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天录”到“燕行录”：朝鲜朝对中原王朝态度的转变

△ 《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局部）

“燕行录”作为朝鲜朝使臣出使中原王朝的纪实性档案，分成两个部分，朝鲜朝使臣出使明朝时称“朝天录”，出使清朝时称“燕行录”。面对“天朝”朝贡故为“朝天”，面对燕京之行却为“燕行”，由名称即可见朝鲜朝朝贡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朝鲜朝从“朝天”到“燕行”经历了怎样的心态，为何会产生这样截然不同的态度呢？本文拟从“朝天录”及“燕行录”出发，站在朝鲜王朝的情感与视角，考察“他者”审视明清易代时期中原王朝产生重大变迁的史实及对“他者”的影响与冲击。

一、“朝天录”之朝天慕华

——朝鲜朝对明朝的心悦诚服

朝鲜朝的慕华心态由来已久，朝鲜朝思想家朴趾源说：“东方慕华，即其天性也……，新罗最先慕唐，以水路通中，衣冠文物悉效华制，可夷夏矣。”朝鲜朝迎送明朝诏使的馆驿原名“慕华楼”，世宗十二年（1430）扩建后改名称为“慕华馆”。《慕华馆记》有云：“咫尺天颜于数千里之外。上之慕华之诚……国家慕华之制如此，主上慕华之心如此。”朝鲜王朝对明朝心悦诚服的朝贡，履行朝贡义务，其思想上的慕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朝鲜朝建国初期的朝天宗藩

1388年，李成桂借威化岛回军发动政变掌握政权，1392年废除高丽朝末王王瑶自立为王，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统治的正统性，向明朝“事大”成为一条十分可行的道路，既可以保朝鲜朝的国家安全，又可以保朝鲜朝的经济发展。于是，李成桂主动派韩尚志出使明朝“权知国事”，请求明朝在“和宁”和“朝鲜”中定一国名，表示“于是一国大小臣僚闲良耆老安一国之民”。朱元璋认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由此定国名“朝鲜”。“永乐初，赐印诰”，从此李氏政权借明朝册封站稳脚跟，确定正统。“自后每岁圣节、正旦（嘉靖十年后，外夷朝正旦者，俱改冬至）、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其余庆慰谢恩无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则遣使颁诏于其国，国王请封，亦遣使行礼，其岁时朝贡，视诸国最为恭慎。”

杨昭全、韩俊光根据《朝鲜王朝实录》太祖、定宗、太宗、世宗、成宗卷统计，朝鲜朝初期从太祖到世宗59年时间，使明共计399次，平均每年6.7次，出使如此频繁，可见朝鲜朝与明朝的亲密程度。双方关系至“壬辰倭乱”到达高潮。1592年4月，日本入侵朝鲜半岛爆发“壬辰倭乱”。朝鲜朝不敌，战况十分危急，朝鲜朝宣祖李昖求助明朝，战争持续至1598年日本战败结束，明朝倾国相助，此战使明廷“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至此，朝鲜朝认为，“二百年来，世受皇恩，日夜感戴，报效无路，又自壬辰，重荷再造之德”。“我国之于天朝，义虽君臣，情犹父子。况有壬辰拯济水火之鸿恩。天朝倘有事变，敝邦君臣，所当扫境内奔往，以为前驱矣”，宗藩关系在此后达到高潮，直到光海君执政期间才出现变化。

△ 朝鲜开国君主李成桂

（二）光海君后期的“两端外交”

1592年“壬辰倭乱”爆发后，宣祖迫于压力封次子光海君李珲为世子，明朝认为“立国以长，万古纲常”，“长幼之序，礼莫大焉；储嗣之立，礼莫重焉；舍长立幼，于礼不顺。若令之自中国，是以非礼令也；若徇之自臣部，是以非礼徇也……朝鲜称我外臣，享我正朔，事孰大于继立，乃舍其长子而请立第二子讳，无乃非我国家之制乎？”明朝不承认李珲。直到万历三十七年（1609）光海君执政一年后，明朝方承认了他的朝鲜朝国王地位。

