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范纪曼跑了！」
1949年4月11日清晨，南京看守所的电话打到了保密局上海站——一个被判死刑、脚戴重镣的囚犯，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夜，凭一块废木板翻墙消失了。
他在国民党情报系统潜伏了近二十年，做到了少将专员，顶头上司是中将厅长郑介民，黄埔同学里有后来的军统要员毛人凤——而他，是中共地下特工。
01
1906年，范纪曼出生在四川梁山县，今天叫重庆梁平区。
梁山县在川东，山多地少。范家在这一带算得上人物，祖父范常瑄在十里八乡都有名气，父亲范益谦毕业于省法政学堂。范纪曼从小跟着父亲读书写字，念的是正经的县立中学，家里的日子在那个年代算是过得去。
按照那时候的路子，这样的人家读完书，谋个差事，或者靠家里的关系走仕途，顺理成章。
但范纪曼偏不走这条路。
民国十年代的中国，北伐的号角已经吹响，底下却是军阀混战，乡镇里的穷人日子越来越难过。范纪曼在县立中学念书，课本里讲圣贤道理，窗外走过的是扛着锄头、面黄肌瘦的农民。
1925年，19岁的范纪曼决定南下，报考黄埔军校武昌分校。
武昌分校是黄埔军校的分支，那年招生，来了一大批四川子弟。范纪曼考进去，编在第一总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第一队。同学里有个湖南人叫罗瑞卿，后来成了开国大将；还有个河北人叫陈恭澍，此人日后走上了另一条路。
1926年，大革命浪潮正猛，武汉街头每天都有集会，北伐的捷报一封接一封地从南方传来。范纪曼经倪玫皋、杜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北伐开始。
范纪曼跟着叶挺独立团出发，担任排长。
叶挺独立团在北伐中出了名的敢打硬仗。1926年秋，独立团奉命攻打湖北咸宁的汀泗桥。敌军据守高地，火力凶猛，正面强攻伤亡惨重。范纪曼带着排冲在前头，在距阵地不远处中弹，负伤被抬下来。
他被抬下来的时候，阵地已经拿下了。
伤养好之后，1927年"四一二事变"爆发，大革命局势急转直下，共产党的活动全面转入地下。范纪曼持着党中央的介绍信辗转回到四川，先在涪陵和省委接上头，再回老家梁山县。
省委给他安排的任务是建党。
他在梁山建起了中共梁山县第一个党支部，担任书记。1927年底，县委正式成立，他任书记。他在当地组建了一个叫"一六剧社"的文艺团体，自编自演"文明戏"，到各处巡演，名义上是演戏，实则宣传革命思想。
这一段经历，给了范纪曼一个日后用得上的技能：
演戏。
1928年，军阀察觉到他的活动，开始追捕。省委把他调回重庆，又派他去合川、叙府等地工作。1929年，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派他去上海，负责交通联络。
范纪曼带着女友彭雅萝，一起去了上海。
02
1929年秋，范纪曼到上海，党组织把他的关系编在法租界金神父路新新里支部，干的是交通联络员的活。
这个职务听着不显眼，干的却是在各地下联络点之间传递信息、接送人员的差事，危险程度不低于前线。上海租界里有法国巡捕房，有各路特务，地下工作者随时可能在任何街角遭遇麻烦。
1930年5月，"五卅"运动五周年纪念日。
地下党在街头组织了一场纪念活动，人群走上街道，高呼口号。范纪曼走在队伍里，被一个叛徒认出来，还没等活动结束，就被捕了。
审讯在苏州监狱进行。敌人知道他是共产党，但摸不准他在组织里的位置。起初用诱降的办法，许以好处，他一口拒绝。换成酷刑，仍然没能撬开他的嘴。
关键在于，地下党单线联系，那个叛徒只能指认范纪曼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人能证明他的党员身份，敌人对自己掌握的情报存疑。
三个月后，亲友多方奔走，加上敌人无法坐实罪名，1930年8月，范纪曼以保释的方式走出了苏州监狱。
出来之后，他发现自己找不到党了。
