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周作人传》《北平解放前后》《新中国对文化名人的政策》等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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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31日清晨，北平城刚刚迎来和平解放的曙光。
在西城区八道湾胡同11号的一座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里，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正伏在书桌前，手中的毛笔在宣纸上缓慢移动。
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那是北平百姓庆祝解放的欢腾，可屋内的气氛却凝重得像要滴出水来。
这个老人叫周作人，鲁迅的二弟，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散文大家、翻译家。
可眼下，压在他身上最沉重的名号却是"文化汉奸"——在日本占领北平的那八年间，他担任过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这些履历，每一条都足以让他在新中国的法律面前抬不起头来。
就在五天前的1月26日，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已经通知他前去登记报到，如实填写了那些见不得光的经历。周作人很清楚，真正的清算就要来了。
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思量，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给中央领导写一封信，为自己求一条生路...
【一】文学世家的兄弟情仇，1923年那场决裂埋下的隐患
要说清楚周作人这个人，就得从他和鲁迅的关系讲起。
周家兄弟原本感情深厚，1906年两人一起东渡日本求学，住在同一间宿舍里，白天去学校上课，晚上挤在一盏油灯下读书写作。
那时候的周作人还只是个少年，鲁迅比他大五岁，对这个弟弟疼爱有加。
1909年，周作人从东京的立教大学毕业，娶了日本女子羽太信子为妻。1911年辛亥革命后，兄弟俩一起回国，先后在绍兴、北京等地谋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鲁迅和周作人都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兄弟俩在新文化运动中齐头并进，一时传为佳话。
1919年11月，鲁迅买下了北京西城区八道湾胡同11号的一座四合院，一家人搬了进去。
这座院子是标准的北京四合院格局，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还有倒座房。
鲁迅住在正房，周作人一家住在东厢房，三弟周建人住在西厢房。那时候的八道湾11号，经常高朋满座，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都是常客。
可好景不长。1923年7月1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变彻底改变了周家兄弟的命运。
这天，鲁迅在日记里写下了那句著名的文字："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短短十几个字，标志着兄弟决裂。第二天7月15日，鲁迅就搬出了八道湾11号，住到了附近砖塔胡同的一个小院里。
这场家变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鲁迅的日记和书信里对此只字不提，周作人后来在各种场合也一直闪烁其词。
有人说是经济纠纷，因为八道湾11号的房子是鲁迅出钱买的，可房产证上写的是周作人的名字，为此产生了矛盾。
也有人说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从中挑拨，在周作人面前说鲁迅的坏话，最终导致兄弟反目。
还有说法称是两人的政治理念出现了分歧，鲁迅越来越激进，周作人却倾向于温和改良，这种分歧积累到一定程度就爆发了。
不管真实原因是什么，鲁迅搬走后再也没有踏进八道湾一步。1924年5月，鲁迅又从砖塔胡同搬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彻底和周作人断绝了往来。
兄弟俩从此形同陌路，连见面都很少，更别提重归于好了。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先到厦门大学任教，后来定居上海。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在上海病逝，临终前都没能和周作人见上最后一面。
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周作人在日记里只写了寥寥几笔，看不出太多情绪波动。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表面冷淡的人内心并非全无波澜。
毕竟那是一起长大的亲兄弟，曾经一起在日本的寒夜里苦读，一起在新文化运动中并肩战斗，如今天人永隔，再也没有和解的机会了。
周作人的文学才华是公认的。早在1918年，他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提出了人道主义的文学观，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1920年代，他陆续出版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等散文集，这些作品以冲淡平和的风格著称，在文坛独树一帜。
他的散文不像鲁迅那样犀利尖锐，也不像郁达夫那样激情澎湃，而是带着一种江南文人特有的闲适和从容。
除了散文创作，周作人在翻译方面的成就更是不容小觑。他精通日语和古希腊语，翻译了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和古希腊文学作品。
1923年，他翻译出版了《古希腊拟曲》，这是中国第一本直接从古希腊文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
他还翻译了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让中国读者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日本古典文学的魅力。
在北京大学，周作人是新潮社的核心成员，教授中国文学史和欧洲文学史。他的课讲得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
1920年代的北大校园里，周作人的名声丝毫不逊于鲁迅。当时文坛有"周氏兄弟"的说法，把鲁迅和周作人并称为现代文学的双子星。