光海君被册封后，前期尊崇明朝，恪守礼仪，履行宗藩朝贡制度，并派使臣积极辩诬。在得到明朝册封之后，他又积极向明朝请求册封长子栓为朝鲜朝世子。光海君六年（1614），他请明追封生母金氏为国王次妃，光海君七年（1615）又请求明朝赐给生母冠服，多次向明朝送回飘海民人，明朝也多次给予嘉奖。

光海君执政后期游走于后金与明朝之间，实行“两端外交”政策，即在保持和明朝宗藩关系的同时，与后金展开了书信交往。1618年“萨尔浒之战”一触即发，明要求朝鲜朝出兵相助，光海君只出兵1.3万人，为保全实力消极应战，且授意主将姜弘“观变向背，使虏勿为移兵先击之”，投降于后金。

光海君实施“两端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原因固然是朝鲜朝当时面临的现实情况和国家利益，但是与他在明朝屡次受挫得不到认可也有一定关系。直到1623年光海君被罢黜下台，仁祖重新全心全意慕华尊明，才彻底断绝与后金的交往。

（三）明末朝鲜朝朝天的揭恶乱象

随着明朝政权进入末期，国势渐微，吏治不治，尸位素餐，社会乱象横生，朝鲜朝使臣以外域者视角将这些现象记录在“朝天录”中，出使纪行内容也从一味的“慕华”转换成“揭恶”，朝鲜朝对明朝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1. 政治上的吏治败坏

丁焕在嘉靖十六年（1537）以书状官身份出使明朝。他在“朝天录”中记录了使团在辽阳赠送礼物事件。使团到辽阳后按礼节赠送礼物给都司等官员，但是辽东刘（刘大章）、徐（徐府会）两人和总兵官李景良“皆别求物产，征名责数。此辈起行伍，不可责以廉谨，然受重寄，杖节镇边，辄施好恶，逞志于外国行人，污甚矣”，这是“朝天录”首次反映明末吏治败坏现象，天朝形象在朝鲜朝开始受损。

赵宪、许篈受命于万历二年（1574）为庆祝万历皇帝生辰出使明朝，汤站守堡官王魁的舍人送朝鲜朝使臣，许篈等礼节性地给舍人送了一些扇子、帽子之类的礼物，“其舍人怒其扇把之少，弃而先行，寻令人持去”。许篈评价“此人唯知贪得，不顾廉耻之如何，名为中国，而其实无异于达子焉”。到辽阳后，辽东都指挥陈言因为没有得到使臣送的《皇华集》而“大声叱之”，许篈恐“迁怒我国”赶紧将《皇华集》奉上，陈言又因《皇华集》数量不够，便索要“海獭皮、满花席、白布、花砚、杂色绸、整参等物”，另加“帽缎二匹、罗一匹、大缎二十匹”来代替《皇华集》，因为物品不足又“怒而起立，作声愈厉”，赵宪评价陈言种种言行“无廉耻如此”。

天启四年（1624），朝鲜朝请封李倧为新王，派使团使明。使团在北京滞留4个月期间，所见索贿事例层出不穷，“中朝贪风大振，公卿辅相，大官小吏，无不以利欲相济，政以贿成，恬不知耻”。朝鲜使臣朝贡程序如下：使臣到礼部主客清吏司→呈送文书→礼部议覆→转送内阁票拟→呈送皇帝御览→皇帝朱批→发送到相关部门处理。礼部是整个程序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洪翼汉记录了向礼部主客司主事李其纪行贿的全过程，讥讽其为“贪墨败官”。

