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弗洛伊德，这位性心理学的奠基人，大胆又透彻！

这位性心理学的奠基人

大胆又透彻

在日常生活中，性常常伴随着两种极端：要么是私密的、羞耻的、不可言说的禁忌；要么是生物性的、功能性的甚至是有些粗鄙的医学术语。

但在100多年前，英国有一位学者，他用一生的时间在告诉世人：性，既不是罪恶，也不是单纯的生理冲动，它是人类灵魂的一面镜子，是一门值得终身学习的人文艺术。

他就是霭理士。

霭理士（1859—1939），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家，把性纳入科学视野，人称“文明的英国人”。

与另一位同样深刻影响人类性观念的学者弗洛伊德相比，弗洛伊德年长霭理士3岁，二人卒于同一年。两人的思想都曾在西方激起轩然大波，弗洛伊德主要针对异常性行为的心理深描，霭理士则主要研究正常人的性行为与性心理。

在霭理士看来，一个人的性知识是丰富还是匮乏，性意识是健全还是迷茫，决定着这个人的文明程度，也决定着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性心理学》英国版（1933）、美国版、法文版、印地语版、尼泊尔语版。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他重要的三部作品：《性心理学》《性教育》与《性道德》。这三本书并非孤立存在，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人从了解自我、传递知识到参与社会生活的完整路径。

“科学元典丛书”的《性心理学、性教育与性道德》是霭理士最重要的三部作品的合集。

01

用科学的态度

去发现和看见真实的身体

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是如何理解我们这具真实的身体，这也是霭理士一切思想的地基。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亲历过医学教育的霭理士犀利地指出，当时的医学教育流程中关于性的知识模块是“贫乏且空虚”的，最大的问题在于身与心、肉与灵的彻底分离。

《被驱逐者》（1851）。英国画家雷德格里夫的画作。画面表现的是一名男性家长正将他的女儿和她的私生子赶出家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未婚生子被视为“不贞洁”“堕落”。

霭理士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洞察：性的饥渴不同于胃的饥渴，它受宗教、道德和社会习俗的牵制远在饮食之上。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论断：性是一个通体的现象，说一个人“浑身是性”也不为过。

性的素质是融贯一个人全部素质的一部分。在这种“全息”视角的基础上，他将性的动力归结为生物学上的“积欲”与“解欲”，即能量的蓄积与奔泄。

为了触发这个“扳机”，视觉、触觉、嗅觉乃至听觉都不可或缺，这种观察将性从纯粹的生殖功能中解放出来，使其变成了一种多感官、全方位的生命体验。

此外，他娓娓道来那些奇诡的物恋、窃恋、裸恋、虐恋等，以及被潘光旦先生深入研究过的“影恋”——那种由顾影自怜或自我冥想触发的性情绪。潘先生通过对中国古代才女冯小青的研究，为霭理士的理论提供了精妙的中国注脚。

霭理士将“影恋”视为一种特殊的性心理，并将其源头追溯到希腊神话中的奈喀索斯：他因拒绝他人之爱而被惩罚爱上水中的自我倒影，终日对影哀叹，憔悴而死。

冯小青的命运与奈喀索斯相似，图为潘光旦所著的《冯小青》及书中水彩插画《对镜》。

更为可贵的是，霭理士在那个年代就毅然反驳各种手淫“邪恶论”，指出这不过是自我解欲的一种形式，青春期的孩子不应为此背负罪恶感，社会更应给予宽容的理解。

可以说，霭理士的性教育理念是一座思想的灯塔，他主张性教育的要义，是将支离破碎的经验提升为系统理性的知识，用开放舒展的意识去取代禁锢压抑的意识。

不过，在“性教育越早越好”的流行观点面前，他也清醒地有所保留。他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性意识发育较晚的孩子，其后的婚姻生活往往更稳定幸福；而早熟的孩子，其后的生活则容易陷入浮躁与混乱。这提醒我们，性教育不仅要追求真相的传递，更要尊重生命的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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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最缺失的一课

