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坚持画毛主席像数十年，邵华拜访感谢，萨马兰奇赞非常相似

1976年9月的一天夜里，景德镇的天空下起了细雨。城里一间灯光昏黄的小屋里，一个中年人对着画架，一遍遍擦拭自己的眼睛，笔却怎么也放不下。桌上摊着的，是那张无数中国人熟到不能再熟的面孔。等到给遗像四周的黑框落下最后一笔，这个看上去很硬朗的男人，终于再也忍不住，把笔一扔，趴在桌边失声痛哭。

很多年后，他回忆那一夜，只说了半句话：“那张脸，我画了几十年，那一天，却怎么也不敢下笔。”

一段个人记忆，就这样和新中国的集体记忆，悄悄连在了一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幅毛主席巨幅画像，成为整整一代人的视觉记忆。而在千里之外的景德镇，一个十八岁的青年，站在收音机旁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声音时，并不知道，自己往后大半辈子要做的事，就是不断地给这张面孔“续写”。

一、从竹筏码头到瓷都画案：一个“瓷画匠”的出身

南门码头，那时算不上什么体面地方，船只来往，吆喝声、讨价声混在一块儿。但对这个孩子来说，新的生活却在这里展开——景德镇，这个后来被称作“瓷都”的地方，成了他一辈子的根。

章鉴靠画瓷谋生。简单说，就是在一块块白坯上描花绘鸟，画好了，就能换来一点柴米油盐。小孩子好奇心重，看得多了，手也就痒了。起初只是帮着磨墨、递水，时间久了，二叔看他眼明手快，干脆让他拿起笔学着画。

二、城楼巨像与瓷板肖像：两个画师，两条轨迹

1949年秋天，北京城上空彩旗如海。天安门城楼上，那幅高悬正中的毛主席巨幅画像，由中央美术学院讲师周令钊领衔绘制。这件事后来被记入美术史，成为经典一页。

值得一提的是，学院里画布上的油彩和瓷板上的釉上彩，虽然材料不同，意图却在一处——都要把领袖的形象，准确、庄重地呈现出来。只是一个面向的是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群众的抬头仰望，另一个面向的是展厅、会场里一双双近距离端详的眼睛。

当时他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项工作安排，更像是一种“遇见”。多年跟在老师傅后面画瓷板肖像练出的本事，总算有机会用在领袖身上。他后来回忆，那几天吃饭都在笑——这话听着简单，却能听出一种朴素的敬意。

三、“毛主席去安源”瓷板巨像：一次极限挑战

安源，是毛主席早年进行工人运动的重要地方。为纪念那段历史，安源纪念馆开始筹建，馆藏设计中有一个重要安排：要在展厅显著位置，安装一幅以《毛主席去安源》为原型的巨型毛主席瓷板头像。

原作《毛主席去安源》出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刘春华之手，创作于1967年前后。画面中毛主席迈步向前，神情坚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任务要求是，在保持原作神态、比例不变的前提下，将毛主席头像以瓷板形式放大到直径6米，由428块15厘米乘25厘米的瓷板拼成。

绘制地点安排在景德镇体育馆。为了节约时间，也为了随时盯着画面，他干脆把生活用品一起搬了进去，在场馆里吃住。一块块编号好的瓷板平铺在馆中央的地上，拼成一个巨大的“画面雏形”。

作画过程非常特别。因画面太大，他无法站在画前就看清整体，只能如此循环：蹲下去落笔，画一部分；然后迅速跑到看台高处，俯瞰整体，看看线条和明暗是不是和原作对得上；发现有问题，再跑下去调整。这样一天要来回跑无数趟。

虽然多年画毛主席像已经驾轻就熟，这一次他还是足足忙了5天才完成。每天睡觉不足3小时，人几乎是咬牙撑过来的。等所有线条、色彩都铺陈完毕，428块瓷板拼出的巨幅头像，终于在体育馆中央完整呈现。

后来瓷板像在安源纪念馆揭幕那天，红色幔布缓缓拉开，现场很多观众几乎是屏住呼吸抬起头。有位年迈的老人挤进人群，非要走到最前。看清那熟悉的面容后，他忍不住伸手摸了摸瓷板上的脸颊，喃喃一句：“当年，毛主席就是这个模样，就是这个模样。”眼泪就下来了。

不得不说，这样的场景，对画的人来说，比任何奖状、称号都更有分量。

四、悲痛中的遗像与四十年不辍的画笔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出，全国上下沉浸在巨大悲恸之中。各地纷纷筹备追悼大会，景德镇自然也不例外。

走到画架前，他的手明显在抖。一张无数次勾勒过的脸，此刻似乎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落笔点。他边画边掉泪，连线条都是湿着眼睛描出来的。直到把遗像四周象征哀悼的黑框勾完，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把笔重重一放，整个人伏在案上痛哭。

这一回，他依旧选择瓷板为载体。落笔时，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紧绷着每一根神经，而是多了一份老练的从容。但从画面的细节能看出来，那份敬意一点没少。画中的毛主席神情亲切，眼神柔和，却透着一种很难用具体词语概括的力量。

这件作品后来入选“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陶瓷精品展”，在景德镇的展厅里和其他精品一同陈列。谁也没想到，这次展览，竟然成了他人生中一次重要“访客”的契机。

五、邵华登门、萨马兰奇赞叹：一幅肖像的回响

同一年，毛主席的儿媳邵华、孙子毛新宇母子，来到景德镇参观这次陶瓷精品展。在展厅里，他们在一幅毛主席瓷板肖像前停留了很久。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幅画出自景德镇的一位老画师之手，画毛主席像已经几十年。

邵华听后，觉得有必要亲自去见一见这位老人。

坐定之后，邵华开门见山：“章老师，我和孩子在陶瓷馆看了纪念展，很佩服您画毛主席肖像的功力和精神，专门带孩子来向您表示感谢。”话说得不长，却真诚。

这番话，不是客套，而是肺腑之言。

另一位客人，美国的撒切尔夫人，在参观时也对这些作品表示赞赏，说这是“难得的东方艺术品”。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评价，对一个土生土长的景德镇画工来说，不啻于一张走向世界的“名片”。

六、一屋奖状，一生只画一个人最多

窑火边长大的人，往往有一种很朴实的自豪感。他不会说什么宏大理论，只会指着一幅幅瓷板说：“这张是为哪里画的，那一张是哪个年代画的。”有访客问得多了，干脆直接提一个问题：“你画肖像，画得最多的人是谁？”

对这个问题，他几乎不用思索就能回答：“毛主席。”

这句简单的回答背后，是几乎半个世纪的重复劳动。从1959年第一次画领袖肖像，到后来为安源纪念馆作画，再到追悼会遗像、百年诞辰纪念像，再加上各类会议、展览、礼品瓷上的肖像——粗略算下来，数量之多，很难用具体数字概括。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儿女们后来也学会了给人画肖像，在瓷板上延续这门手艺。对这个家庭来说，“执笔绘领袖”的记忆，并不是某一代人的孤立故事，而是会在青砖白瓦间传下去的一段技艺和情感。

在景德镇那间普通的老屋里，墙上挂满了他一笔一划描摹出来的毛主席像。火光映着釉色，岁月落在瓷面上，留下的，不止是画功，更是一代人对领袖最朴素、最踏实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