2. 文化上的儒学式微

朝鲜古代在文化上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特别是程朱理学，其国子监是文化教育的中心，被视为文化圣地。然而，到了明末，尽管国子监外观依旧华丽，但其内部的儒学教育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嘉靖十三年（1534），朝鲜朝贺使苏世让记载参观国子监，见“儒十余辈就前相揖，仪容举止，颇不端洁”，赠送“管城数十柄”，明儒竟然“诸辈争取，转相蹴踏”，由此断言“其非真儒可知”。丁焕参观国子监后见到“师生案榻，纷乱移置，封尘一尺，不见人影。欲询监中事末由也。唯闾里无赖之徒远近追随，到处成众，蜂舞殿堂，莫有呵禁，喧聒不堪留也”。嘉靖十八年（1539），权橃任奏请使出使明朝，发现国子监中虽然陈设华丽，“然彝伦堂及东西庑，无一儒焉”。隆庆六年（1572），许震童随同正使朴淳使明，参观国子监，与监生谈儒后说“儒生阘茸不足与谈论矣……中朝士习之偷微，亦可知矣”。

儒学至明末已经式微如此，令朝鲜朝儒者大失所望，曾经代表至高文化的“天朝”此时在朝鲜朝儒者心中，已经跌落神坛，朝鲜朝儒者已经站在儒学的角度反过来批判儒学的发源地，甚至由此预言明朝的命运，“由此观之，则今之天下，不复知有朱子矣。邪说横流，禽兽逼人，彝伦将至于灭绝，国家将至于沦亡”。

洪翼汉在《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中慨叹道：“中华古称名教之地，礼义廉耻，所自渊源，而今至此极，益可怪叹。无乃以下邦陪臣，视同裔夷，陵侮而然耶？若果然也，则尤为痛骨矣。”这正是朝鲜朝对明朝之叹。面对当时的情况，真是让人痛心疾首。

△ 燕行使笔下的紫禁城

二、“燕行录”之燕行事大

——朝鲜朝对清朝的委曲求全

（一）朝鲜朝对后金的防范态度

朝鲜朝对建州女真的崛起一直十分关注，1589年7月朝鲜朝宣祖就得到平安道兵使奏报：“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酋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部：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锤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间闲练习，胁制群胡，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由此可知，朝鲜朝对女真军事情报的掌握比较详细，且对其军事实力非常忌惮，对其可能向中原发动的战争十分担忧。宣祖认为：“老乙可赤事亦大可忧，古之善料敌者，预图于未形前，况此兆朕己萌，爻象已动；若侯河冰合，虏骑充斥，是我腹背受敌，天亡之秋，不能支吾矣”，女真军事制造能力之强大，军纪之严明，对朝鲜朝威胁之日隆，使朝鲜朝对女真的戒备之心日益增加。

“壬辰倭乱”是影响明、朝、日三方势力的关键战争。日本战败自不用说，战争对明朝和朝鲜的伤害也十分深重。对明朝来说，在“壬辰倭乱”爆发前，明朝已经陷入了吏政不明的状态，“援朝抗倭”又使明朝雪上加霜。同时，“壬辰倭乱”使朝鲜朝深陷战争泥潭，内有党争不断，外有强敌入侵，使朝鲜朝人口锐减，农耕土地摧毁严重，加剧了社会矛盾。可以说，三方在这场战争中受损严重，而这恰恰给了女真快速稳定发展的契机。努尔哈赤在两次请求“援朝抗倭”遭拒后，政治、军事实力却都趁机获得飞速发展。

在朝鲜朝防范女真的同时，女真也非常重视朝鲜朝的力量。1595年努尔哈赤借着刷还朝鲜人的机会给朝鲜朝送信，希望“两境之民毋得侵犯相害”，企图在“壬辰倭乱”期间与朝鲜朝建立书信外交。然而，朝鲜朝朝贡于明，女真民族也是明朝的边疆少数民族，这是违背宗主国的行为，宣祖拒绝这种交往，并说明原因，“我国与贵卫，境土相近，而不能私相往来……不能违大朝之禁而开无前之例”，而且“自古以来，你与我国，原不以文书相通，且不敢私交，遵奉天朝法令，今此一遭通书，亦出于不得以也。”“壬辰倭乱”导致明朝和朝鲜朝损失惨重，但明朝全力支援朝鲜朝抗击倭寇，从而巩固了两国间的宗藩关系，朝鲜朝对明朝的感激之情达到顶点，不再与女真私下通信。