对性无知不等于纯洁

当我们看清了身体的真相，接踵而来的问题便是：我们该如何把这些真相传递给下一代？

表现儿童性暴力的涂鸦画

在霭理士的视野里，教育的缺失才是导致社会心理扭曲的根源。他观察到当时的教育界存在一种极大的伪善，人们天真地认为保持孩子的“无知”就是保持他们的“纯洁”。

霭理士尖锐地指出，无知带来的往往是不健康的窥探欲和不必要的恐惧。他认为，性教育的本质不应当是枯燥的生理构造讲解，而应当是一场深刻的“审美教育”，也因此，历史可以参考，文学有助启发，艺术可供观摩……

他主张，如果一个孩子只能从肮脏的笑话或隐秘的角落去拼凑关于性的知识，那么在他的潜意识里，性就是丑陋且令人羞耻的。真正的教育，应当让孩子在理解生命起源的过程中，感受到身体的庄严和情感的纯粹。

电影《德伯家的苔丝》（1924）改编自哈代1891年的同名小说。作品以乡村女孩苔丝的悲剧命运，直面诱惑、伤害与抗争，并以“一个纯洁的女人”的副题，公然挑战维多利亚时代的伪善道德。

他强调父母不应在孩子面前回避这些话题，因为父母的坦诚能赋予孩子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这种教育不是通过一次严肃的谈话来完成的，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美的感知。

此外，他还特别提到应该在春机开始后，举行一种现代人的诱掖的仪式，因为春机不但是生理上的力，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力，诱掖的仪式可以帮助他们，使他们变得更加勇敢果毅，成为一个健全的向上的人。

“⋯⋯在春机发动期内，理想的世界便自然会在男女青年的面前像春云般地开展出来。审美的神妙的能力、羞恶的本性、克己自制力的天然流露、爱人与不自私的观念、责任的意义、对于诗和艺术的爱好——这些在这时候便都会在一个发育健全、天真未失的男女青年的心灵上，自然呈现。”

最后，你大概想不到，霭理士很早就提醒了性教育也有其局限，对于在性的生理与心理方面天然就有缺陷的人，良好的教育也可能无能为力。

但是总体上，当知识以一种真诚且具有美感的方式被传递时，有助于孩子在成长中建立起健康的自我认同。

03

从个人到社会

在自由与责任之间寻求平衡

当个体带着正确的认知步入社会，必然会与他人的权利发生交集，这就涉及道德规范。

霭理士努力在“性自由与责任”之间寻求平衡：他主张婚姻自由，认为剥离了情感的结合是对人性的禁锢；同时，他深刻地意识到，女性若无经济独立，所谓的性自由便只是空谈。

基于此，他划定了一道清晰的公私界限——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结合，纯属个人私事，与社会无干。这一观点在当时极大地拓宽了个人自由的疆域。

然而，霭理士绝非主张虚无的放纵，自由的背面是沉甸甸的责任。他强调性责任的自负，这种“自觉”是对个体主体性的最高尊重，也是对自由代价的理性承担。

《调情》（1904）。意大利画家布拉斯作品。画面展现出两性关系的生机勃勃与健康之感。

而整套道德体系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将性道德的最后对象指向了子女。这意味着，性不仅仅是两个成年人当下的欢愉，更是对未来生命的审慎承诺。

在这种视野下，性从一种私密的冲动，升华为一种具有社会高度的、关乎文明存续的责任。

“已往是男子的权利牺牲了女子，目前是女子的权利牺牲了小孩，未来呢，我们总得指望小孩的权利重新把家庭奠定起来。

“社会要管的是，不是进子宫的是什么，乃是出子宫的是什么。”

他在自由与责任之间拉起了一道弧线，起点是个体的幸福，终点则是优生的后代与健康的社会。

《性心理学、性教育与性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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