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前的伊朗，人们对世界充满好奇

作者 | 侯杨方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历史将会如何描述2026年美以两国和伊朗的战争？回望伊朗这片土地的历史，它见过太多的帝国，它比任何人都知道强权的结局。

“伊朗”这个名字，在古波斯语中即是“雅利安人之地”（Ērān），直接源于“Arya”（雅利安）一词。公元前2000年至前1600年间，一支操印欧语系语言的游牧民族从欧亚草原的中亚部分南下，经里海东侧草原越过科佩特山脉，进入伊朗高原——他们驾驭马车，熟练使用青铜武器，带来了一种崭新的军事技术和宇宙观。这便是伊朗民族最初的祖先。

在伊朗旅行，你会很快感受到这种血统的自豪感并非虚言。从德黑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到设拉子街头的大学生，伊朗人极少以“穆斯林”自我介绍，而往往先说“我是波斯人”或“我是雅利安人”。这种身份认同越过宗教，直抵更古老的民族基因。一个被阿拉伯征服、被突厥统治、被蒙古蹂躏的民族，却奇迹般地保存了自己的语言、文学与文化自尊，其根源，正在于这种对古代荣耀近乎执念的认同。

△苏萨，今天的伊朗胡齐斯坦省。（图/视觉中国）

雅利安人进入伊朗高原后，与原住民埃兰（Elam）文明发生了长达千年的融合。苏萨（Susa）是这一融合的地理中心，这座城市在今天伊朗胡齐斯坦省，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苏萨的考古层位是文明叠层的绝佳样本：最底层是公元前4000年的史前聚落，往上依次是埃兰、阿契美尼德、塞琉古、帕提亚与萨珊的文化堆积，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的史书，将波斯文明的多元起源呈现得清晰可辨。

2017年2月，我抵达扎博勒（Zabol），公路两旁密布地堡，这里是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国相邻的俾路支斯坦地区，边防形势严峻。

这座位于伊朗东南角、锡斯坦盆地边缘的城市，罕有外来游客，却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历史分量。一千三百年前，正是在这片锡斯坦的荒漠边缘，唐帝国设立了一个名为“波斯都督府”的羁縻机构，将一位丧国王子供奉为都督，以这片千里之外的黄沙，象征性地延续着一个已经覆灭的伟大王朝。

△锡斯坦地区废弃的村庄。（图/视觉中国）

萨珊波斯的末代王子俾路斯（Peroz III）在阿拉伯大军横扫两河流域后一路东逃，经木鹿（今土库曼斯坦马雷）辗转抵达唐朝，向长安宫廷求援。唐高宗在661年前后正式设立波斯都督府，其治所疾陵城大约在今扎博勒（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一带，授俾路斯为都督，给予庇护与名义支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遥远的政治流亡之一——一个波斯王子，带着帝国的残梦，在丝绸之路的尽头，依靠一个东方大国的恩典苟延残喘，最终客死长安。他的儿子泥涅师在长安成为唐廷的客卿，手持唐朝官印，永远回不去那片祖先建国的土地。

扎博勒的今日，街头尘土飞扬，摩托车穿梭于市场与清真寺之间，操俾路支语的人们与操波斯语的伊朗人混居在一起，这座城市有一种边疆的粗粝感。我没有找到任何都督府的遗址——那本就是唐朝的一个政治符号而非实体建设，但历史的重量依然真实地压在这片土地上。正是从这里，我开始了一段向西穿越伊朗高原的旅行，沿途所见，是一部用石头、浮雕与人情写就的文明史。

从扎博勒向西行驶数百公里，翻越克尔曼的荒漠高原，再穿过法尔斯省绿意渐生的山谷，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出现在马尔夫达什特平原的边缘。这是旅途中最令我震撼的一刻。大流士一世于公元前518年命人在一片天然岩台上破土动工，后经薛西斯一世、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相继扩建，历时逾百年，建成了这座专为礼仪庆典而存在的神圣都城。

△波斯波利斯遗址。（图/侯杨方 摄）

波斯波利斯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的礼仪首都，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座城市从未以商业或军事为主要功能，它存在的意义只有一个：宣示帝国的秩序与威仪。每年春分时节的新年庆典（诺鲁孜节），来自帝国二十三个行省的使节——米底人、埃兰人、巴比伦人、埃及人、斯基泰人、印度人——都要携带本邦贡品来朝，经由“万国之门”进入这座神圣的高台之城。这一场景被精心镌刻在宫殿阶梯两侧绵延数十米的浮雕上，至今清晰可辨。