宣祖时期，朝鲜朝对女真的警惕持续未减。光海君后期实行“两端政策”，与后金通信自1618年至1623年光海君下台。在此期间，光海君支持朝鲜朝将领姜弘在“萨尔浒之战”后投降后金。仁祖继位后，改变政策，全力支持明朝，导致后金因此不满，引发“丁卯之役”。

后金于清（后金）天聪元年（1627)1月趁明朝深陷农民起义危机无力援朝之际，率军攻破朝鲜朝防线，朝鲜朝国王仁祖无奈出逃江华岛，这就是“丁卯之役”，朝鲜朝方面称之为“丁卯虏乱”。“虏”字是中国古代对北方外族的贬称，朝鲜朝一直视女真为夷狄，而朝鲜朝自视为“小中华”，对女真的繁荣强大十分戒备，对女真政权却诸多鄙夷。“丁卯之役”彻底改变了朝鲜朝与后金的关系，两者在1627年3月3日签订的《江都之约》中约定，“贵国实心要和，不必仍事南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贵国为弟。若南朝嗔怒，有我邻国相近，何惧之有？果如此议，我两国告天誓盟，永为兄弟之国，共享太平”，正式结为“兄弟之盟”，后金为兄、朝鲜朝为弟，并在3月18日又签订的《平壤之盟》规定：“自盟之后，朝鲜国王李倧应进满洲国皇帝礼物，若违背不进，或不以待明国使臣之礼待满洲国使臣，仍与满洲结怨，修筑城池，操练兵马，或满洲俘获编入户口之人，逃回朝鲜，容留不行遣还，或违王所言，与其远交明国，毋宁近交满洲之语；当告诸天地征伐之，天地谴责朝鲜国王，殃及其身。朝鲜国王若不违誓词，共相合好，满洲国大贝勒阿敏无故加兵，殃亦如之。两国永尊誓词，天地垂佑，历祚延长。”两个条约一个改变双方关系，一个规定朝鲜朝要对后金所尽的义务，双管齐下，朝鲜朝忍辱负重，为了继续事大明朝，只能更改朝贡路线。

（二）朝鲜朝对清朝的抵触态度

“丁卯之役”九年之后，皇太极对朝鲜朝发动了“丙子之役”，1637年2月24日签订《三田渡之盟》，“丁丑二月初日讲和后，东宫两大君有沈阳之行”，朝鲜朝世子入质沈阳。朝鲜朝称此役为“丙子胡乱”。金宗一1638年出使清朝，所撰《沈阳日乘》曰：“唯虏人及宣传译者杂踏其中矣”。清朝前期还未接受儒学文化教化之时，不行周礼，为朝鲜朝使臣诟病：“行亦无拜服之礼”，且“礼后列坐依常时，坐后无理数亦如常时”，吃饭时的表现也“样与我国山尺辈恰相似矣”。这是朝鲜朝不肯认清朝为“天朝”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三田渡之盟》要求朝鲜朝“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并要求朝鲜朝世子入质大清，不能修墙筑城，并向清纳贡。双方签订的《三田渡之盟》终结了双方的“兄弟之盟”，开始了“君臣之义”。

女真先后两次武力征服朝鲜朝，只是在形式上使朝鲜朝一次次臣服，在文化和思想上朝鲜朝依然奉明朝为主，无论是前期的防范态度还是后来的抵触态度，均可见朝鲜朝对当时政局的把握还是准确的，且应对虽然处于劣势与被动，但是依然坚持了“小中华”的自主和自尊。