可周作人的性格和鲁迅截然不同。鲁迅一生都在战斗，笔锋犀利，不留情面，对社会黑暗现象深恶痛绝。
周作人却偏于温和，他不太关心政治斗争，更喜欢躲在书斋里读书写作，过一种超脱世外的生活。
他自己说过，理想的生活状态是"平民的生活，贵族的趣味"，既要有普通人的朴实，又要有精神上的高雅。
这种超脱的人生态度，在和平年代或许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可到了民族危亡的关头，这种超脱就显得不合时宜了，甚至会成为致命的软肋。
1937年之后发生在周作人身上的事情，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二】1937年到1945年的沦陷岁月，那些无法辩解的选择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北平城的宁静。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很快占领了北平。7月29日，北平沦陷，日本人开始在这座古城里建立傀儡政权。
北平沦陷后，北京大学的师生纷纷南迁。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可周作人没有走。他以母亲年迈、需要照顾为由，留在了北平的八道湾11号。
日本人很快盯上了周作人。他是北大教授，又是鲁迅的弟弟，在文化界有很高的声望，如果能拉拢他为伪政权服务，宣传效果会非常好。
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日本人就多次派人登门拜访，希望周作人出来"做事"。
周作人最初还算清醒，多次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1937年12月，日本人又来劝说，周作人态度依然坚决。
可就在这个月，发生了一件改变他命运的事情——12月某日下午，有刺客闯入八道湾11号，向周作人开枪。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周作人当即倒地，血流如注。
这次行刺事件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刺客是谁？为什么要刺杀周作人？真相至今不明。有说法称是抗日义士所为，因为周作人拒绝南迁，有附敌嫌疑，所以要给他一个警告。
也有人怀疑这是日本人自导自演的苦肉计，目的是借此事件软化周作人的态度。还有说法称刺客是周作人的政敌派来的，和抗日无关，纯属私人恩怨。
不管真相如何，这次行刺成了周作人人生的转折点。子弹没有击中要害，周作人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
在养伤期间，日本人派了医生来照料，表现得非常关心。伤愈后的周作人，态度开始微妙地发生变化。
1939年1月1日，周作人正式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职务。
这是他为日伪政权服务的开始。消息传出后，舆论一片哗然。周作人的学生、朋友纷纷写信劝阻，可都没能改变他的决定。
接下来的几年里，周作人在伪政权中步步高升。1939年3月，伪北京大学复课，周作人担任文学院教授。
1940年3月，他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这个职位的权力很大，主管整个华北地区的教育文化事务。从此，周作人从一个文人学者变成了伪政权的高官。
在这个位置上，周作人做了很多为日本占领统治服务的事情。他参与制定华北地区的教育方针，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宣扬"中日亲善""东亚共荣"这些日本人的宣传口号。
他还主编了《华北新报》，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作人的附敌行为变本加厉。1942年，他参加了日本人组织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讲，鼓吹所谓的"东亚文化共同体"。
1943年，他又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会议"，继续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摇旗呐喊。
这些事情做下来，周作人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汉奸"。在沦陷区的老百姓眼里，他是民族的败类；在大后方的知识分子看来，他是文人的耻辱。
当年那个在新文化运动中振臂高呼的周作人，那个用优美散文感动无数读者的周作人，已经彻底沦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
周作人后来为自己辩解说，接受伪职是为了保护北大的图书、保护知识分子、保护文化事业。
他说自己虽然担任了伪职，但并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也没有直接参与镇压抗日活动。这些辩解听起来像是在为自己开脱。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任何为侵略者服务的行为都是不可原谅的，不管理由多么冠冕堂皇。
有史料记载，周作人在这段时期的日记中，时常流露出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选择了在日本人的羽翼下苟且偷生。这种选择，注定要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北平时，整个城市陷入了狂欢。可对周作人来说，这是末日来临的钟声。他很清楚，清算的日子就要到了。
【三】1945年到1949年初的监狱岁月，在铁窗内度过的漫长时光
日本投降后仅仅两天，8月17日，重庆国民政府就公布了第一批汉奸名单，周作人赫然在列。
名单上的罪名写得清清楚楚："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罪行重大。"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周作人在八道湾11号的宅子里坐立不安。他知道被逮捕只是时间问题，可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希望能逃过一劫。
他每天躲在书房里，很少出门，生怕在街上被愤怒的民众围攻。
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派人来到八道湾11号，以"通谋敌国，图谋反叛"的罪名正式逮捕了周作人。当天，周作人被押往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
这座监狱是民国时期江苏省的重点监狱，关押的都是重刑犯。周作人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里，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活。