站在百柱厅（Hall of Hundred Columns）的石基上，望着密密排布的柱础残迹，一种对已逝宏大建筑的惋惜与敬畏同时袭来。最令人动容的是那些浮雕细节：每一位使节都被雕刻得神态各异，发型、服饰、所献贡物因民族而异。波斯工匠以极大的耐心与平等之心，记录下那个多元帝国的面貌。这与同时期亚述帝国对被征服民族的残酷描绘形成了鲜明对比——波斯人引以为傲的，正是居鲁士大帝确立的宽容原则：各民族保留自己的神祇、法律与习俗，帝国只要求秩序与贡赋。

△波斯波利斯的百柱厅。（图/侯杨方 摄）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纵火焚烧了波斯波利斯。伊朗人对这段历史的情感极为复杂：亚历山大在西方是“大帝”，在伊朗传统叙事里却常被描述为破坏者。这种对历史的“我方视角”坚守，本身就是伊朗文明骄傲感的一部分。离波斯波利斯不远的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同样是世界文化遗产，那里安葬着居鲁士大帝——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颁布“人权宣言”的统治者。他的陵墓铭文（据古典作家记载）写道：“过路人，我是居鲁士，建立了波斯帝国。莫要嫉妒我的这块墓地。”这种直白的自信，正是波斯文明的底色。

从波斯波利斯向北数公里，是纳克什·鲁斯塔姆（Naqsh-e Rostam）——一处凿入红色山崖的巨型崖刻群。这里凿有四座阿契美尼德国王的十字形崖墓，但最令历史学家心跳加速的，是崖壁下方一幅萨珊王朝时代的浮雕：沙普尔一世骑马而立，脚下跪着一个人，旁边还有一人被高举手腕。那跪地求饶者，是罗马皇帝菲利普（Philip the Arab），公元244年米西凯战役后向沙普尔纳款求和；那被擒腕者，是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us），公元260年在埃德萨战役中被生擒活捉。

埃德萨战役是罗马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萨珊波斯军队在沙普尔一世亲率下，于今天土耳其东南部击溃了一支罗马军团，并将御驾亲征的罗马皇帝瓦勒良生擒活捉——这在罗马六百年帝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耻大辱。沙普尔将这位皇帝带回波斯，据传让他充当上马时的脚凳，直至瓦勒良死于囚禁。波斯人将这一胜利以最直白的形式永久镌刻在石壁上，供后世子孙仰望。

△坐在马上的沙普尔，和被擒获的瓦勒良。（图/侯杨方 摄）

在伊朗高原各朝代漫长的历史中，与西方帝国的对抗始终是核心叙事：帕提亚（安息）时代，帝国的骑射手在卡莱（前53年）将克拉苏率领的约四万罗马大军化为齑粉，“帕提亚射法”（Parthian shot，回身射箭）由此成为西方语言中流传至今的成语；萨珊时代，科斯鲁二世一度占领耶路撒冷，夺走“真十字架圣物”、挺进至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卡尔西顿，令东罗马岌岌可危。

站在纳克什·鲁斯塔姆崖壁下，仰望那幅浮雕，我身旁一位伊朗男性游客——看着像是法尔斯省本地人，四十岁上下，穿着朴素——向我解释画面内容时，眼神里有一种孩子般的得意。他用简单的英语说：“This is Roman emperor, kneeling. Our king.”那种骄傲不需要翻译。这幅浮雕不只是历史记录，它是伊朗民族记忆的情感储藏库，每隔一个时代就会被重新激活，用来抵抗各种形式的外部压力。

继续西行，基本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的主干，克尔曼沙赫省的贝希斯顿（Behistun）是又一处不可错过的世界文化遗产。这里海拔约1200米的岩壁上，大流士一世命人刻下了著名的《贝希斯顿铭文》——用古波斯语、埃兰语、阿卡德语三种文字，记述了他如何镇压叛乱、重建帝国秩序的故事。这篇铭文在19世纪被英国学者亨利·罗林森破译，直接成为解读楔形文字的关键，其历史意义堪比埃及的罗塞塔石碑。

△贝希斯敦铭文古老雕刻插图。（图/视觉中国）

伊斯法罕（Isfahan）的伊玛目广场（原名“王侯广场”，Naqsh-e Jahan Square）是另一座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伊朗历史上最具帝国气象的城市空间。这座建于萨法维王朝（17世纪初）的广场，长508米、宽163米，四面环绕着伊玛目清真寺、阿里·卡普宫、谢赫·鲁特福拉清真寺与大巴扎，是波斯-伊斯兰建筑美学的集大成之作。萨法维王朝以什叶派伊斯兰为国教，以波斯语为朝廷语言，以丝绸贸易积累的财富建造了这座“世界的一半”（波斯谚语：伊斯法罕是世界的一半）。

