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以上诸书，须趁三十岁以前读毕

小引：1934年夏，闵孝吉偕同年友黄席群赴南京问道黄季刚侃先生，先生分两日为授国学四部，二人详加笔录，即为是记。

第一记

一、音韵

音韵之学可分三部，一曰音史，二曰音理，三曰音证。音理最为艰深，暂宜从略。音史始于表谱之学，如《切韵指掌图》、《七音略》等书是也。惟每易令人茫昧，初学宜先读下列诸书：

顾亭林《唐韵正》、胡秉虔《古韵论》、莫子思《音韵源流》、龙启瑞《古韵通说》（以上音史）。

顾亭林《音学五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冯桂芬《说文段注考证》（此书于段注极有功，类似索引）、王念孙《广雅疏证》（此书合音韵训诂而为一）、郝懿行《尔雅义疏》（以上入门之书）。

二、《说文》

《说文》中“象”字“说”字下是解说，“也”字以上是所以解说。《说文》之解说，必关形体。字书之编制有分类法者，自许叔重始。而许氏之功，尤在以部首领群字。至于“蒙次”之法，不必深究。然五百四十部未尝不能增减，《玉篇》即其一例。江慎修曾谓卅六字断不可增减一字，乃为明末一般好事增减之徒言之。《说文》部首之不可增减，亦所以为好事增减者言之也。

三、读经之法

读经次第应先《诗》疏，次《礼记》疏。读《诗》疏，一可以得名物训诂，二可通文法（较读近人《马氏文通》高百倍矣）。《礼》疏以后，泛览《左传》、《尚书》、《周礼》、《仪礼》诸疏，而《穀》、《公》二疏为最要，《易》疏则高头讲章而已。陆德明《经典释文》宜时时翻阅，注疏之妙，在不放过经文一字。

四、读史之法

二十四史中，《史》、《汉》、《国志》、《新唐书》属于“质”之一类，馀皆“文”也。《后汉书》文近碑板，其中改窜东汉人文字甚夥，看此书时，参观袁宏《后汉纪》，藉睹其嬗蜕之迹。《三国志》例最谨严，较班固尤过之。裴注极多，反嫌繁㒓，读时可仅看陈氏本文，求其史例及文法。

五、读《文选》法

《文选》采择殊精，都为名作。《文选》之学有二，一日“文选学”，二曰“文选注学”。吾辈可舍注学而不讲求，否则有床上架床、屋上架屋之弊。读《文选》时，应择三四十篇熟诵之，馀文可分两步功夫。（甲）记字：一曰记艰涩不常见之字，二曰记最恰当之字。（乙）记句：至少须有千百句镕裁于胸，得其神髓局度，例如《高唐》、《神女》两篇，则更为枚乘、司马相如二大家之所祖述。至于韩愈《平淮西碑》，亦模拟《难蜀父老》而成也。《文选》不必拘于体例，表章亦犹书疏，皆繁乎情也。《阿房宫赋》末段并韵而无之，颇类《秦论》。《赤壁》两赋及《春醪赋》、《秋声赋》，皆赋中变体，与汉赋不同。读《文选》一书，不如兼及《晋书》、《南北史》。史载之文，非其文佳妙，即与史事有关耳。读《文选》后，当读《唐文粹》，以化其整滞。

六、基本书籍

《十三经注疏》、《大戴礼记》、《荀子》（不读《荀子》，不能明礼）、《庄子》（不读《庄子》，不能明理）、《史记》、《汉书》（不读《史》、《汉》，不能治经，反之亦然）、《资治通鉴》（不徒事实详赡，文亦极佳）、《通典》（不读《通典》，不能治《仪礼》）、《文选》、《文心雕龙》、《说文》、《广韵》。以上诸书，须趁三十岁以前读毕，收获如盗寇之将至；然持之有恒，七八年间亦可卒业。

读书贵专不贵博，未毕一书，不阅他书。廿岁以上，卅岁以内，须有相当成就；否则性懦者流为颓废，强梁者化为妄诞。用功之法，每人至少应圈点书籍五部。

读书宜注意三事：（甲）有定——时有定限，学有定程；（乙）有恒——不使一己生厌倦之心，而养成不能厌倦之习，不稍宽假，虽有间断，必须补作；（丙）爱惜身体——此为用功之本。诚如是，则二十年内不患不成矣。今值中国学术转变之交，学者宜注意三点：一、尽废时人之书；二、不事目录之学；三、缓言参考之说。学问不必在于分类，有形之形，固不可并；无形之理、亦何可泥？但求其大体而已。

