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民族主义是研究历史的错误工具

因为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而喜欢明朝，这是很自然的。
人类天生具有归属感，喜欢和自己有共同点的东西，这是人类的天性。
但因为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而用民族主义去研究历史，尤其是明朝历史，这就是错误的。
因为民族主义这种人类的天性，不足以理解历史的复杂，用民族主义当成是研究历史的工具，就会犯错误。

民族主义的本质是辨别“我们”和“他们”。
民族主义的根源是群体动物的人类，从血缘联系的小群体，超越了氏族部落，把群体的范围扩大到以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的所谓民族而已。
虽然民族这个群体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一开始由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组成的小群体的规模，但它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依然还是辨别“我们”和“他们”的。

在这种“我们”和“他们”的辨别中，“我们”是自己人，“他们”不是自己人。而自己人的“我们”是好的、可以信赖的，不是自己人的“他们”是坏的、不可信赖的。

春秋时期，鲁国国君想要和楚国结盟，断绝和晋国的盟友关系。
鲁国和晋国的国君都是周天子的亲戚，都是姬姓，是同族，而楚国国君不是姬姓，和周天子不是亲戚。所以，鲁国的臣子反对，理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国虽然是大国，但不是同族，不可以结盟。

可鲁国国君要断绝和晋国同盟的原因，却是因为被晋国欺辱。
由此可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一定是真的，而“同我族类，其心必一”，也不见得就是真的。
因此，用“我们”“他们”这种诞生于人类早期小群体的天性，当成研究历史的工具，认为和我们同一民族的“我们”都是好的，不和我们同一民族的“他们”都是坏的，就必然会因为无法理解历史的复杂，在理解历史时出现错误。

比如因为自己的民族是汉族，而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也是汉族，就天然认为明朝是“我们”，进而认为“我们”都是好的，“他们”都是坏的。
这就是民族主义。
这种民族主义无法理解，为什么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在《大诰》中特地设立了一个罪，叫“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这是因为汉族的一些儒生，并不愿意做明朝的官，不愿意做同是汉族的朱元璋的臣子，而是怀念元朝。

如果说这些怀念元朝的汉族儒生，是汉族的败类的话，那如何用民族主义去解释朱元璋和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之间的战争呢？
陈友谅不但也是汉族，建立的政权还是“汉”，自己的称号是“汉王”。
这实在是再汉不过的汉族了。

朱元璋是汉族，陈友谅也是汉族，按照民族主义的理解，“我们”都是好的，都是可信赖的，那这两个汉人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建设大汉才对。
可事实是，两个汉人首领，指挥着一堆汉人士兵，互相攻打，血流漂杵，最终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这个汉人。

还有现在网络上经常被骂的“江南士绅”、“文官集团”，认为是他们导致了明朝灭亡。
假如他们真的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的话，可他们也是汉人。
如果民族主义的“我们”都是好的，为什么他们要毁掉明朝呢？

如果说“江南士绅”、“文官集团”都是一肚子坏水的读书人的话，那让明朝最后一个皇帝自挂东南枝的所谓流寇，以及挖了朱元璋祖坟的所谓流寇，他们也是汉人。
这又如何解释呢？

我们会发现，“我们”都是好的、都是可信赖的民族主义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的。

更复杂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都是好的这种民族主义，也解释不了，明朝皇帝会重用外族人，比如所谓的鞑官。
明英宗时有大臣上奏说，“京师鞑官不下万人”，而且他们的俸禄比汉人还高。

历史的复杂会让我们知道，区区一个民族主义是无法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历史的，因为民族主义的“我们”都是好的，掩盖了即使是同一个民族内部，皇帝有皇帝的利益、大臣有大臣的利益、百姓有百姓的利益，每个群体，甚至每个人的利益都是不同的这个事实。

用民族主义去理解历史，尤其是明朝历史，导致的问题之一是任何对明朝，尤其是对明朝皇帝的批评，会被视为是对本民族的批评。
这是把明朝皇帝错误地当成了本民族的化身导致的。
这是不能理解即使是明朝皇帝，也仅仅是本民族的一员；而即使是本民族群体内，群体成员之间的利益也是不同的的事实。
不能理解历史是复杂的事实，非要用简单辨别“我们”和“他们”的民族主义去理解历史，就会变成“朝代粉”，进而是不承认其他成员利益，维护一家一姓利益的“皇帝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天下这么大，有亿万人组成，怎么可以当成是一家一姓的私产呢？君主发动战争，杀人无数，却认为自己创下了可以传给子孙的家业，沾沾自喜，因此君主是天下的大害。

几百年前古人就能理解的问题，今天用本能去理解历史的人却理解不了，这实在是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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