当我坐在广场草坪上，望着清真寺穹顶上的蓝色瓷砖在夕阳中变换颜色，旁边坐着一家带着孩子来散步的伊朗夫妇，那种文明的悠远感无需任何语言传递。这片土地上积累了太多的历史层次：埃兰人、波斯人、希腊人、帕提亚人、萨珊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一层一层，最终凝结为今天这个复杂而骄傲的民族。

△伊玛目广场。（图/侯杨方 摄）

理解伊朗的民族心理，不能绕开那幅纳克什·鲁斯塔姆的浮雕。一个曾经俘虏过罗马皇帝的民族，在面对每一个自称“世界秩序维护者”的帝国时，会有一种天然的比较冲动——那个坐在马上的沙普尔，和被擒获的瓦勒良，始终存活在集体记忆的深处，等待着被历史唤醒。

△纳克什·鲁斯塔姆浮雕（图/视觉中国）

如果古罗马是帝国原型——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以“文明秩序”为名推行霸权、在自身利益受损时毫不犹豫诉诸武力——那么20世纪的美国在许多方面确实完成了这一原型的现代复刻。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英国军情六处联合发动“阿贾克斯行动”，推翻了伊朗民选总理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的政府，恢复了亲西方的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摩萨台的“罪行”仅仅是将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试图将本国的石油资源掌握在本国人民手中。这一事件在伊朗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创伤，也直接埋下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种子。当霍梅尼将美国称为“大撒旦”，这不只是政治宣传，而是一套被历史经验反复验证的心理叙事：外部帝国总是用“自由”与“秩序”的语言包装自身利益，而伊朗在过去两千五百年里，已经见识过太多这样的帝国。

历史的吊诡在于，伊朗人民对“新罗马”的向往，与对其政治行为的憎恨，往往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设拉子茶馆里的学生，既痛恨美国1953年的政变，又在翻墙看西方网站；那些在遗址旁向我要邮箱的女学生，渴望的“外部世界”也主要是一个西方想象中的自由秩序。这种矛盾，深刻揭示了伊朗民族骄傲感的双重性：对古代文明的自豪，与对当代现实的失望，在同一个灵魂里共存，催生出一种既不屈服也无从解脱的历史张力。

△设拉子埃拉姆花园。（图/视觉中国）

公元642年，尼哈万德战役之后，萨珊波斯帝国的政治机器彻底崩溃。阿拉伯征服者带来了伊斯兰教、阿拉伯语与新的宇宙观，波斯的祆教传统遭受严重冲击。然而语言学上发生的事情，却是历史上最有意味的文明反击之一：波斯人接受了伊斯兰，却拒绝了阿拉伯语作为文学语言，以阿拉伯字母书写波斯语，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从鲁达基到菲尔多西，从萨迪到鲁米到哈菲兹，波斯语文学在伊斯兰化之后迎来了它最辉煌的黄金时代，反过来深刻塑造了从安纳托利亚到南亚次大陆的整个伊斯兰文明圈。

菲尔多西的《列王纪》（Shahnameh）是这种文明韧性最伟大的纪念碑。这部完成于公元1010年的史诗，用六万对联句，从神话时代的始祖写到萨珊王朝的覆灭，是对波斯民族历史的一次全面的文学拯救。菲尔多西在序言中写道，他用三十年时间完成此书，要“以波斯语令伊朗重生”——在阿拉伯文化压倒性优势的时代，这是一个诗人凭借一己之力所能完成的最悲壮的文明保卫战。

△伊朗图斯菲尔多西墓的《列王纪》史诗浮雕。（图/视觉中国）

“被征服却从未被消化”的能力，或许正是伊朗文明最核心的历史特质。亚历山大烧掉了波斯波利斯，但波斯语言和行政传统渗透进了他的继承者塞琉古帝国；阿拉伯人征服了萨珊，但波斯式的宫廷文化、官僚制度和美学趣味改造了阿拔斯哈里发国；蒙古人屠城，但蒙古伊儿汗国最终皈依了伊斯兰，并自认为波斯文明的守护者。在这个意义上，伊朗文明是一块消化征服者的海绵，而非一块被征服者粉碎的瓦砾。

伊朗旅行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不是石头与废墟，而是人。在从克尔曼前往设拉子的途中，我在一处遗址旁的停车场遇到了一群女大学生，包裹在黑色或彩色头巾之下的脸庞朝气蓬勃，见到独行的外国旅行者，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围拢过来。