△ 1863年的燕行使团（ 摄于北京俄罗斯大使馆 ）

三、朝鲜朝对中原王朝态度转变之因

（一）华夷之辨——“朝天”与“燕行”之别的思想原因

“华夷之辨”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夷夏之辨”。《礼记·王制》将“华”与“夷”的概念区分后，在东亚渐渐形成了一种“华夷秩序”。费正清认为，“中国的世界秩序常被描述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体系。从理论上说，这个体系至少有三方面的层级：中国是内部的、宏大的、高高在上的，而蛮夷是外部的、渺小的和低下的。”这实际上是确定中原文化的中心主义。

每当中原政权面临周边挑战时，“华夷之辨”思想便会展现其独特的力量。明清易代是汉族退位退权而女真族掌握政权的典型“华夷变态”事件，自视为“小中华”的朝鲜朝面对自己一向视为“天朝上国”的大明跌落神坛，一向视为“夷狄胡虏”的女真人入主中原，使朝鲜朝重新以“小中华”视角思考“华夷之辨”，“中国以往用来支撑‘朝贡体系’的文化理念——‘礼乐’和政治纽带——‘宗藩’”体系崩坏，使朝鲜朝在面对这种“华夷变态”时无法接受，这也成为此时朝鲜朝对明朝的“朝天”与对清朝的“燕行”态度截然不同的思想原因。

李成桂夺权建立朝鲜朝之初，为得正统承认，朝贡明朝，这既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原王朝的“中华正统思想”地位决定的。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朝鲜朝“尊明慕华”的客观要求，得到“中华正统思想”承认是文化和思想上的主观要求。

朝鲜朝士人李鲁认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星分海隔，区域别矣。乾坤以定，贵贱位矣；区域斯别，华夷判矣。贵贱之位，华夷之判，皆天之所为也。天可逆乎？天不可逆也。是故，莫贵于天子，而普天下皆其臣；莫尊于中华，而率土滨皆其地。君臣之义、宾服之礼、皆理之常然也。”“华夷之辨”思想在朝鲜朝根深蒂固。光海君被罢黜之理由主要是“壬辰再造之惠，万世不可忘也。先王临御四十年，至诚事大，平生未尝背西而坐。光海君忘恩背德，阁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认为光海君的“两端政策”“夫灭天理，糜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姓”，触怒的就是天理人伦，背叛的是大明朝的“壬辰再造之惠”，这正是光海君执政期间最大的罪过。

朝鲜朝各使团在“朝天录”中毫不留情地揭露明末的各种社会乱象，有对吏治败坏、官员贪腐的记录和叹息，有对皇室奢华无度的评价，此时的“上国”已经与朝鲜朝最初尊崇向往的中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朝鲜朝使臣与政权统治阶级无不感到痛惜。

△ 燕行路线

（二）“事大”政策——“朝天”与“燕行”之别的角色转换

“事大”政策自孟子论述“交邻国之道”开始，延续到整个“华夷秩序”。这种“事大”后来发展成儒家的一种礼仪规范，上升到国家层面，就变成了处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大”“小”关系：“小”对“大”以忠，“大”对“小”以仁，即“小”对“大”为“事大”，“大”对“小”为“字小”。

朝鲜朝对明朝的“事大”始于“畏天者保其国”，忠于中华文化、政治的核心，两者共同组成了“朝天慕华”的行为和思想。朝鲜朝的“事大”不仅仅是弱国对强国的示弱，也不仅仅是小国用“朝贡事大”政策去寻求大国的庇佑，而是以“慕华”为思想，以“朝贡”为行动，以“事大”为政策形成的“典型的宗藩关系”。然而相比之下，朝鲜朝对清朝的“事大”，少了很多思想上的归属、文化上的臣服与情感上的感恩，其占据主体的是武力上的臣服与“保国”的委屈求全。这从朝鲜朝对清朝的“事大”过程中可以得到印证。

