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暗涌，为什么带来开元盛世的唐玄宗，也带来了安史之乱的惨剧

说到唐玄宗李隆基，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开元盛世的开明帝王，还有他和杨贵妃的缠绵爱情。谁能想到，这位一手把大唐推到国力顶峰的男人，转头就给大唐埋下了灭国级的大坑。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直接把盛唐从云端拽进泥里，从此大唐一蹶不振。为啥会走到这一步？咱们慢慢聊。

这事得从根上的经济制度说起。唐朝早期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国家把无主荒地分给农民耕种，农民给朝廷交税服兵役就行。这套规则能顺畅运行，前提得是国家手里掌握足够的土地。

到了唐高宗武则天那会儿，人口增速飞快，土地兼并也越来越严重，官僚豪强不断侵占普通农民的土地，国家手里根本没有多余的田地再分给新增人口。没了土地的农民活不下去，只能四处逃亡，成了没人管的浮逃户。

均田制垮了，搭在均田制之上的府兵制也撑不住了。府兵需要自己准备武器粮秣，没地没收入的农民连饭都吃不上，哪扛得住兵役。为了躲兵役，甚至有人自残手足，逃跑更是家常便饭，大唐兵源直接枯竭了。

兵源不够用，唐玄宗只能改规则，开元十年听了宰相张说的建议，改成募兵制，朝廷出钱招募壮士当职业军人。后来又在边境推行长期戍边的长征健儿制，短期内解决了兵员缺口，实际上悄悄挖了大唐的墙角。

原来府兵制是兵农合一、兵将分离，将领没法私养军队。改成募兵制之后，职业军人长期跟着同一个主帅，心里只认主帅的恩威，根本不知道还有皇帝，军队慢慢变成了将领的私人武装。

中央禁军因为太平日子过久了，天天疏于训练，战斗力退化得不行。边镇军队天天打仗，装备精良战斗力拉满，慢慢就成了外重内轻的危险局面。天宝元年的时候，全国总兵力里边军占了四十九万，足足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中央直辖的兵力还不到十二万。这种强枝弱干的布局，野心家不来搞事才怪。

制度变革是埋下的远因，唐玄宗晚年的政治腐败才是烧起来的导火索。开元那会儿的玄宗真的很清醒，听得进意见，敢放权会用人，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这些贤相，那时候朝廷上下全是能干的人，政局清明得很。

改元天宝之后，在位已经三十年的玄宗飘了，懒劲也上来了，彻底迷失在盛世的光环里。整个朝廷风气转坏，就是从罢免张九龄任用李林甫开始的。张九龄写了东西婉转劝玄宗警醒，没多久就被罢了官。

留下李林甫这个口蜜腹剑的家伙独揽朝纲十九年，只要是谁的功劳声望比他高，或者被皇帝看重威胁到他的位置，他想尽办法也要把人弄走。他还压制不同意见，排挤异己，搞得朝廷没人敢说真话，全是一片颂圣之声。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接班，这家伙更不靠谱，天生会揣摩皇帝的喜好迎合，身兼四十多个职位，公然收受贿赂结党营私，把整个朝堂搞得乌烟瘴气。

权力腐败直接导致信息堵死，玄宗天天躲在深宫里，跟杨贵妃纵情享乐，“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话真不是瞎写。各地官员抢着进贡珍宝讨皇帝欢心，杨家一家子势倾天下，挥金如土，光是给杨贵妃做织锦刺绣的工匠就有七百人。

整个官僚体系从上到下烂了个透，安禄山在范阳厉兵秣马准备造反，满朝文武没几个敢说真话。偶尔有人上报安禄山要反，玄宗要么不信，要么直接把人绑了送给安禄山处置，这种情况下，中央连应对危机的基本能力都没了。

安禄山能攒出对抗中央的实力，跟玄宗朝的边防安排脱不开关系。为了应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军事压力，玄宗在边境设了节度使，节度使一开始只管军事，后来慢慢把军、政、财、监察大权全捏在手里，相当于实实在在的一方诸侯，有土地有人民有兵甲有财赋。

天宝年间一共设了十个节度使，安禄山一个人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里握着十五万兵力，差不多占边军总数的三分之一。更关键的是玄宗晚年愿意重用蕃将，李林甫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跟玄宗说文人当将不敢冲锋陷阵，不如用寒族蕃将，蕃将骁勇善战，寒族也不会结党。这话正好说到玄宗心坎里，他本来就怕朝臣内外勾结。

于是西北边防交给突厥人哥舒翰，东北边防交给粟特人安禄山，其他不少蕃将也都手握要职。蕃将确实能打，但是他们跟手下士兵很多是同族，募兵制下又跟士兵攒下了私人恩义，朝廷根本没法有效节制。

安禄山还收养了八千名同罗、奚、契丹的壮士当假子，叫做曳落河，给足了好处，这些人全是只效忠安禄山的私兵。他还利用自己兼任牧监的职务，从国家牧场挑了几万匹上等战马运去范阳，还在雄武城储备了大量的粮草兵器。这时候的安禄山，已经攒够了对抗中央的全部实力。

玄宗也不是没察觉到边镇坐大的危险，他玩了一手平衡，扶植哥舒翰的西北军跟安禄山的东北军互相制衡。哪想到天宝十年之后，玄宗一门心思扑在享乐上，平衡术直接玩脱了。安禄山在玄宗面前装得特别恭顺，骗得玄宗百分百信任，势力越来越大，远超哥舒翰的西北军。

杨国忠跟安禄山闹矛盾，天天说安禄山必反，玄宗全当耳旁风。等到安禄山真的举兵南下，内地州县根本没做任何准备，叛军号角一吹，不少守军直接吓得魂都飞了，一触即溃。

安史之乱能闹这么大，绝不是安禄山一个人的能耐，背后有足够的社会基础撑着。武则天推广科举之后，科举成了寒门入仕的主要路径，但是每次录取名额太少，大量寒门才子挤不进权力核心，这些人有才学没出路，对掌权的世家大族本来就不满，不少人远走河北，在藩镇找活路，安禄山身边的核心谋士全是这类失意汉人，就是这些人天天撺掇安禄山起兵反唐。

河北地区从北魏六镇之乱之后，就一直是大量胡人的聚居地，不少汉人也慢慢被胡化，风俗跟中原差异很大，唐朝在这里的统治根基本来就不深，当地人对中央没什么归属感。安禄山拉拢少数民族上层，一口气提拔两千五百个少数民族人士当将军中郎将，当地人不少都心向他，这里天然就是叛乱的温床。

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也早就过不下去了，开元盛世的光环底下，土地兼并搞得大量农民破产流亡，统治集团的奢靡挥霍又进一步加重了百姓负担。杨家造一顶帐篷就要花几万钱，一顿饭的花费抵得上十户中产人家的全部家产，老百姓早就对朝廷离心离德，安禄山打着诛杀杨国忠的旗号起兵，一开始不少百姓还抱有期待。

这么看下来，安史之乱的爆发其实是一堆矛盾凑到一块儿的结果，缺了任何一个环节，都闹不到这么惨的地步。前半生的唐玄宗是实打实的旷世明君，后半生却亲手印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功成名就之后丢了警觉，承平年代放松了戒心，这个教训放到今天也值得警醒。

参考资料：光明日报 史海钩沉：反差巨大 解析唐玄宗一朝盛衰巨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长恨歌》：侈心一萌，邪道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