我的情况反映给了学校，学校又上报给了教育局。

那位领导握着我母亲的手说："大姐，孩子不能辍学。国家有政策，贫困学生有助学金，还有低保。孩子上学的费用，我们来想办法。"

母亲哭了，我也哭了。

那是父亲去世后，我第一次感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关心我的命运，还有一双双温暖的手，愿意在我快要倒下的时候，把我扶起来。

我又回到了学校。

四、追赶的日子

回到学校后，我才发现，自己和同学的差距有多大了。

我缺了三个月的课，数学、英语都跟不上。更致命的是，我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彝族口音，发音不准，常常引来同学的嘲笑。他们说我有一把"枪"，叫"彝腔"。

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全班倒数第五名。

那天晚上，我躲在宿舍的被窝里，咬着被子哭。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砖厂的日子，想起了母亲期待的眼神。我问自己：苏正民，你真的不行吗？你真的要一辈子待在大山里吗？

不，我不甘心。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疯狂的追赶。

每天凌晨五点，我准时起床，借着走廊的灯光背单词。我把生活费省下来，买学习资料，买录音磁带，跟着读课文，纠正发音。课间十分钟，我在做题；午休时间，我在做题；晚上熄灯后，我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继续做题。

我的口音很重，我就大声朗读，直到喉咙沙哑。同学们笑我，我就当没听见。我知道，只有成绩才能证明一切。

半年后，我的成绩从倒数跃升到班级前十。一年后，我稳居班级前三。

2014年中考，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昌市第一中学——那是凉山州最好的高中。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去了父亲的坟前。我把通知书烧给他看，告诉他："阿爸，我做到了。我会继续走下去，走到您没走到的地方。"

五、走出大山的路上

西昌一中是寄宿制学校，离家有上百公里。

第一次离开家乡，我是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我终于走出了那座大山，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忐忑的是，这里汇聚了全州最优秀的学生，我能否跟上他们的步伐？

高中的学习强度比初中大得多。每天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熄灯，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学习。我的基础不如城里的同学，只能付出更多的努力。

高一那年，我的成绩在年级里排中等。但我没有气馁，因为我知道，对于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能坐在这里就已经是胜利。我要做的，只是继续奔跑。

高二分文理科，我选择了文科。不是因为理科不好，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对法律有着莫名的兴趣。我喜欢看法制节目，喜欢听老师讲的那些案例，喜欢那种用规则维护公平的感觉。

我暗暗下定决心：我要考政法大学，将来当一名律师，或者法官，为像我父亲那样的人伸张正义。

2017年高考，我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

那两天，我出奇地平静。母亲特意从老家赶来，在考场外等我。她不会说汉语，只能用手势给我加油。我拥抱了她，然后走进了考场。

成绩出来后，我超过了四川省一本线。但由于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和预科招生计划，我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预科班录取。

我是沙马拉达乡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整个村子都轰动了。乡亲们来到我家，围着那张薄薄的纸片看来看去，好像那是什么稀世珍宝。母亲杀了家里唯一的一只鸡，做了丰盛的"库史"（彝族年饭），招待前来祝贺的客人。

那天晚上，我独自走到山坡上，看着满天的星星。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那些放羊的清晨，想起了砖厂的日子，想起了每一个挑灯夜读的深夜。

我终于要走出大山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没有狂喜，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我知道，这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起点。

六、武汉，武汉

2017年9月，我第一次来到武汉。

从凉山到武汉，要先坐汽车到西昌，再坐火车到成都，然后转高铁到武汉。全程将近两千公里，耗时两天一夜。

当我走出武昌火车站，看到眼前的高楼大厦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

这是真的吗？我真的来到了这么大的城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园很美，绿树成荫，湖光潋滟。但我无暇欣赏这些，因为我要面对的是更严峻的挑战：语言、生活习惯、学习方式的巨大差异。

预科班的第一年，主要是补习高中课程和适应大学学习。我的英语基础薄弱，尤其是听力和口语，几乎是从零开始。第一次英语听力课，我就像听天书一样，完全跟不上。

我又开始了熟悉的追赶模式。

每天早起背单词，晚上去图书馆自习，周末参加英语角。我主动找汉族同学聊天，强迫自己说普通话，纠正发音。我还报名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虽然第一次上台紧张得腿发抖，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预科结业考试，我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顺利升入了法学院本科。

