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疫苗彻底摊牌！六种疫苗不再推荐，这是公共卫生的倒退

“让美国再次健康”运动正在重塑“共同临床决策”这一术语的内涵——该术语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衷是为了保护患者免受家长式医疗的侵害，如今却被用来服务于该运动自身的政治议程。

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上任的这一年里，该机构对儿童免疫计划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调整。他们取消了针对六种疫苗的普遍接种建议，转而推行所谓的“共同临床决策”。

这一术语已然成为肯尼迪“让美国再次健康”运动的一句口号。暂时兼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负责人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杰伊·巴塔查里亚曾公开表示，他“非常根本地相信共同决策”。而在今年2月举行的参议院卫生委员会确认听证会上，当参议员们就疫苗观点对美国卫生局局长提名人凯西·米恩斯进行施压时，她同样搬出了“共同临床决策”作为回应。

从表面上看，这个术语似乎合情合理。它指的是医疗保健提供者与患者或其监护人之间，就某项医疗干预的益处、风险以及该个体是否适合接受该干预进行的一场对话。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该术语已被“让美国再次健康”运动所裹挟，成为其削弱疫苗信任度的一种手段。

“疫苗的证据基础，无论是其安全性还是提供的保护效力，都非常明确。这正是它们被推荐为常规标准治疗方案的原因。”布朗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兼大流行病中心主任詹妮弗·努佐表示，“当我们将疫苗贴上需要‘共同临床决策’的标签时，就暗示着它不再是常规标准治疗方案，而是在安全性或益处方面存在某种不确定性。这种暗示完全是虚假的。”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首次将该术语应用于新冠疫苗是在去年5月。当时该机构表示，6个月至17岁的健康儿童可以接种疫苗，但前提是必须由儿童父母与其医疗保健提供者进行“共同临床决策”。到了秋季，肯尼迪亲自挑选的疫苗咨询委员会更进一步，推翻了此前政府关于“所有6个月以上人群都应每年接种新冠疫苗”的指导意见，转而全面推行“共同临床决策”。

最新且最为彻底的改变发生在今年1月。肯尼迪绕过自己的疫苗咨询委员会，取消了甲型肝炎、乙型肝炎、流感、脑膜炎球菌ACWY和轮状病毒疫苗的普遍接种建议，转而将其归入“共同临床决策”类别。这一改变没有任何新的证据或数据支撑，这意味着这些疫苗将不再被视为常规疫苗。

“共同临床决策”的理念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长期存在的家长式医疗传统的反思与回应。过去，医生往往替患者做决定，且常常不告知风险。通常情况下，“共同临床决策”适用于那些没有单一“最佳”选项或治疗益处不太确定的复杂医疗决策，而非已知安全有效的常规疫苗。

“公共卫生的基础在于认识到个体决策会汇聚成群体结果。”斯坦福大学传染病医生兼临床副教授杰克·斯科特强调，“看似是关于是否让孩子接种疫苗的个人选择，其实也关乎隔壁因太小而无法接种的婴儿、同一个教室里免疫力低下的孩子，或者是杂货店里的孕妇的安危。”

此前，“共同临床决策”唯一一次被应用于疫苗是在2015年。当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建议青少年在经过“共同临床决策”后接种脑膜炎球菌B型疫苗。斯科特解释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因为该疫苗并不能减少接种者携带的细菌量，这意味着它只能为接种者提供个体保护，而不能像其他疫苗那样在人群水平上阻断传播。

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公共政策中心主任、专门研究错误信息和竞选传播的教授凯瑟琳·霍尔·杰米森指出，对“共同临床决策”的重新包装，在部分疫苗的必要性上制造了混乱。“突然之间，这成了一种暗示选择自由的语言，”她表示。

安纳伯格公共政策中心今年8月对1700名成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五分之一的人认为共同决策意味着“接种疫苗可能并非对所有人都好，但会让一部分人受益”。

她进一步指出，这种表述还暗含着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强迫人们接种疫苗的意味。而实际上，该机构只发布关于最佳接种时间的指导意见，以求最大限度地预防疾病。各州和地方司法管辖区才会设定入学疫苗要求。父母一直都有权为孩子选择不接种疫苗。事实上，在全美范围内，为学龄儿童寻求疫苗豁免的父母数量正在攀升，2024-25学年达到了创纪录的3.6%，高于2019-20学年的2.5%。

斯科特认为，“共同临床决策”正被用作一种政治工具，在不明确禁止或将其下架的情况下，达到降级疫苗地位的目的。“它正在被用作一种模板，1月份的那些改变绝非这一进程的终点，”斯科特警告说，“我认为，接下来这个模板还会被应用到哪里，非常值得我们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