首先，朝鲜朝与女真族曾经有过封贡关系。建州女真在14世纪末兴起，高丽朝向北扩张，其领土随之扩大。明朝初年，高丽朝为了控制鸭绿江以东的女真人，设立了泥城万户府。1388年建州女真“兀良哈及斡都里等来朝”。李成桂建立朝鲜朝以后很快得到明朝的册封。1404年，明朝将咸州以北至图们江下游十一处女真领地划归朝鲜朝统辖。之后朝鲜在朝鲜半岛东北部、西北部设“四郡六镇”，“上即位，量授万户、千户之职，使李豆兰招安女真……延裹千里，皆入版籍，以豆满江为界……”，朝鲜朝与女真封贡关系确立。朝鲜朝和女真建立了封贡关系，并与明朝同时保持这种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一直维持到后金建立，建州女真向朝鲜朝纳贡423次，尤其在朝鲜朝世宗时期，兀良哈、斡朵里等部落纳贡频繁，平均每个部落超过百次。朝鲜朝遵循“薄来厚往”的原则，对女真部落的贡品给予丰厚回赐，改善了女真人的生活状况，并为部落首领及其随从封官赐爵。所以，在女真的认知里，为民族发展、改善物质匮乏窘况，向明朝与朝鲜朝朝贡是其谋求生存的重要手段；在朝鲜朝文人的认知里，女真是北部藩篱，关系到周边安宁，是其“小中华”的臣属民族，对女真进行封贡安抚是国家稳定和边境安全的重要政治措施。

其次，朝鲜朝与后金曾结为“兄弟之盟”。建州女真借明朝、朝鲜、日本三方爆发的“壬辰倭乱”迅速成长壮大，成为这场战役中最大的赢家。“壬辰倭乱”之后，朝鲜朝受到重创，虽以经济、军事实力为代价获取了胜利，但情况岌岌可危，同时还要面对人口增多、兵器制造水平和军事实力大增这样一个空前壮大的女真，自然就进入了对女真的防备阶段。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18年努尔哈赤与朝鲜朝光海君建立书信往来。1619年“萨尔浒之战”爆发。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两地。1623年，朝鲜朝仁祖登上王位，断绝与后金的书信交往，恢复了“事大于明”的传统。至此，后金多年努力与朝鲜朝建立的外交关系崩塌，直至1627年3月对朝鲜朝发动“丁卯之役”，双方签订了《江都之约》和《平壤之盟》，明确了“兄弟之盟”。

朝鲜朝此时由女真族曾经需要朝贡的“上国”，变成后金为兄朝鲜朝为弟且需要向后金纳贡的败国，军事武装力量成为改变双方关系的主要因素。此时，朝鲜朝与后金虽然名义上是“兄弟之盟”，实际上朝鲜朝被迫纳贡。至此，明朝、朝鲜、后金三者再次出现复杂情况：后金此时与明朝彻底决裂，大战一触即发；朝鲜朝依然奉明朝为“天朝”，由于陆路朝贡道被阻断，改海道朝贡明朝；后金与朝鲜朝结为“兄弟之盟”，朝鲜朝在后金与明朝的紧张局势中夹缝求生。

最后，朝鲜朝成为清朝的“君臣宗藩”。1636年皇太极称帝，后金改国号为大清，同年对朝鲜朝发动“丙子之役”，打破了明朝、朝鲜、后金三者呈现的复杂紧张局势。至此由“丁卯之役”确定的“兄弟之盟”结束，《三田渡之盟》签订后确定了新的关系——“君臣之义”。朝鲜朝被迫“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遣世子入质沈阳，并按盟约向大清纳贡。

