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足布“虑虒”与先秦赵国西北拓境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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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赵国尖足布“虑虒”，地望在今山西五台县东北，学者多赞同此币面文的隶定。有学者认为此面文或读“膚施”，从而与《史记·赵世家》记载的赵惠文王迁中山王于膚施的地名相混淆，同时认为此问题与先秦西北地区多地“滹沱”地名相联系。吴良宝论证了赵惠文王迁中山王于膚施即秦汉上郡肤施，并与尖足布“虑虒”相区别，肯定了尖足布“虑虒”与迁中山王的上郡“肤施”并非一地，并从《穆天子传》关于赵国西北略胡、赵国民族结构等角度论证了“虑虒”“膚施”“滹沱”等地名出现的背景。

关键词：“虑虒”尖足布；膚施；滹沱；《穆天子传》

一

尖足布“虑虒”的隶定

尖足布“虑虒”，《货系》面文写作“虑虎”，见《货系》984；“虑虎半”，见《货系》986；“虑半”，见《货系》990。（见图1）

1.裘锡圭释读为“虑虒”，地望在今山西省五台县北。裘锡圭先生认为钱币上的“两个字的上部都从‘虍’”，第一个字“下部是‘肉’字；中部作、”，“这个字应该释作‘膚’”，“币文第二字，上部是‘虍’，下部象虎身，应该释作‘虎’”。“据《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有虑虒，‘虑’‘膚’皆从‘’声，可以通用。币文的膚虎应该就是虑虒。‘虒’字作‘虎’可能是省文，也可能别有原因，待考”。裘锡圭先生认为“虑虒布都是尖足布。尖足布多为赵币。虑虒在今山西省五台县北，战国时正在赵国疆域内”。

这个尖足布的隶定得到学者赞同。何琳仪赞同裘锡圭的说法，认为：“‘膚虎’（984），读‘虑虒’，《地理志》隶太原郡，在今山西五台东北”。黄锡全认为此尖足布读“虑虒”或省称“虒”，地望为山西五台东北。

2.施谢捷认为尖足布面文“虑虒”可以释为“肤虒”，读为“肤施”，地望在今陕西榆林南。施谢捷在《简帛文字考释札记》一文中，对放马滩甲种《日书》释文一条进行考释：“庚亡，其盗，丈夫矣。其室在北方，其悒扁也，其室有黑荦椟男子，不得。”他认为“‘扁匜’应读为‘匾㔸’，‘匜’通‘㔸’，犹地名‘膚施’战国货币文作‘膚虒’、复姓‘公施’秦汉印中作‘公虒’，记时的‘日施’秦汉简帛中或作‘日’‘日虒’，均其徵”。

3.李零认为战国赵币有虑虎即肤施，地望在山西省五台县东。李零考证，“一般以为虑虒是汉代才有的地名，其实不然。战国时期，这个地名就存在。战国赵币有虑虎布，学者指出，铭文‘虑虎’就是《汉书·地理志上》的虑虒”。李零认为“膚虎即膚施，膚施即虑虒，从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角度，完全可以成立。”“膚和慮。上古音，膚是帮母鱼部字，慮是来母鱼部字，可以通假”。并指出，赵国的肤施，在今山西五台的东北，位于滹沱河上游，灵寿故城的西北，两地之间，其实并不远，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00公里，赵灭中山，迁中山王到这里，最合适。李先生认为赵惠文王三年即公元前296年，是时秦占据上郡肤施，即今陕北榆林南，中山王不可能迁于此。所以虑虒即肤施，其地望在山西五台县东北，就是赵国迁中山王的地方。

4.吴良宝认为赵国尖足布币文地名“虑虒”，即读“虑虒”，地望在今山西五台北。针对李零或认为《史记》赵惠文王迁中山王于肤施的地点不在陕北，而在尖足布地名“虑虒”（山西五台）。他从用字习惯、秦赵两国疆域变迁、尖足布币的铸造年代等角度对此加以辨析，提出传统上认为赵惠文王迁置中山王的肤施即秦汉时期的肤施县，陕北的肤施与尖足布币上的“虑虒”并非一地，不存在两个名为“肤施”的地名。就李零所谓的赵惠文王迁中山王于肤施的时间，秦占据上郡，当时赵不拥有榆林肤施等论断，吴良宝认为“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年）迁中山王于今榆林的肤施也无可怀疑。《赵世家》载，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欲从云中、九原直南徙秦’。估计赵人夺取肤施等地就在此后不久，所以才有四年之后的迁中山王于肤施的举措”。