1930年前后，党中央推行一条方针，将党、团基层组织撤销，与工会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各地地下联络体系因此大乱。范纪曼原来对接的上线断了音讯，他在上海转了一圈，找不到组织中的人。
他失去了组织关系。
他不是叛徒，不是脱党，是在党的困难时期与组织失散的党员。但在那个年代，没有任何书面证明，也没有人可以出面证实，他的党员身份就这样悬在空中，始终落实不下来。
这件事，此后压了他二十多年。
失去联系之后，范纪曼决定北上，去北平寻找党组织。
03
1930年9月，范纪曼和彭雅萝一起考入北平大学。
他进了艺术学院戏剧系，彭雅萝专修音乐。两人靠学费度日，一面读书，一面继续找党。
在北平大学，范纪曼做了一件外人看来稀松平常、日后却极有价值的事：系统学习外语。
他本来就有英语底子，在北平期间又钻进俄文、日文、德文，下死功夫，最终四门语言都能流利运用。他翻译了德国诗人海涅的《还乡集》，出版后受到学界关注，戏剧大师熊佛西对他颇为器重。
与此同时，他没有停止寻找组织。
他观察同学，发现一个叫薛迅的女生表现积极，猜测她是地下党员，便主动接近，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薛迅没有否认，只说把情况往上汇报。
负责人的回复是：当前无法查明身份，无法恢复组织关系。
但给了他一句话：只要想为国家民族做事，不管是不是党员，都可以干。
范纪曼答应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各校学生成立抗日学联，范纪曼被推选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学生会会长，12月又当选为北平68所大中学校联合选出的抗日学联主席团成员，兼任南下示威请愿团纠察队总指挥。
12月10日，他带着五千多名学生南下，要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抗日。北平当局阻拦，学生们卧轨三天，才迫使当局让步，得以成行。到了南京，请愿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范纪曼在搏斗中重伤，送进鼓楼医院抢救，脱险后辗转去见了宋庆龄，汇报了请愿全程。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把派克笔当场送给了他，随后将这批学生的事迹发到了全世界的报刊上。
他的黄埔同学陈恭澍，此时是国民党在北平的重要人物，公开身份是《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社长，实际主持军统北平站的工作。这位绰号"辣手书生"的特务头子，是戴笠手下的骨干，在北平军政界颇有影响。
范纪曼的同乡曹策，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被北平当局逮捕，关进了草岚子胡同监狱。曹策的妻子袁季刚找到范纪曼，请他想办法营救。
曹策是党的重要干部，范纪曼没有二话，立刻去找陈恭澍。
陈恭澍见到老同学，满口答应可以想法子把人救出来，但开了一个条件：美国公使馆有一批外文材料急需翻译，军统没有合适的人手，范纪曼精通几国语言，能不能帮这个忙？
范纪曼答应了。
第一批材料送到手里，他打开一看，愣了片刻。
这批材料，涉及的是蒋介石与日本方面的重要军事外交情报，是真正意义上的机密。
他当晚把材料翻译好，交给陈恭澍一份，另外抄录了一份，秘密送给了此时与他有工作联系的中共北平市东城区委书记冀丕扬。
曹策随后被保释出狱。
这是范纪曼干的第一份情报工作。他没有经过任何系统培训，但他明白一件事：陈恭澍手边的材料，本身就是情报来源。
此后陈恭澍又拿来第二批、第三批材料，范纪曼照做不误，每次都留下副本送给党组织。这批情报涉及华北日军动向、国民党华北当局的军事部署，让党组织对当时的局势作出了更准确的判断。
好景不长。
半年后，冀丕扬被捕，在审讯中供出了范纪曼。
04
陈恭澍得知老同学是共产党的联络人，下令把范纪曼抓起来关进监狱。
范纪曼再次身陷囹圄，但这一次他有底气。