1637年朝鲜朝将“大清皇帝功德碑”立于三田渡，碑文有云：

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皇帝以坏和自我始，赫然怒，以武临之，直捣而东，莫敢有抗者。时我寡君栖于南汉……小邦之获罪上国久矣！己未之役，都元帅姜弘立助兵明朝，兵败被擒，太祖武皇帝只留弘立等数人，余悉放回，恩莫大焉，而小邦迷不知悟；丁卯岁，今皇帝命将东征，本国君臣避入海岛，遣使请成，皇帝允之，视为兄弟国，疆土复完，弘立亦还矣。自兹以往，礼遇不替，冠盖交迹，不幸浮议扇动，构成乱梯。小邦申饬边臣，言涉不逊，而其文为使臣所得，皇帝犹宽贷之，不即加兵，乃先降明旨，谕以师期，丁宁反复，不翅若耳提面命，而终未免焉，则小邦君臣之罪，益无所逃矣。皇帝既以大兵围南汉，而又命偏师先陷江都，宫嫔王子暨卿士家小俱被俘获。皇帝戒诸将不得扰害，令从官及内侍看护，既而大霈恩典，小邦君臣及其被获眷属复归于旧……

碑文不仅记录了朝鲜朝与清朝之间从“视为兄弟国”到“君臣之义”的原因及过程，也表明战胜国地位转换的称谓：大清称朝鲜朝为“小邦”，朝鲜朝称大清为“上国”。至此，朝鲜朝与清朝完成了双方关系的全面翻转。

朝鲜朝与清朝双方关系的转变可归结为三个阶段：女真族对朝鲜朝的朝贡→后金与朝鲜朝的“兄弟之盟”→大清与朝鲜朝的“君臣宗藩”。三次角色转换使朝鲜朝由女真的“上国”变成“小邦”，使“夷狄”“藩胡”的女真族变成“上国”大清，在以儒学治国的朝鲜朝看来，这种华夷颠倒的状况是无法接受的，况且在明朝这个拥有深厚儒学底蕴的中华正统的衬托下，大清在文化上的欠缺和野蛮，也是朝鲜朝无法认同的。朝鲜朝对大清的“事大”政策更多是军事力量上的屈服，朝鲜朝的朝贡也是为了保国却不是为了“朝天”，故“朝天”之名不存，“燕行”之名通行，这也是朝鲜朝对明、清两朝态度截然不同的重要原因。

（三）以夷易华——“朝天”路断后朝鲜朝的身份定位

明清易代对朝鲜朝的冲击很大，面对一直深入其认知的“华夷”秩序被清朝以军事力量破坏，“夷狄”占据中原，而作为“中华正统”的“天朝”轰然倒塌，“朝天”路断后中华文明何以为继？以程朱理学立国，自认“小中华”的朝鲜朝在明末就已经在用从明朝学习到的中华文明来审视明末社会的各种不符合程朱理学的现象，并对这些现象加以记录和批评。朝鲜朝“小中华”的自我定位，认为“华夷自有界限，夷变为华，三代以下，惟我朝鲜，而得中华所未办之大义，独保其衣冠文物，则天将以我国为积阴之硕果、地底之微阳”，已经完成了“以夷易华”的过程，欲接过传承“中华正统文化”的接力棒。

从朝鲜朝建国到明末清初，朝鲜朝的“以夷易华”经历了二百余年。在礼制方面，李成桂命郑道传模仿《周礼》制定了朝鲜朝的《经国大典》；在法律方面，《大明律》被全部用于刑法；在官制方面，仿明朝的六部制而制成六曹制；在国家行政设置方面，效仿明朝地方设省而设道；在文化方面，朝鲜朝行儒学，以程朱理学立国；在教育方面，朝鲜朝设太学、立文庙，王子需要进入太学学习，地方还有乡校和书院；科举取士制度也一遵中华的方式进行。

“以夷易华”的过程可以归结为：“或曰吾东亦夷也。以夷事合于中国之正史，有例乎？曰：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春秋》之意也。况吾东箕子立国，革夷陋而为小中华，后虽中微，而贸贸始自高丽，已阓阓有用夏之渐，所以风俗好见称于朱子也。至于本朝则得复小中华，而崇祯以后则天下欲寻中国文物者，舍吾东无可往，实所《周礼》在鲁也。岂不可以先表章其所始，以昭布百代，示法四裔乎。此亦孔子《春秋》因鲁史及天下之义也。”