综上，学者关于尖足布地名“虑虒”隶定，基本取得一致意见。裘锡圭先生隶定此尖足布地名最早，最为详细和准确，学者多从之。何琳仪、黄锡全也隶定此尖足布为“虑虒”，地望山西五台东北，但没有涉及上郡“肤施”以及《史记》中关于“迁中山王于肤施”问题。施谢捷提出尖足布“虑虒”可以读“肤虒”，认为尖足布虑虒应该读肤施，在上郡即今陕西榆林的秦汉肤施。李零与施谢捷先生一样，赞同尖足布面文“虑虒”应该读“肤施”，但认为战国秦赵存在两个“肤施”，秦地肤施即今陕西榆林南，赵国在赵惠文王三年不可能控制该地区，赵国灭中山后迁中山王的“肤施”在今山西五台县。吴良宝赞同裘锡圭隶定尖足布“虑虒”及其地望，认为从通假音韵角度看尖足布“虑虒”读作“肤施”也有其可能性。但从陕西榆林“肤施”的归属变化以及尖足布的铸造时间看，尖足布虑虒不可能读膚施，上郡膚施即赵国迁中山王之地。吴良宝从出土文献角度提出战国不存在两个肤施，尖足布“虑虒”在今山西五台，赵国迁中山王于肤施，在今陕西榆林。

笔者发现学者关于赵国尖足“虑虒”布隶定存在与战国、秦汉上地肤施互相混淆的问题。读了李零的《再说滹沱》一文感觉立论高远，不由人不信，并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施谢捷和李零都认为尖足布虑虒读“膚施”，从而引起今山西五台的尖足布“虑虒”与“迁中山王于膚施”的上地膚施发生混淆的问题。由赵国尖足布“虑虒”引起的“迁中山王于肤施”、滹沱等问题，笔者虽赞同吴良宝关于赵国尖足布“虑虒”与赵国上郡肤施为两地的意见，但认为此问题结合赵国赵武灵王西北拓境史事有重新探讨的必要。我们发现李零两篇涉及“虑虒”“膚施”读音和地望的文章都以《滹沱考》和《再说滹沱》为题的，所以赵国尖足布“虑虒”“膚施”“滹沱”与先秦赵国西北边疆诸问题关系很大。尖足布“虑虒”、赵上郡肤施之所以与“滹沱”一词并谈，正是与先秦赵国西北拓境、赵文化包含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二重性特点紧密相连。李零所强调的38°线，正是赵国西北交通和西北拓土的沿线，今山西五台尖足布虑虒和今陕西榆林的上郡肤施都处于这条沿线分布。

二

赵尖足布“虑虒”与“迁中山王膚施”的“肤施”并非一地

1.从古文字角度看尖足布“虑虒”不读“肤施”。裘锡圭隶定尖足布“虑虒”并不读“膚施”。“据《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有虑虒，‘虑’‘膚’皆从‘’声，可以通用。币文的膚虎应该就是虑虒。‘虒’字作‘虎’可能是省文，也可能别有原因，待考”。裘锡圭认为“虑虒布都是尖足布。尖足布多为赵币。虑虒在今山西省五台县北，战国时正在赵国疆域内”。裘锡圭隶定为“膚虎”，鉴于《汉志》太原郡有虑虒县，认为“虑”“膚”可通，“虒”是“虎”的省文，隶定为赵“虑虒”布，地望在今山西五台县北（参见图2、图3）。施谢捷在讨论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扁匜”一词时。认为“扁匜”应读为“扁”，“匜”通“”，犹如地名“肤施”，战国货币文作“膚虒”。

吴良宝认为尖足布“虑虒”尽管训诂可能读为“肤施”，但是，“战国中期铸造的实行大、小二等制的尖足布币面文中，除了‘邪’地的地望待定之外，‘甘丹、蔺、兹氏、晋阳、榆即、阳曲、大阴’等归属赵国的时间都比较早，没有晚至战国中晚期之际的，而且铸造于陕北地区的‘平州’布币也没有早期的大型布币。从这一点来看，实行二等制的‘虑虒’尖足布铸造于今陕北榆林的肤施的可能性不大。”吴良宝认为，“从用字习惯、疆域变迁、货币年代等因素综合考虑，尖足布币‘虑虒’读为‘肤施’的说法均有可疑之处”。