冀丕扬知道的只是范纪曼给他送过情报，并不清楚范纪曼的真实党员身份——地下工作单线联系，各知各的那一块，谁也不完整知道另一个人的全部情况。冀丕扬能供出的，顶多是范纪曼向他传递过文件，至于范纪曼究竟是不是党员，冀丕扬根本说不清楚。
范纪曼死口不认自己是共产党。
陈恭澍一时无法坐实，加上彭雅萝多方奔走、找了几个黄埔系旧人出面说情，范纪曼又一次走出了监狱。
出狱之后，他没有换地方，继续在北平大学读书，继续收集情报。
1934年，他通过朋友圈子认识了上海《大晚报》驻北平特派记者刘逸樵。此人公开身份是记者，暗中为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工作，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机关有直接联系，直属上级是潘汉年、李克农。
刘逸樵发现范纪曼外语过硬、交际面广，立刻把他纳入情报网络，让他以美国檀香山《自由日报》记者的身份公开活动，专门为他租了一套房间，装扮成学者书房——墙上挂地图，书架上摆各国报纸杂志，让他在里面对情报进行鉴别、分析，整理成准确的文字材料再行传递。
从此，范纪曼的工作从翻译文件，变成了系统性的情报搜集和研判。
1935年，他回到上海，一边在戏剧专科学校任教，一边继续情报工作，通过文化界共产党员钱俊瑞，把手头情报分批传递给地下组织。
这时，陈恭澍也调到了上海，改任军统上海站站长，找到范纪曼，要他继续为军统效力。
于是，范纪曼同时运转着两套情报关系：替陈恭澍处理外文材料，把关键情报送给党。两边传递的内容经他自己筛选，各有各的一套，对陈恭澍是一套，对党组织是另一套。
1938年8月，范纪曼通过特殊渠道拿到了一份重要情报：
日军准备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重炮兵两个旅团已由日本本土运抵朝鲜清津港，转至图们江南岸三山镇一带布防，配合陆军三个师团进攻张鼓峰。
他立刻将这份情报送了出去。
两天之后，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刊出消息：张鼓峰爆发日苏战争，苏联空军对图们江三山镇的日军重炮阵地实施轰炸，日军阵地被炸毁。
范纪曼拿着那张报纸，把上面的文字看了一遍又一遍。
此后，他一边为军统工作、一边向党传递情报的双重身份运转得越来越稳，在军统系统里的职务也逐步上升，最终做到了军统北平站代站长，军衔少校。
而当时的毛人凤，还只是北平站里不显山不露水的一个小干部。
1944年4月12日，范纪曼因与上海地下党员李一鸣的联络点有所交集，被日本宪兵逮捕。
进了宪兵队的审讯室，他开口就用流利的日语和对方交谈，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一个会说日语、谈吐从容、与军统有关联的人，怎么看都不像共产党。
审讯的宪兵官迟疑了。
关押一段时间后，军统以范纪曼系本方人员为由出面交涉，要求保释。军统当然不愿意白白丢掉一个北平站代站长。
日本宪兵最终放人。
这是第三次。
05
1946年春，刘逸樵从延安回到上海，找到范纪曼，交代了新的任务：
「日本人打倒了，但内战要打起来了。组织上的意思，是让你利用黄埔同学的关系，设法打进国民党的军事机关，越深越好。」
范纪曼接受了。
1947年夏末，地下党员张子羽来到范纪曼在上海的住处。张子羽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手里有相当的关系网络。两人商量之后，张子羽专程去南京，向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推荐范纪曼，说他是黄埔武汉分校学员，精通多国语言，长期从事国际情报工作，是国防部急需的人才。
陈诚同意了。
1947年8月1日，范纪曼以"范行"的名字，正式就任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