她们要求合影。这在伊朗旅行中并不罕见，但这次的合影请求背后有更多的渴望。一位女生用磕磕绊绊的英语问我：“你从哪里来？”得知我从中国来，整个群体立刻兴奋起来。她们问中国的大学是什么样的，问我是否喜欢伊朗，问伊朗在中国人眼中是什么形象。拍完照，几位女生主动问我要邮箱地址，说希望保持联系，“将来也许可以来中国读书”。我在一张纸片上写下邮箱，她们接过时的认真神情，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伊朗的女学生。（图/侯杨方 摄）

这一场景的感染力来自其中的落差感。这些女学生受过良好教育，思维活跃，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然而她们所处的社会对这种好奇设置了重重障碍：外国网站被屏蔽，出境旅行受到各种限制，独立女性在公共空间仍面临审视与规训。那几个邮箱地址所承载的，是整整一代伊朗年轻人对外部世界发出的信号：我们在这里，我们想与世界相连。伊朗人民的友善，几乎是所有来过这个国家的旅行者共同的感受——路上有人主动停车询问是否需要帮助，餐馆里陌生人会过来请你喝茶，集市里的商贩看到外国人，便会热情相迎。这种热情不只是表面礼貌，而是一个长期被国际社会孤立、被制裁、被妖魔化的民族，向每一个外来者发出的真实信号：我们不是媒体描述的那样，请你亲眼看看我们。

设拉子在伊朗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萨迪与哈菲兹的故乡，是波斯古典诗歌的精神圣地，也是法尔斯省首府，距离波斯波利斯仅六十公里。这座城市的名字与葡萄酒的渊源极深——设拉子葡萄（Syrah/Shiraz）是世界著名的葡萄品种，据考古与文献证据，设拉子品系在伊朗高原的栽培历史极为悠久，经由历史流传遍植全球。

△设拉子葡萄。（图/视觉中国）

在今天的伊朗，设拉子不能喝酒。伊斯兰共和国自1979年革命以来严禁酒精饮料，这座以葡萄酒闻名于古典诗歌与世界葡萄栽培史的城市，如今的餐馆只提供石榴汁和玫瑰花水。哈菲兹的诗歌里充满了对“杯中物”的咏叹——那是一种借酒言志、以醉言真的苏菲传统——然而后人只能在陵墓边捧读这些诗句，却无缘以一杯真实的葡萄酒相祭。这种荒诞感，在与设拉子知识分子的交谈中被放大到极致。

我在一处茶馆与几位大学生相遇，他们得知我来自中国，起初颇为热情，继而很快转向了对现实的抱怨。其中一位操着英语，压低声音向我历数政权的种种荒谬：宗教警察对女性服饰的管控、学术自由的窒息、网络封锁、经济停滞。“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他说，“却被这些人弄成了这个样子。”那种恨意是真实的，不是表演给外国人看的牢骚，而是长期压抑之下真实的情感积累。伊朗知识阶层对政权的憎恶，与他们对西方的向往相互交织，构成一种复杂的心理结构。他们崇拜波斯古代的荣耀，对阿拉伯征服深感屈辱，认为伊斯兰共和国不过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专制政治——而“西方”，在这种叙事里，象征着他们被剥夺的自由与理性传统。

回到旅程的起点。扎博勒没有博物馆，没有遗址，没有导游，只有风沙和市集的嘈杂。波斯都督府的治所究竟在哪里，学界至今没有定论，地面上大约也不会有任何遗存。但那个历史事实本身 ——一个亡国王子带着帝国的残梦，流亡到丝绸之路的终点，请求东方大国为他保留一个符号性的名号——已经足够令人唏嘘。

△（图/侯杨方 摄）

俾路斯的悲剧，是伊朗文明史上无数个失败时刻的缩影。但伊朗文明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失败——从居鲁士的宽容帝国，到沙普尔俘虏罗马皇帝的辉煌，到萨珊灭亡后以语言和诗歌完成的文化复辟，再到今天那些在遗址旁向陌生旅行者要邮箱地址的女大学生，这条线索始终未曾断裂。那是一种绵延了两千五百年、历经征服与压迫而从未真正臣服的文明自信。

每个帝国都相信自己是最后的秩序，每个“罗马”都认为自己的霸权天经地义。波斯波利斯的灰烬、纳克什·鲁斯塔姆的浮雕、贝希斯顿的三语铭文、设拉子的诗人陵墓，以及扎博勒的漫漫黄沙，共同构成了一部关于文明韧性的无声教科书——它告诉每一个到来的强权：这里的人见过太多像你一样的帝国，他们比你更清楚故事的结局。

编辑：朱人奉；校对：遇见；排版：土土

“你怎么评价伊朗文明的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