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梦》：奥斯卡遗珠背后的荒野世界

3月16日，北京时间的周一上午，第9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落幕，影片《火车梦》颗粒无收，此前，它入围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在内的四项提名。

《火车梦》电影海报

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只看提名最佳影片的对手们，就知道《火车梦》没什么“得奖相”。作为一部网飞出品的小成本独立电影，它的创作团队资历平平，导演克林特·本特利和编剧格雷格·柯韦达都是依靠小成本电影立足的行业新人，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成绩，就是两人曾以电影《监狱剧院》联合编剧的身份提名过一次奥斯卡，《火车梦》是克林特·本特利的第二部长片。电影也没有足以拉高吸睛度的好莱坞明星班底，主演乔尔·埃哲顿对影迷来说顶多算是比较脸熟。其实即便有，这样的明星光环也很难匹配影片里这个跟当今时代碰不出什么火花的故事：一个伐木工在群山、森林和火车声中度过的人生，故事的背景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

从另一个角度讲，电影《火车梦》具备了“黑马”该有的大部分要素，但在奥斯卡，这个已经将名利场潜规则和普世价值观铸成根基的舞台，想上演黑马逆袭的剧情难度太高。《火车梦》被提名更像是权衡之后，一次点到为止的认可。

电影《火车梦》原著小说

影片改编自美国作家丹尼斯·约翰逊的同名小说，乔尔·埃哲顿主演的格兰尼尔是一个出生地不明的孤儿，他在六七岁的时候乘火车投奔住在爱达荷州的姑姑，这是他对生命初始最早的记忆，由一辆火车开启。电影和小说重点讲述的是他三十岁往后的经历，他与格拉迪斯相识、结婚，两人在摩耶河谷的林地修起木屋，生育了女儿凯特，格兰尼尔依靠伐木和修桥养家。女儿两岁时，一场山火席卷河谷，失去妻女后的格兰尼尔在烧毁的屋址上重建了一座小屋。从1920年代到1968年，当外面的世界正经历大萧条、二战和战后繁荣时，格兰尼尔如隐士一般，在河谷度过了近五十年。

1870年，爱达荷州的摩耶大桥。

为了还原这个发生在现代社会前夕的故事，电影团队采用了朴素的制作模式，以20世纪初早期摄影的3:2画幅作为载体，前往故事里描述过的华盛顿林区等地实景拍摄，全片几乎都使用自然光。曾为《火车梦》有声书配音的演员威尔·帕顿为电影提供了文学性的旁白。如同影片开场那句，“纵然那古老的世界早已不复存在，如古卷般尘封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它的回响仍在尘世间轻轻震颤”，诗意且沉静的影像质感试图呈现的正是这声回响——在象征现代社会轰鸣的火车和铁路尚未将自然完全覆盖时，一个依自然而居的人，曾在河畔土地上有过的自足和慰藉，伤痛和恐惧，以及他为了理解这一生的遭遇所付出的努力。

1910年，爱达荷州的伐木营地。

恐惧是小说的开端，“一九一七年的夏天，罗伯特·格兰尼尔参与了一起企图杀死某中国劳工的事件”。意外在格兰尼尔的心底埋下了不安的种子，当天完工后，格兰尼尔步行回家的路上，天色渐渐暗下来。无论走到哪儿，“中国佬”都在他眼前晃，在马路上，在树林里，静悄悄地走路，绳索一样细瘦的双臂前后摆动，像蜘蛛一样从溪水中一跃而出。用两页多的篇幅，作家丹尼斯·约翰逊正建立起这个内陆山区的世界观：法律尚未触及这里，工头可以对华人劳工滥用私刑，人们依靠一种根植于自然世界的敬畏感来约束自身，这种敬畏感在小说中更多地体现为因果有报。

