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春风：我的收复之路》——左宗棠第一人称自述

一、湘上农人，腹有兵书

我生于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湖南湘阴左家塅。父亲左观澜是个穷教书先生，母亲余氏生我时家中一贫如洗。四岁那年，父亲把我抱在膝上教识字，我指着墙上的舆图问：“这是哪里？”他说：“天下。”我说：“天下有多大？”他答：“等你长大了去看。”

十八岁那年，我第一次读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被那些山川关隘、形胜险要迷住了。家里没钱买书，我就借来抄，边抄边画地图。二十岁乡试中举，此后三次赴京会试，三次落榜。最后一次落第时，我在京城客栈里坐了三天，把那些应试的八股文一把火烧了。同乡问我：“不考了？”我说：“功名有命，学问无涯。此去归隐，当湘上农人。”回乡后，我买了几亩薄田，在柳庄盖了几间草屋，一边种田一边钻研兵法舆图。陶澍巡抚见我，惊问：“此等人才，怎可埋没田间？”我答：“埋没不怕，怕的是肚子里的东西没用上。”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有用；考不中进士，不代表不能济天下。

二、长沙入幕，一战成名

咸丰二年，太平军围攻长沙。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请我出山。那年我四十岁，在柳庄住了整整十四年。幕僚问我：“左先生，你从未带过兵，如何守城？”我说：“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我读了二十年兵书，今日就是验兵之日。”

我连夜勘测地形，提出守城之策：一边加固城墙，一边派兵出击，牵制太平军。太平军围城八十一天，长沙岿然不动。解围那日，张亮基握着我的手说：“季高真乃当世诸葛！”从此，我以幕僚身份参与军务，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咸丰十年，我招募楚军五千人，独立成军。那年我四十九岁，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兵。纸上谈兵二十年，真刀真枪八十一。读书人的兵书，要在战场上才能读懂；四十岁出山，晚吗？不晚，正好。

三、浙闽鏖兵，独当一面

咸丰十一年，我率楚军入浙江，与太平军李世贤部激战。那几年，我从衢州打到杭州，每战必身先士卒。一次在龙游，炮弹落在我身边三步远，我纹丝不动，对身边惊慌的士卒说：“炮弹专打胆小鬼。”同治三年，我克复杭州，升闽浙总督。那一年我五十三岁。

战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庆功，是赈灾。杭州城破时，城中饿殍遍地，我下令设粥厂、发种子、招回流民。又开设书局，刻印经籍。有人说：“左帅只会打仗，不懂文治。”我说：“武能安邦，文能抚民。两手都要硬，这江山才能稳。”杭州城的粥厂，比任何战功都让我得意；让百姓活下来，比杀多少敌人都重要。

四、西征平捻，抬棺出征

同治五年，我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剿灭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捻军骑兵飘忽，回军据险顽抗。我在西北五年，转战千里，大小数百战。幕僚劝我歇歇，我说：“不把西北平了，我死不瞑目。”

最险的是收复新疆。那时新疆被阿古柏侵占，沙俄也趁机占领伊犁。朝中争议不休，李鸿章主张“海防”重于“塞防”，想放弃新疆。我拍案而起：“天山南北，乃中国故土。今日弃之，他日必成心腹大患。”光绪元年，我六十四岁，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那年我抬着一口棺材出征，对将士们说：“此棺不是给自己准备的，是告诉你们，主帅不破敌，绝不生还。”那口棺材，不是做样子，是真真切切的决心。六十四岁，抬棺西征，值不值？值！一寸山河一寸血，我左宗棠的血，也愿意洒在天山上。

五、收复新疆，杨柳春风

光绪二年至四年，我率湘淮军及部分旗兵，分三路进军新疆。刘锦棠、金顺等将领奋勇作战，先后克复乌鲁木齐、达坂城、吐鲁番。光绪三年十二月，阿古柏自杀，其子投降。除伊犁仍被沙俄占据外，新疆全境收复。

进军路上，我命士兵沿途栽种柳树，从河西走廊一直种到天山脚下。后来人们称这些树为“左公柳”。有幕僚问：“大帅为何如此爱种树？”我说：“种树如同种德。今日种下一棵，百年后后人乘凉，自会记得当年有人来过。”光绪六年，我上书朝廷，建议在新疆设省。光绪十年，新疆正式建省。那年我七十三岁。种柳的人，不指望自己乘凉；种德的人，也不指望自己受报。只盼后来者看见那满路杨柳，能想起有人曾为这片土地拼过命。

六、中法之战，福州星陨

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我已七十三岁，被调往福建督办军务。到福州那天，我拖着病体登炮台察看地形。法军舰队盘踞马尾港，我建议“先发制人”，朝廷不许。法舰突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我站在炮台上，望着沉没的战舰，老泪纵横。

此后我抱病督师，布置防务。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病逝于福州皇华馆，享年七十四岁。临终前，我握着儿子的手说：“只恨未能亲眼看见台湾建省……只恨法夷未灭……只恨……”语未尽，声已绝。

我死后，朝廷谥“文襄”。灵柩运回湖南时，沿途百姓焚香哭送。新疆、甘肃等地纷纷建祠纪念。有人问我这一生值不值，我想说：我左宗棠，三试不第，四十出山，六十四抬棺西征，七十三督师福建。这一生，没有对不起国家，没有对不起祖宗。若再活一次，我还是那个湘阴农家子，还是那个湘上农人，还是那个抬着棺材往西走的老倔头。

——左宗棠 绝笔于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福州月色如霜，魂归湘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