笔者赞同吴良宝关于赵国尖足布“虑虒”并非读“肤施”的看法。正像裘锡圭隶定的那样：“‘虑’‘膚’皆从‘’声，可以通用。”。“虑虒”的“虑”与“膚”可以相通。但“虑虒”的“虒”（或作“虎”“傂”）却和“施”不能通用。对此，吴良宝也认为“把‘膚虒’‘慮虒’读为‘膚施’，尽管有《韩非子·十过》‘施夷’在《太平御览》里作‘虒祁’、古玺复姓‘公施’在秦汉印中作‘公虒’、记时的‘日施’在秦汉简帛资料中作‘日虒’这样的例证，但是在战国时期的地名资料中尚未见到‘虒’、‘施’相通假的确证”，“尖足布‘膚施’读为‘膚施’的说法均有可疑之处”。

笔者认为赵国尖足布“虑虒”读音有其后世沿袭的基础，这个地名与《汉志》太原郡“虑虒县”地名对应更为可信。后此地在北魏改为馿夷县，读音乃“虑虒”的转化。曾属于赵国的陕西榆林的“肤施”为赵国的另一地名，“膚施”在《史记·赵世家》记载明确，此地为赵据有陕西榆林存续期间成为赵惠文王迁中山王之地。

2.“迁中山王于膚施”在陕西榆林的“膚施”，不在山西五台的“虑虒”。李零先生认为赵惠文王三年迁中山王于肤施，而上地陕西北部的肤施此时仍在秦手，并不在赵国手里，所以提出迁中山王的肤施即尖足布的虑虒，位于今山西五台。他提出“膚虎即膚施，膚施即虑虒，从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角度看，完全可以成立。”“赵国的膚施，在今山西五台的东北，位于滹沱河上游，灵寿古城的西北。两地之间，其实并不远，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00公里。赵灭中山，把中山王迁到这里，最合适。我的看法，这个地方才是司马迁所谓‘迁其王于肤施的‘肤施’。它和陕西的肤施一样，也与滹沱有关。”

对此，吴良宝提出赵惠文王三年即公元前296年赵国灭中山后迁中山王于“今榆林的肤施也无可怀疑”，因为此之前四年的前300年赵武灵王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即指赵国在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300年赵可能已经夺取肤施。对此笔者是赞同的。《赵世家》记载迁中山王于膚施，即上郡肤施。传世文献这一记载不容否定。赵国占领今陕西榆林的“肤施”究竟多久，是否位于赵惠文王三年即公元前296年这个时间段呢？赵国曾经拥有这一地方是肯定的，史念海曾指出战国时期“无定河谷的肤施（今榆林县南）和定水之阳的定阳（今宜川县西北）乃是赵国的土地”。陈隆文曾考证赵国在上郡的“干关”方足布，也是赵国据有肤施附近区域的证据。《史记·赵世家》：“秦之上郡近挺关，至于榆中者千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陈隆文认为历史上有三个肤施：“《汉书·地理志》中的肤施是战国至秦汉时置设，汉建安二十二年废置，其地当在今榆林以南绥德以北的地区。秦汉肤施废置以后，后魏侨置肤施县在今甘肃庆阳附近；隋大业三年分丰林、金明两县又置肤施县，其地当在今延安地区附近，此肤施自隋唐而延至明清未改。”他提出赵国方足布干关（挺关、麋关）的地望应在《汉志》中的上郡郡治肤施，即战国秦汉肤施附近。他推论赵国干关的地望，很可能在今东至吴堡、西到子洲，南至清涧，北到米脂的稍北地区，而其中尤以在南起绥德，北至榆林以南（包括米脂）的无定河谷的川道中的可能性为最大（见图4）。笔者引证陈隆文关于方足布干关的考证，就是想说明，上郡肤施在赵国占领期间发行过“干关”方足布币，存续时间属于战国中后期，所以不存在在此发行过属于战国早期的“膚施”尖足布的可能。即尖足布“虑虒”是《汉志》太原郡的“虑虒县”，在山西五台东，这个尖足布地名并不是上郡“膚施”。因为战国早期赵国并没有占据上郡地区，不可能发行膚施尖足布。