进入本科后，我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选了最难的课程，参加了最多的社团活动，做了最多的志愿服务。我知道，我必须用加倍的努力，弥补和那些城里同学的差距。

大二那年，我开始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我们去社区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去监狱为在押人员普及法律常识，去乡村为贫困群众解答法律问题。每一次，当我看到那些人无助的眼神，我就想起我的父亲，想起那些在大山里挣扎的乡亲们。

我暗暗发誓：等我学成，一定要回去，用我所学的知识，帮助他们。

七、那些温暖的手

在我的求学路上，有太多人给予过我帮助。

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吉尔各各。她不识汉字，不会说汉语，却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整个家。她卖过菜，打过零工，甚至去工地搬砖，只为供我和妹妹上学。她的坚韧和无私，是我永远的榜样。

我要感谢我的妹妹苏加加。她为了让我继续读书，主动放弃了升学的机会，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她的牺牲，我一辈子铭记在心。

我要感谢那些老师：小学时的支教老师，是他们教会我普通话；初中的王老师，是他把我从砖厂拉回了教室；高中的班主任，是他鼓励我报考政法大学。他们是照亮我前行道路的明灯。

我要感谢那些素不相识的好心人。有匿名资助我学费的企业家，有给我寄来书籍和衣物的陌生人，有在火车站帮我提行李的阿姨。他们的善意，让我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

在大学期间，我也开始尽我所能，去帮助更多的人。

2019年，我和同学发起了"凉山阿依助学计划"。"阿依"在彝语里是"孩子"的意思。我们号召大家"一天节约一块钱"，用筹集的资金资助大凉山的贫困学生。截至目前，这个计划已经帮助了101名孩子。

我还利用寒暑假回乡，组织冬令营、夏令营，教孩子们唱歌、画画、打球。我建乡村书屋，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我希望，这些山里的孩子，不要只盯着脚下的土地，要抬头看看外面的世界。

因为我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一群人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曾经被光照亮，现在我也想发出一缕微光。

八、6000字的致谢

2022年春天，我开始撰写本科毕业论文。

我的论文题目是《论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结合了我自身的经历和所学的专业知识。正文写了2.5万字，但最耗时的，是后面的致谢部分。

我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回忆这二十多年的求学路，列出了65个要感谢的名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故事，都有一份恩情。

我写道："我来自四川大凉山，从一个放羊娃成为一名大学生，这条路坎坷崎岖，但充满了光亮和希望。"

我写道："这一路，有那么多温暖的手，那么多关爱的目光。在每一个快要倒下的时刻，我都被及时地扶了起来。"

我写道："有幸被光照亮，我也想发出一缕微光。"

6000多字的致谢，我写得数次停笔，因为泪水模糊了视线。

论文提交后，我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媒体争相报道，网友疯狂转发，我一下子成了"网红"。

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写这么长的致谢？

我说：因为我怕忘记。忘记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忘记我来时的路，忘记我为什么要出发。

也有人问我：你红了之后，有什么打算？

我说：我还是那个大凉山的放羊娃，只是多读了几年书。我的计划没有变：先支教一年，然后读研，毕业后回到家乡，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

九、回到起点

2022年8月29日，我回到了凉山。

不是回到喜德县的老家，而是来到毗邻的越西县第二中学，成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

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几十双清澈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那时候，我也是这样坐在教室里，听着支教老师讲外面的世界，心里充满了向往和迷茫。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新老师，我叫苏正民。"我用彝语和汉语双语介绍自己，"我也是大凉山的孩子，我的起步比大家还要困难。"

我给他们讲我的故事：放羊、辍学、砖厂、重返校园、考上大学。我告诉他们，我的普通话曾经带着浓重的口音，被同学嘲笑；我的成绩曾经倒数，花了整整一年才追赶上来。

"但只要努力，大家都可以拥有更好的未来。"我说，"读书真的有用，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想做一名严厉又温柔的老师。课堂上，我严格要求他们完成作业，掌握知识点；课下，我和他们打成一片，听他们讲心事，帮他们解困惑。

我发现，这些孩子和当年的我一样，聪明、敏感、渴望被认可，但又自卑、迷茫、缺乏自信。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精神的引领。

我组织读书会，带他们读《平凡的世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让他们知道，苦难不是堕落的理由，而是成长的阶梯。我开展法律小课堂，教他们用法律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我建立"阿依书屋"，收集捐赠的图书，让他们在课余时间有书可读。