刘申叔先生云，两部《皇清经解》中，可存之书不多，足征著述不易流传。无注之书，使其有注；有注之书，则淘汰之。“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戴东原学术提纲挈领之功为多，未遑精密。其弟子若段懋堂、孔广森、王念孙，靡不过之。阎若璩六十始见注疏（见《尚书疏证》）；钱竹汀四十之初睹《说文》（见其年谱）；王闿运五十方阅《本草纲目》（见其日记）。学能专精，虽迟固无害也。初学如小儿须赖扶持，稍长能自立矣。三四十以后，不惟自立，父母有过，可事诤谏，则师说之误，亦得而修正之。（席群按：季刚师在音韵方面，曾修正太炎先生之古音分部法。）

第二记

一、（古）音韵

十九声类终无可分之理。余用戴东原之说，将入声分出，增太炎师二十三部为二十八部，颇有八九可靠。古有一四类音，而无二三等音。发音机关喉舌齿唇而已，然古音不可无故而消灭；今音不可无故而产生。古之语言不可造，名词之类，则随事而增，不在此例。余近年授音韵学，以《等韵》及《切韵考》为主。若江慎修之《音学辨微》，亦不可笃信。盖所谓“辨微”者，辨江君一人之微耳，非天下人之微也。总之，音韵之事以口说为始，记忆为终。

《郑志》云：既知今，亦当知古，不可泥也。

二、小学

看《说文段注》，应参看《段注匡谬》、《段注考证》、《段注补订》三书，而《段注》尤为入经之资。由小学入经，出经入史，期以十年，必可成就。《说文》一书，兼音形义。义从音生，忽于音者，必忽于义。如《毛诗》“周行”二字，作“周之行列”解，则读如杭；作“忠信之道”解，则应读本字本音。

三、经学

《毛诗》分经、传、笺、疏四种。若单就本文任意解说，可人持一说，人生一意。如近人以“寝庙”为“寝室”，是执今意以解古人之文字，未有不荒谬绝伦、令人喷饭者。诗所以可以言，盖在立言有法，非任性言之也。毛传之价值等于《左传》、《公羊传》。夹衣不可无里，则经不可无传也明矣。郑笺亦不易明，有看似易知，而实不易知者。注之妙用，在不肯放过一字、放过一事；虽有纰谬，亦必究其致谬之原。陈硕甫《毛诗传疏》，专用西汉之说，不主郑笺，极谬！譬之犹讲唐诗而薄宋诗，可乎？至若今古文虽同时，却不可通，故治经必须笃守师说，虽文义了然，若无师说，亦必谬误。先之以训诂，继之以文义，文义既清，而后比较其说，观其会通。

读注疏，非贯通全疏，不能了然。北方学者，不读全经（见《日知录》），故纪晓岚讲《榖梁》，致误为西汉人所作，盖宗东原之说，以《公羊传》比较而来，不知《榖梁》本系榖梁赤所自为，范注已明言之。如董仲舒所讲《公羊》，则得诸口授，未有传书。纪氏又谓：至公观鱼于棠一条、葬恒王一条、札伯来逆叔姬之丧以归一条、曹伯庐卒于师一条、天王杀其弟佞夫一条，皆冠以“传曰”字，惟恒王一条与《左传》合，余皆不知所引何传。疑宁（按即范宁）以传附经之时，每条皆冠以“传曰”字，如郑玄、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后传写者删之。此五条其削除未尽者也。（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廿六）不知凡“传曰”皆榖梁赤自传之辞，其说见隐公八年注，隐公只看九年之注，而未上及八年，乃成此谬。可知读注疏不贯全文，不能发其蕴积也。

四、史学

治史之要，以人、地、官、年为入门之基；四者亦即历史之小学也。譬诸《左传》，公子吕、子封即一人，说见《世本》，若不细看，鲜有不认为两人者。至若地理，则当识其大者，如历代之沿革变迁，其府县州厅之名，自当查看、不烦强记也。如《史记索隐》、《正义》，文多不通，其所以存者，以地理可看耳。

读《晋书》，当参看近人吴絅斋《晋书斠注》；然吴注多取资汤球，而全书不见汤名，迹近剽窃。梁章钜所著书，多系从人售来者，如《文选旁证》、《三国志旁证》，皆非自撰。其自撰者只《浪迹丛谈》一书，较前二者迥不类矣。赵云崧史学甚笃实，而经学极谬，然余敢断言其《廿二史劄记》决非剽窃。

五、泛论

小学之事在乎通，经学之事在乎专，故小学训诂宜自本文求之，而经文则自注疏求之。士大夫多有以《三国演义》为《三国志》者，故《三国演义》之误人，较《红楼》、《水浒》尤过百倍，以其淆乱史事也。

人生一念之明，等于远处一灯，非暗室一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