朝鲜朝对“以夷易华”执着的原因在于其“华夷之辨”的思想。朝鲜朝实学派北学论的主要代表洪大容言曰：“我东之为夷，地界然矣。亦何必讳哉！素夷狄行乎夷狄，为圣为贤，固大有事，在吾何慊乎！我东之慕效中国，忘其为夷也久矣。虽然比中国而方也，其分自在也。”由此可见，朝鲜朝文人认为朝鲜朝是因为地理位置才称为“夷”，实际上朝鲜朝早就完成了“以夷易华”。

朝鲜朝在明朝衰落时，不自觉地用学到的儒家文化和标准评价明朝。嘉靖十八年（1539）权橃使明，遭礼部官员向其索要贿赂，“以奏请事来索人情，各给白布等物”。但是明朝官员觉得朝鲜朝“宗系改正，尔国之大事”，只给这些东西“人情何若是略少耶？”天启四年（1624），洪翼汉记录大量明朝官员利用朝鲜朝使臣急于完成请求明廷对新即位的国王李倧进行封典的任务，索贿情况层出不穷，洪翼汉留下痛心评价：“惜乎！中朝政乱，何其甚欤！”天启七年（1628），朝鲜朝仁祖问使明归国的金尚宪：“中原贪风大振，今则如何”，金尚宪回复仁祖，“臣等之行，方物上纳之时，亦受银、参，而提督亦未免捧价，殊极寒心矣”。崇祯九年（1636），使臣金堉预判明朝“外有奴贼，内有流贼，天旱如此，而朝廷大官只是爱钱，天朝之事亦可忧也”。

朝鲜朝使臣对明朝的揭恶与评价是站在客观的角度如实记录，也预见了明朝的灭国命运，这使朝鲜朝在“以夷易华”的自我肯定角度，一方面批判明朝，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背弃明朝，陷入深深的矛盾中。如此继承中华正统文化的朝鲜朝，面对清朝贫瘠的文化，怎么能心悦诚服？于是在明清易代之际，“天朝”已经灭亡，朝鲜朝承载着明朝的文化力量成为“中华”，它虽然对清朝在武力上臣服，但是在文化正统上都对其轻视与鄙夷。

综上所述，17世纪中叶，清朝取代明朝，对朝鲜朝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上，清朝通过两次战争迫使朝鲜朝断绝与明朝的关系，并要求朝鲜朝王室成员和重臣作为人质，导致朝鲜朝社会动荡。心理上，一直“慕华”的朝鲜朝“朝天”路断，一直植根在其思想中的“华夷”秩序被破坏，夷狄占据中原，迫使朝鲜朝重新对中原王朝进行审视，且自认继承“中华”文化而完成了“以夷易华”，自称“小中华”。这些变化和原因在“燕行录”中有所记录，解释了为何朝鲜朝的纪行文献分为“朝天录”和“燕行录”。这些纪行文献从朝鲜使臣的视角出发，是站在朝鲜朝的情感与视角来考察“他者”的客观现实，提供了考察明清易代的新视角和思维。

朝鲜朝对中原王朝的态度，从对明朝的“朝天”而“录”，转变到对清朝的“燕行”而“录”，也是朝鲜朝在明清易代事件中，政治与心理所受震荡与伤害的外在表现，朝鲜朝“慕华”的强大的明朝轰然倒塌，以“夷狄”颠倒“华夷”秩序的清朝占据中原，程朱理学被野蛮和铁血掩埋，朝鲜朝自己俨然成为明清易代时期能够继承“中华”的“小中华”。因此，心悦诚服于明朝而委曲求全于清朝，成为当时朝鲜朝被动转变的现实，也是使臣付之笔端的“燕行录”所能表明的态度转变。（节选自《东疆学刊》，2025年第2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