小说和电影中，这种观念曾多次体现。比如格兰尼尔在少年时，遇到的那位被人砍伤的流动散工黑利，他在濒死前吐露了自己曾害死亲侄女的秘密。上了年纪的伐木工阿恩，认为“树木本身就是杀手”，在怀着频繁地砍伐树木总有一天会吃到苦果的焦虑中，他被一根树上掉落的残枝砸死。电影增补的一处情节强化了这一点。某天，伐木队里总是谈论上帝的弗兰克被人枪杀，追杀他的枪手告诉众人，这位弗兰克杀害了他的哥哥。枪手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你们谁要是对我刚刚的做法有意见，不妨现在就站出来，我可不想余生都得提心吊胆”。

恰恰是这份提心吊胆，这种对他人遭遇的耳濡目染，成为格兰尼尔理解那场山火的关键。他本能地认为，失去妻女是上天对自己曾犯下的罪行的惩罚，“中国佬”无处不在的面孔就是惩罚降临前的预兆。

丹尼斯·约翰逊

在丹尼斯·约翰逊的笔下，这种世界观的形成并非完全依托于自然世界，还掺杂了一股隐性的宗教色彩。格兰尼尔并没有被明确塑造成一个基督徒，他与妻子在卫理公会教堂相识，两人的约会伴随着祷告日，妻子是《圣经》的信徒。当格兰尼尔在山火后寻觅妻女时，“那本《圣经》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格兰尼尔看来，如果上帝连祂自己的文字都无法保护，那就证明大火比上帝更强大”。对格兰尼尔来说，他的遭遇也可以用基督教义中的“种与收”来解释，他在面对中国劳工时种下冷漠和愚昧，就要在不安中领受失去。

《火车梦》电影剧照

这命运的必然里同样蕴含着破碎的力量，大火烧毁的除了土地和家人，还有过往的循规蹈矩。格兰尼尔决定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时，让他做出这个决定的不光是妻女可能回来的念想，还有一种接近纯粹、无端的荒野秩序。为了参悟它，他将要在此地度过近半个世纪的清教徒生活，独自一人，偶尔有狗陪伴，拒绝新的人生——即便有位女人曾对他伸出手。这种新的秩序也的确向他展露命运的无常：一个二十岁不到的青年会在下一刻倒地身亡，一生不曾饮酒的印第安人唯一一次醉酒后，被夜间的火车碾过。

《火车梦》电影剧照

大火是否比上帝强大？深夜的狼嚎寓意是什么？格兰尼尔重建的是，用这个世界无法被完全洞悉的神秘和野性去代替他曾经相信的一切。新的秩序里，妻子的死和中国劳工没有关联，砸在阿恩头上的残枝和砍断黑利膝盖的凶手都是意外。19世纪末，现代工业的巨响借着铁轨、火车和电锯伸向自然深处时，格兰尼尔对这种原始荒野意志的体悟和归顺本身就是反文明、反现代的。在逆行中，他收获了近乎神迹般的体验，他在深夜看到妻子的灵魂在屋内显现，向他重现大火烧起的那天。在大火之后十年，他遇到了传闻中象征厄运的狼女，从她身上认出女儿的影子。他替她治好骨折：“他长久地注视着她。她像一个老男人那样皮肤苍老粗糙。她的双手向内蜷曲，手腕僵硬得如同假肢，双脚畸形丑陋，树瘤般粗粝多节。她的脸庞怎会如此‘狼相’，如此像野兽，尤其当她熟睡的时候？”当她离开时，“他本想去把她追回来，但最终没有这样做”。在选择放手的那一刻，格兰尼尔真正成为荒野意志的圣徒，坦然接受它施予的和拿走的，哪怕它的面孔如此可怖。