最让我欣慰的是，有几个学生告诉我："苏老师，我也要像你一样，考上大学，然后回来建设家乡。"

这就是传承吧。我曾经被支教老师点亮，现在我也成为那个点灯的人。

十、索玛花年年开

2023年7月3日，是我在越西县第二中学的最后一课。

我教的是七年级10班和19班的《道德与法治》。这一年，我们从陌生人变成了朋友，从师生变成了兄妹。

最后一节课，我没有讲课本内容，而是播放了一段视频。视频里，是我这一年和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军训时的汗水、课堂上的互动、运动会上的呐喊、读书会上的讨论……

教室里很安静，有学生在偷偷抹眼泪。

我给他们念了一封我写的告别信：

"亲爱的孩子们：

我们将会奔向各自的那片碧海蓝天，而这是远行前最后的告别。谢谢你们曾陪我走过的这一年，我在这半途给你们祝福。

请记住我们的两年之约：两年后，等你们中考结束，我会回来看你们。希望你们都能考上理想的高中，继续向着大学的目标前进。

索玛花年年开放，就像我们的约定，永远不会过时。"

下课后，学生们涌上来，塞给我一封信、一幅画、一个小手工。有个女生哭着说："苏老师，您还会回来吗？"

我坚定地回答："会。我研究生毕业后，一定会回到凉山。这是我的承诺。"

离开学校时，我带走了满满一行李箱的信件和礼物。在回武汉的路上，我翻看着那些稚嫩的笔迹，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这一年，我付出了很多，但收获的更多。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地回到大山。

十一、再出发

2023年9月3日，我再次回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这次，我的身份是法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

从凉山到武汉，又是一天一夜的行程。我的行李箱里，装着孩子们送给我的礼物，装着他们写的信，装着我这一年的回忆和感悟。

"重新来到武汉，回到中南大，我感觉特别亲切，也对研究生学习充满了向往。"面对记者的采访，我这样说。

研究生阶段，我选择了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我希望在这个领域深入研究，为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时，我没有放弃"阿依书屋"项目。在支教期间，我建成了3家书屋，募集图书约1.5万册。回到学校后，我继续推动这个项目，希望在有生之年，让大凉山的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属于孩子们的阅读空间。

2024年4月，我入选了全国"青马工程"高校班。这是共青团中央培养青年政治骨干的战略性工程，全国只遴选100名高校学子。

我知道，这是荣誉，更是责任。它意味着，我需要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理论学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2024年6月，我获评"大学生年度人物"。站在领奖台上，我又想起了那朵索玛花。

它生长在贫瘠的高山上，没有温室的呵护，没有园丁的照料，却迎着风霜雨雪，灿烂绽放。

我就是那朵索玛花。千千万万从大凉山走出来的孩子，都是那朵索玛花。

十二、未完成的梦

现在，我正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继续我的研究生学业。

每天的生活很充实：上课、读书、做研究、组织公益活动、参与法律援助。我还保持着献血的习惯，至今已累计献血59次，总量11900毫升，相当于3个成年人的血液总量。

我随身携带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你好，我登记了遗体捐献，如果因为意外导致我本人死亡，希望告知医院联系捐献相关部门。"

有人问我：你不忌讳这些吗？

我说：我的一切都是大家给的。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也想把一切再还给大家。

我的故事，被很多人称为"励志典范"。但我想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凉山孩子，做了一些我认为应该做的事。

如果我的经历能够激励更多的人，那不是我个人的荣耀，而是这个时代的馈赠。是国家的好政策，是社会的关爱，是无数好心人的帮助，才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讲述我的故事。

未来，我还有很多梦想要实现：

我要完成学业，拿到法学硕士学位；

我要回到凉山，用法律知识服务家乡的父老乡亲；

我要继续推动"阿依书屋"项目，让更多的孩子有书可读；

我要培养更多的"索玛花"，让他们走出大山，然后再回到大山，建设大山。

我知道，这条路还很长，还会有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我不怕。

因为我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路。从放羊娃到大学生，从辍学生到研究生，从受助者到助人者，我证明了：只要心中有光，脚下就有路。

索玛花年年开放，我的梦想也在继续生长。

我相信，在条件艰苦的地方，我们依旧可以盛放。因为我们是大山的孩子，我们有山的坚韧，有索玛花的顽强。

迎霜斗雪，灿烂绽放。这是我们的宿命，也是我们的选择。

我叫苏正民，来自四川大凉山。

我的故事，还在继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