根据战国上郡的魏、秦、赵的争夺情况，赵灭中山“迁其王于膚施”，正是赵国占据这一地区之时。我们参考陈隆文曾列出史籍关于上郡归属和沿革的编年资料：

周显王八年（前360年）

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史记·秦本纪》）。

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魏世家》）。

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年）

魏纳上郡十五县（《秦本纪》）。

魏尽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阳（《魏世家》）。

周慎靓王元年（前320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年王北游戎地，至河上（《六国表》《秦本纪》作王游至北河）。

周赧王九年（前306年）

（赵武灵王）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赵世家》）。周赧王十五年（前300年）

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赵世家》）。

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史记·匈奴列传》）。

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

赵武灵王自号为主父，······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

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

（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赵世家》）。

周赧王二十一年（前294年）

（秦昭王十三年）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东南流······迳肤施县南。

周赧王二十八年（前287年）

（秦昭襄王）二十年王之汉中，又之上郡北河（《秦本纪》）。

从以上的上郡归属看，自公元前361年至328年，魏属上郡33年；秦占上郡自公元前328年开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之后，赵国的军事势力开始抵达榆中、宁葭。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赵国可能占据阴山以南的地区。赵武灵王甚至打算据此“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证实战国肤施地区可能为赵国所据有，所以，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而迁其王于肤施，说明上郡当时为赵国的疆域。两年后的公元前294年，秦置上郡治理肤施。因此赵国据有上郡肤施的时间应该从前306年赵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之时，到前294年秦置上郡肤施，达12年之久。这期间赵国在此地区铸造“干关”方足布，陈隆文认为是方足布铸造时间的上限。笔者认为尖足布属于战国早期货币，从赵国占据上郡的时间看，在此地赵国发行“肤施”尖足布的可能性小。可见，赵国尖足布“虑虒”与赵国上郡肤施是两地，且并不同名的地名。

3.上郡地区为白狄旧地，迁中山王于陕西榆林的肤施，正是把中山王迁往白狄的故乡，有照顾的意思。学者多主张鲜虞中山国出自白狄别种，东迁至太行山东麓建立国家。“白狄有着‘逐水草而居’的特性，山西境内有一条源自繁峙的滹沱河，蜿蜒东南流，穿过太行山脉进入河北石家庄地界”。白狄就是沿着这条河流迁徙到中原腹地。狄有白狄、赤狄和众狄之分。根据《史记·匈奴列传》：“晋文公伐戎翟（狄），居于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狄）、白翟（狄）”。《汉书·地理志》：“圁水出上郡白土县西，东流入河。”今称无定河。据史念海考证，圁水由准格尔旗发源，流经陕西北部。“由此可知，春秋时的白狄可能活动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和陕西东北部以及山西西北部”。学者多认为赵灭中山，其迁其王于肤施即上郡肤施。“中山国与赵国连年征战，最终于公元前296年为赵所灭，迁其王于肤施，肤施即今天陕西米脂，也是白狄早先居住之地，把中山末王迁于此，恐怕也有迁回故土之意”。李零原先也是赞成迁中山王于上地肤施，而不是尖足布虑虒。他认为肤施本来是白狄的故乡。赵把中山的亡国之君迁到这里，恐怕不是偶然。膚施、滹沱二名，其间之关系耐人寻味。笔者认为，如果迁中山王于肤施为尖足布“虑虒”，即今山西五台东，这里距离中山国故地灵寿甚近，没有意义。鉴于中山屡亡屡兴的历史，赵国迁中山王如此近会造成中山再次死灰复燃的可能，迁往其白狄旧地，也有照顾其回归本民族的意思。

4.尖足布“虑虒”被学者隶定为肤施，会导致战国存在两个肤施地名的说法，这是值得商榷的。撇开钱币地名“安阳”“平阳”这样多见的同名异地，其他所谓从出土文献的地名释读归为同名异地的作法往往陷入另一种误区。笔者曾提及战国赵国三孔布“阏與”与韩国方足布“於疋（乌苏）”就是极易混淆的两个地名，有些类似“虑虒”与“肤施”。学者们对三孔布“阏与”的释读经常调和在山西和顺和沁县乌苏村之间，竟然自清朝以来如阎若璩等认为在今山西和顺与今山西沁县乌苏村并存两个同名的“阏与城”。这种无法解释作出调和结论的两个并存同名地名的论证一般是难以成立的。

尖足布“虑虒”，战国就有其名，属赵，汉代置虑虒县；上郡膚施，曾属赵，赵惠文王三年迁中山于此（战国和秦汉与明清的“肤施”并非一地，要加以辨别）。可以肯定，尖足布“虑虒”与上郡膚施在战国都曾属于赵国，但并非一地。