顶头上司是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厅长郑介民。每月去南京一次，向郑介民汇报工作。凭着这个职位，他得以接触国民党军事机关的高层情报，包括各战场的部署调整、兵力变动和高层会议的决策内容。
就在范纪曼打入国防部前后，他还做了另一件事。
日本投降后，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将领杨树田一直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地下党指示要把他救出来。杨树田原名杨奠坤，是杨靖宇烈士的战友。
范纪曼找了地下党员李时雨，两人定了一个方案。
当时国民党委任周佛海组建淞沪行动总指挥部接管上海，李时雨被任命为军法处长，而提篮桥监狱长沈冠三正好是李时雨认识的人。两人决定借这层关系，硬闯一次。
范纪曼穿上国民党少将军服，坐上军用汽车，两人直接开进提篮桥监狱大门。沈冠三出来迎接，李时雨开口介绍，说这位是刚从重庆来的军事委员会高参，奉命提领在押人员。
沈冠三问被关押者的名字。
范纪曼事先打听过，杨树田受过苏联方面的军事训练，懂俄语。杨树田被带出来，走到台阶下面，范纪曼迎上去，在他耳边用俄语低声说：
「一会他们问，你就说是我的部下。」
杨树田立刻会意，在范纪曼面前郑重行了一个军礼。
沈冠三看见这一幕，没有再起疑。
提人收条由李时雨签了字，两人带着杨树田走出了监狱大门。
第二天，国民党先遣部队就接管了提篮桥监狱。
就差一天。
1948年秋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打响，战局急速推进。范纪曼打破以往的谨慎，频繁往返于南京和上海之间，把从国防部拿到的情报及时传递出去。
辽沈战役期间，他送出了廖耀湘兵团驰援辽东的调令详情，包括兵力构成、行进路线和部署意图。
淮海战役期间，黄百韬兵团被包围之后，他把调邱清泉部增援的命令、邱部司令部的位置、防守区域，一并送了出去。
平津战役期间，他送出了一份关乎天津平民生死的情报：守将陈长捷收到密令，情况紧急时可以决开堤坝，引水入城，以利死守。这份情报让相关方面得以提前作出应对，避免了天津城内平民可能遭受的灾难。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新年献词，但国民党在上海实行新闻封锁，上海市民无从知晓。组织上让范纪曼设法翻印80份，送到各方人士手中。
范纪曼从兼课的戏剧学校借来油印机和钢板，叫上文先俊刻蜡纸，彭雅萝帮忙印，三个人连夜干完了80份。第二天，他穿上少将制服，坐着小汽车，把80份献词送到静安寺的哈同大厦，交到了党的联络人手里。
就在这个时候，一根潜伏已久的引线，被人悄悄点燃了。
06
有一个人叫沈寒涛。
他曾经是地下党，干过一段时间的情报工作。他和范纪曼有过些来往，范纪曼送给他一本书，算是有些私交。
1949年初，沈寒涛被中统上海办事处抓获。
审讯中，特务在他那里发现了范纪曼送的那本书，追问两人的关系，沈寒涛扛不住，招供说范纪曼是共产党，跟他有联络。
这份口供到了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方来手里。
王方来立即行动。
1949年3月1日，范纪曼在上海被捕，关进威海卫路147号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一稽查大队看守所。
审讯一次接一次，敌人想从他嘴里掏出上线的名字和党的联络网络。
范纪曼一字未说。
他在上海的地下情报圈子里干了将近二十年，知道的事情牵连甚广，一旦开口，出事的绝不止他一个人。
审讯没有结果。
1949年春，解放军逼近长江，南京岌岌可危，整个国民党体系的运转开始失序。看守所里人心惶惶，敌人逃台的情绪弥漫，做事越来越不讲程序。
看守所长徐少元在范纪曼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圈。
这个圈的意思：死刑，尽快执行。
行刑日期定在4月11日。
4月10日，死刑执行令送到了范纪曼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