在狱中，周作人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国民政府虽然关押了他,但还是允许他从事一些文化工作。
周作人向狱方申请，获准继续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他翻译了《日本狂言选》《浮世绘》等作品，用这种方式打发漫长的时光。
1946年11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在南京开庭审理周作人案。检察官列举了周作人在沦陷时期的种种罪行：担任伪职、为日本侵略者宣传、参加汉奸组织的活动等等。
周作人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自己担任伪职是出于无奈，是为了保护文化，并没有直接参与镇压抗日活动和残害百姓。
法庭经过审理,认定周作人"通谋敌国，图谋反叛"的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4年。周作人不服这个判决，当庭提出上诉。
1947年4月28日，南京高等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有期徒刑14年。
判决生效后，周作人继续关押在老虎桥监狱。这一关就是三年多。
在狱中的日子里，周作人除了翻译，还写了大量日记和书信。这些文字记录了他在狱中的生活细节，也记录了他内心的思想变化。
1948年，国民政府的败局已经无法挽回。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民政府的统治风雨飘摇。1948年下半年，南京的监狱里人心惶惶，不少政治犯都在揣测自己的命运。
1949年1月19日，随着解放军即将攻占南京，国民政府仓皇准备南逃。在混乱中，监狱当局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周作人也在其中。
获释后的周作人没有南下，而是立即动身北返。他辗转乘船、坐车，经过几天的奔波，终于回到了阔别三年多的北平城。
1月26日，周作人回到八道湾11号。这座老宅依然如故，院子里的枣树还是那么茂盛，只是三年多的时间过去，物是人非。
周作人的母亲已经去世，妻子羽太信子带着孩子们守着这个家，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回家仅仅五天后，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城里到处是庆祝的人群，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可周作人高兴不起来。
他很清楚，虽然从国民政府的监狱里出来了，可新政权对汉奸的清算才刚刚开始。他的罪行摆在那里，不可能一笔勾销。
1949年2月3日，解放军正式入城。紧接着，北平军管会成立，开始接管全市的各项事务。
文化接管委员会负责接管学校、剧院、报社等文化机构，同时也负责登记和审查文化界的人员。
2月26日，周作人接到了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的通知，要求他前去登记报到。这天，周作人换上一身旧长衫，从八道湾走到指定地点。
在登记表上，他如实填写了自己的基本情况，包括那些见不得光的伪职履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填完表后，工作人员让他回家等候通知。周作人回到八道湾11号，心里忐忑不安。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每天都在院子里徘徊，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院子里的那棵老枣树又抽出了新芽，春天就要来了，可周作人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
思来想去，周作人做出了一个决定：给中央领导写一封信，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请求从宽处理。这是他在绝境中想到的最后一招。
这封信能不能送到中央领导手中？送到了会不会被看？看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周作人心里完全没底。可除了这一招，他已经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3月初的一个晚上，周作人坐在八道湾11号的书房里，铺开宣纸，研好墨，开始写这封关乎自己命运的信。
窗外是春寒料峭的夜风，屋内只有昏黄的灯光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这封信，周作人写得非常谨慎，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斟酌...
这封信写了很长，足足有好几页纸。周作人在信中首先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鲁迅的二弟，一个在新文化运动中有过贡献的文化人。
接着，他坦陈了自己在沦陷时期的所作所为，承认接受伪职是严重的错误，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损失。
周作人在信中没有过多为自己辩解。他只是简单说明，当初接受伪职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家人的安全、文化机构的保护等等，但这些都不能作为开脱罪责的理由。
他表示愿意接受人民的审判，愿意用余生来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信的后半部分，周作人恳请中央领导能够考虑他的文化贡献和认罪态度，给予从宽处理的机会。
他说自己虽然年过六旬，但还有翻译和写作的能力，希望能继续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些工作。
他特别提到，自己精通日语和古希腊语，可以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为中外文化交流尽一份力。
信的最后，周作人提到了自己与鲁迅的兄弟关系。他说虽然两人多年不相往来，但血浓于水的亲情总还是在的。
鲁迅生前一直致力于民族的觉醒和文化的进步，自己虽然走错了路，但也希望能在新中国找到一条赎罪的途径。
写完这封信，已经是凌晨时分。周作人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不妥之处，然后小心翼翼地折好，装进信封。
第二天一早，他托一个可靠的朋友，辗转将这封信送往中央。朋友答应尽力而为，但也不敢保证信一定能送到中央领导手中。
信送出去后，周作人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回音。
周作人每天都在八道湾的院子里转悠，眼睛时不时地望向胡同口,希望能看到送信的人回来。可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个回音始终没有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