三

“虑虒”“肤施”“滹沱”与赵国西北边疆问题

针对李零《滹沱考》《再说滹沱》两文，文章中心是“滹沱”，这与赵国尖足布地名“虑虒”和战国“肤施”的地名关系很大。李零从“滹沱”地名展开对赵国“虑虒”“肤施”两地名的辨析不是偶然的。笔者认为“滹沱”“虑虒”“肤施”问题的背景就是赵国西北边疆的开拓。

1.“滹沱”“虑虒”“肤施”地名与赵国赵武灵王西北拓地，开辟西北交通线有关。关于我们历史上第一次简帛大发现即晋太康年（281年）在汲县魏王冢发现的竹简，其中一部《穆天子传》，近人对其争议很大，看作故事文学资料者有之，说其地理范围超越中华大地的说法也不少。顾颉刚先生提到《穆天子传》为战国赵人作的主张很有道理。笔者认为顾颉刚先生的《 <穆天子传> 及其著作时代》一文的分析基本可靠。在这里不再争论其成书年代，是否伪书，就其中记载的史实进行一下分析。顾颉刚先生在此文中提及秦赵共祖，出身于戎族，懂得驯马，正好赵氏先祖造父给周穆王驾车，所记西行路线，正是从赵都邯郸向北，通过井陉，灭中山，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这条道路其中也有沿着滹沱河向代地挺进，其中经过雁门关，一直到大青山、今内蒙古河套地区。赵武灵王凭借云中、九原，向南击秦。与“滹沱”相联系的，顾颉刚文中对于《穆天子传》“乃绝漳水”“得绝钘山之队，北循虖沱之阳”，认为“漳水和虖沱都是发源山西而流向河北的”。他认为“钘山”即“陉山”，“这里所谓钘山，在虖沱之南，自即井陉”。《穆天子传》里的“乃绝隃之关隥”的“隃”，“知即今雁门关”。然后到了河套地区，“就‘隃之关隥’以至河宗的道路看来，似乎即是现在的大青山”。顾颉刚揭示赵武灵王的“工作是西北略胡地。”，“他喜欢‘行新地’，所以从常山（灵寿）起，西北的道路大通，这条干路稍为‘代道’”。“这条代道从灵寿起，灵寿就在滹沱河的边上，所以穆王要‘北循滹沱之阳’了。这条代道就是穆传里的‘翟道’”。《赵世家》里提到的灭中山，起灵寿，行南行唐，后面的所谓“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这条道路就是赵武灵王西北略胡的交通线。这条路也是沿着滹沱河走的。笔者认为赵国南行唐西北界就是今阜平县与繁峙县神堂堡附近。从阜平县自龙泉关走，即严耕望所谓的唐代五台山进香道，可以到山西五台县，也就是赵国尖足布“虑虒”，旁边的河流即滹沱河。李零看到中山王墓有船的文物遗存，猜测“迁中山王于肤施”，可能在“虑虒”，即今山西五台东。其实这条道路可以抵达雁门，即《穆天子传》所谓的“乃绝隃之关隥”的“隃”，进入赵国的代地。尖足布“虑虒”即在沿着滹沱河向代地的路上，也在赵国西北拓地的交通要道。

顾颉刚介绍《赵世家》里相传霍山的天使送给赵襄子的天书，“余将赐女林胡之地。至于后世，且有伉王······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北灭黑姑”。这个预言后来竟然在赵武灵王身上实现了。他胡服骑射，灭中山，西略胡地至榆中，开辟了代、雁门、云中三郡。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中山王于肤施”自然可以完成。上郡肤施，说明赵武灵王西北略胡的势力可以抵达该地区。总之，尖足布“虑虒”和上郡肤施，皆在赵武灵王西北略胡的范围当中。

2.“滹沱”与赵武灵王西略胡地的关系。《穆天子传》记载了赵武灵王西北拓地与沿着滹沱河走向进行。古代文献也记载晋国或赵国关于滹沱的活动。《山海经·北山经》有七处说到虖沱河。《周礼·礼器》：“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虖池）”；《战国策·燕策一》：“燕······南有呼沱、易水。······今赵攻燕也······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国都矣。”《战国策·秦策一》：“赵氏，中央之国也，······呼池以北不战而已为燕矣。”赵攻中山，见《战国策·赵策四》：“赵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沲”。先秦时期闻名的“滹沱”，又作“虖池”“呼沱”“恶池”“嘑池”“呼池”“呼沲”等。靳生禾认为“《穆传》所记周穆王西征路线所揭示的中华民族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所开辟的这条宏伟壮观的大道，当起于河南洛阳，北经安阳、邯郸、石家庄，折西北再经晋冀间滹沱河、雁门关、张家口，直至河套、阴山一线”。赵国尖足布虑虒和上郡肤施，皆位于这条交通线上，与附近“滹沱”河流相联系。