在丹尼斯·约翰逊的作品序列里，《火车梦》是特别的一部，它短小凝练，有着布道般的语感，这种语感因为电影里威尔·帕顿深邃且平缓的音色更突出，它几乎可以视为作家在自身曲折的经历中，对生命和信仰的体悟。丹尼斯·约翰逊于1949年出生在西德慕尼黑，童年时跟随身为外交官的父亲辗转东亚各地。在20多岁时，他深陷毒瘾和酒瘾，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他的生活和写作趋于稳定，他在1992年出版了代表作短篇集《耶稣之子》，在1992年前后与第三任妻子、福音派教徒辛迪·李结婚，两人搬去北爱达荷州被荒野环绕的小镇，在那里生活了近二十年。他将自己的房产命名为“北行十二步”，以此向他在70年代末、依靠匿名戒酒会中的“十二步计划”重获新生而致敬。这种康复程序的目的不只是帮助成瘾者戒除酒精和毒瘾，还通过“更高力量”（Higher Power）的指引，通过自我清理和忏悔等步骤，让成瘾者实现心灵的觉醒和重塑。

在以自身的成瘾经历为背景创作的《耶稣之子》里，丹尼斯·约翰逊塑造了一位外号“混蛋”的成瘾者，这个角色讲述了他在沉迷毒瘾期间种种光怪陆离的体验。短篇《工作》里，“我踉跄起身，打开门，见到了我将再也不会见到的奇景：我的女人们，她们甜美湿润的话语和样子，还有在院子里弹跳、化作半透明绿影的不可思议的冰雹，现在都去了哪儿”。短篇《肮脏的结合》里，“我”走进车厢时，“到处都是雪，冰冷的雪，白色的雪，远远近近都是雪？而我只是跟随我对事物的感觉穿过这个寒冬，直到看见一片白色的树林。而它接纳了我”。这些体验与格兰尼尔在森林中遇见的神迹时刻是一样的吗？熟悉药理和心理学的人对此会给出精确的分析：前者是药物生效后产生的精神幻觉，后者是在心理创伤下，生物体为了自我保护虚构的记忆。

但在作家笔下，这些体验被写下，并不是为了用作现代文明施展知识和科学的病理样本。在一篇名为《作为上帝的上帝》的文章中，丹尼斯·约翰逊谈论对信仰的理解，他认为上帝不以人的意志和期望而存在，祂不只存在于圣洁的教堂或祷告中，同样存在于那些肮脏、混乱且真实得近乎残酷的生命瞬间。一个人往往在最绝望、最失去自我的时刻，才能剥离掉虚假的偶像，面对那个真实的甚至令人恐惧的“作为上帝的上帝”。对于信仰上帝的教徒来说，上帝就是“更高力量”，一位在成瘾中堕落的人也可以是神迹降临时，在雨雪中接受洗礼的“耶稣之子”。在格兰尼尔的世界里，呈现“更高力量”的，则是在日复一日的受难中被施予的超自然瞬间。丹尼斯·约翰逊的笔下，火车一次次穿过森林，不再只是工业对自然的剥夺，那些潜伏在人类精神世界深层，等待着被一次神迹激活的迷狂和无序，最终被这随火车而来的现代秩序的轰鸣声抚平。

至于我们，我们这些被现代秩序改造的人，作家在小说的结尾已经为我们预留了座位。

1935年，格兰尼尔在克雷斯大剧院观看了表演，一个“戴着毛皮面具，穿了一件酷似毛皮的套装”的狼孩出现在舞台，观众们表现怪异，他们短暂地噤声了，随后在哄闹中笑了起来。曾在荒野中，让格兰尼尔震慑的神迹变成舞台上被消遣的奇观，当这个“冒牌怪物”终于开嗓，“它从地板下的陆地轰隆隆地逼近，然后凝聚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穿过鼻腔，直抵每一位听者的心房”。

《火车梦》电影剧照

只有格兰尼尔明白这声嚎叫的寓意。这嚎叫包含了他一生的沉默、妻女丧生火海的痛苦、受难般的孤独，以及来自原始荒野意志的安抚。随着剧院灯光熄灭，晦暗时代告终了，在人群中，只有格兰尼尔是它沉默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