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世纪中叶，俄罗斯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曾断言：凭借庞大的体量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美国和俄罗斯将在未来取代欧洲，主导世界格局。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危机似乎带着某种刻意为之的色彩。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毫不掩饰其战略意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莫斯科形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不可否认，正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其巨著《战后》中所指出的，自二战下半叶以来，欧洲在安全保障上一直依赖他国；同时，美国的经济模式也在技术创新上对欧洲形成了明显优势。这绝不能成为美国倾其政治资源打压欧洲的理由，更不应以此向后苏联时代的领导者暗送秋波。
尽管美国在20世纪曾两次拯救欧洲，并乐见欧洲老牌民主国家走向联合，以根除将战争作为政治延续的痼疾，但北美政界、媒体和企业界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始终抱有戒心。特别是欧元的诞生，更是被视为对美元霸权的潜在威胁。这种警惕与特朗普那种试图彻底颠覆欧洲地位的“特朗普主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随着当前伊朗的直接卷入，正变得愈发血腥。这场危机势必在经济上给欧洲带来沉重打击，其破坏力或将重演上世纪70年代赎罪日战争引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
相较于半个世纪前，今天的欧洲拥有更多的应对工具。一方面，欧洲对制造业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另一方面，欧盟拥有强大的机构和雄厚的财政手段来抵御能源价格飙升和通货膨胀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能够全身而退。通胀的恶性循环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经济阵痛，更何况欧洲经济才刚刚从四年前另一场冲突导致的能源危机中缓过神来。
回溯1973年10月的赎罪日战争，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控制区发动突袭，以色列在美国的军事支持下予以反击，这引发了当时规模空前的能源危机。作为世界主要产油国，反对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大幅削减产量，并对美国及其盟友实施石油禁运。这一举措打破了“石油七姊妹”对生产、销售和价格的垄断，导致原油价格飙升四倍。
当时，高度依赖石油维持运转的欧洲，遭遇了猛烈的通胀潮、严重的经济衰退以及前所未有的工业停滞。面对危机，羽翼未丰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各自为战。像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对石油高度依赖且经济相对薄弱的国家，遭受了最沉重的打击。
美国启动了大规模的国内生产计划，实现了能源自给，却将欧洲抛在一边。更让欧洲雪上加霜的是，1971年尼克松-基辛格政府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引发美元大幅贬值，这让原本就艰难的欧洲出口更是步履维艰。
以当时仍处于新兴经济体阶段的西班牙为例，其通胀率在1970年就已突破5%，到1973年更是飙升至10%以上，并在此后长达12年的时间里保持两位数增长。这期间，有7年的通胀率超过15%，并在1977年10月达到了惊人的28%。能源配给、消费补贴、工资半年一调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激增，以及长达12年的经济衰退，让西班牙工业遭受重创，可谓一败涂地。
如今，面对新的危机，西班牙和整个欧洲的处境将有所不同。尽管乌克兰战争留下的创伤依然深重——尤其是那些靠近乌克兰边境、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经济体——但伤口正在愈合。为了应对俄罗斯扩张主义的潜在威胁，欧洲必须不断加强安全防御，这将带来长期的经济成本。
就在这个月、这个星期，随着伊朗战争的爆发且短期内看不到结束的希望，能源价格的再次飙升将无情地吞噬民众的购买力。生产成本的上升迟早会传导至商品和服务的最终价格上。随之而来的，将是利率的再次上调、销售额的暗淡下滑，以及更为残酷的裁员潮。
尽管如此，欧洲现在拥有了更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强大的货币当局、通过发行欧元债券提供的隐性财政支持，以及对中东能源依赖度的降低，都将帮助欧洲缩短危机周期。事实上，欧洲对可再生能源的坚定投入，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冲突带来的经济损失。
简而言之，面对近两个世纪前亚历山大·赫尔岑所预言的那两个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今天的欧洲已经掌握了更多筹码，来摆脱它们或有利或有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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