正如李零所指出的：“大漠草原与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为邻，夷、夏交争，南北推移，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五省区是主要舞台，特别是这一地区的北部。河西的甘、宁是一块，黄河三围的陕西是一块，河东的山西是一块，太行以东的河北是一块”。汉代的边郡，甘肃境内的四郡，“陕西境内的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四郡，山西境内的雁门、代二郡，河北、辽宁境内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原来都是各种戎狄，以及匈奴、东胡的故地。河北中部的常山、中山、真定，也是白狄国家鲜虞、中山的故地。甘肃、陕西、山西、河北都有滹沱，恐怕就是以此为背景。”“北纬38°线很重要，是胡汉拉锯的大致分界线。此线以北，胡占优；此线以南，汉占优。我怀疑，‘滹沱’是北方民族南下，在农牧过渡带留下的一串地名。”

3.“滹沱”“虑虒”“肤施”所反映的赵国的早期历史以及民族结构。过去李学勤先生一直强调这个问题。他在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赵国史稿》序指出：“赵氏的兴起和发展，始终与华夏、戎狄彼此的联系相关。可以说，一部赵国史集中反映着中原迤北地区诸民族冲突与融合的过程”，“《赵世家》所记谶语，说神赐赵林胡之地，‘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大致勾画出赵国扩展势力、融合戎狄民族的形势。”李学勤在2005年4月《在第二次赵文化会议上的讲话》（见《赵文化论丛》序）提出：“赵文化是华夏文化和戎狄文化相结合的结果”，“赵氏，作为一个宗族在古代的兴起，本身就和北方的草原文化有关。”“草原文化的很多重要文化因素应该起源于中国”，“其具体位置就在内蒙古西南部、山西和陕西北部、一直到甘肃北部这一块。”李学勤反复谈到赵国的民族结构，赵、中山与西北方向乃至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提到戎生编钟，“认为戎生一家的历史太像赵了”。霍泰山的天使（霍泰山就是秦赵祖先的地方）预言赵襄子“赵国将‘北到林胡之地，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整个赵国的扩张过程就是这样。‘奄有河宗’，‘河宗’是现在的河套地区，河宗氏，也见于《穆天子传》；‘至于休溷诸貉’，都是戎狄之地；‘南伐晋别’，是韩、魏的封地；‘北灭黑姑’，‘黑姑’也是戎国。所以，整个赵国就是在跟戎之间的融合交汇下发展起来的”。

赵国早期就是在原狄人土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环顾春秋赵氏所领有的封邑，多分布在晋之四周，其中有邑落，如楼、屏、蔺、长子、晋阳等，便明显是在原狄人据有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这些土地，有的来自晋的封赏（如楼、屏），有的则可能是赵氏直接从狄人那里通过各种手段获取的。”后来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是同代狄、林胡、娄烦和鲜虞中山国等北方少数民族密不可分的。赵国尖足布地名有“娄番”、“虑虒”，方足布地名“鲜虞”、三孔布“无终”等钱币地名的出现见证了赵国对北方少数民族居地的开发和民族融合的进程，这些带有少数民族族称的器物正是赵国包含戎狄文化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李零认为“和陕西的肤施一样，也是滹沱有关”，“滹沱这个词，我怀疑是外来语”，“我很奇怪，它的发音，竟然和‘骆驼’相似”。骆驼就是草原文化的动物，也写作橐驼，后叫骆驼。古音“沱”“驼”“他”“它”相通。赵国尖足布虑虒、赵国上郡位于今陕北的肤施，都有滹沱之类的地名存在，这是李零所谓的“北纬38°线”“胡汉拉锯的大致分界线”，正符合赵国西北边疆开拓发展的历史。

作者：张润泽

来源：《邯郸学院学报》2025年第2期

选稿：耿 曈

编辑：宋柄燃

校对：欧阳莉艳

审订：杨 琪

责编：宋柄燃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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