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两张汇款单牵出来的保密局少校，老公安亲历的“万能潜伏台案”

1949年11月26日，中央军委监听台截获了一条由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潜伏台”发给台北“保密局”的密电，经破译后其内容为：“毛（泽东）将在12月6日前往苏联访问，为斯大林祝寿并签订同盟条约，0409。”

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当即召见了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保卫局局长杨奇清，要求在自己从苏联回国之前破案（当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正在青岛疗养）。此时距离毛泽东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苏联只有十天，而主席访问苏联预定的时间是两个半月，满打满算破案时间不到三个月，可谓是时间紧任务急，杨奇清不敢怠慢，立即召集公安部政保局、刑侦局和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组成专案组并亲自担任组长侦办此案。

杨奇清

当时专案组手中的线索极为匮乏，唯一有价值的线索就是电报署名“0409”，根据手中掌握的各种保密局的密码本，“0409”可能是“郭”、“国”、“顾”、“巩”四字之一。这应该是某个潜伏人员的姓氏代号，完全无从下手，连续查了三天，一点进展都没有。

急的火上房的杨奇清焦虑至极，不得不派警卫员将正在家养病的刑侦局侦查科科长曹纯之从被窝里拽下来，一路薅到自己的办公室，给他介绍了基本情况并问他：“老曹，这案子你能不能破？”

曹纯之稍微思考了一下表示：“保证按限期提前破案！”

杨奇清加重语气说：“说话可算数？军中无戏言！”

曹纯之回答：“我敢立军令状！”

也许是天意，曹纯之受命的当天，军委监听台再度监听到“保密局北平潜伏台”的几条电文，杨奇清亲自研究了破译出来的电文后发现其中一条潜伏台财务经费的对账中的经费接收人是“计小姐”，于是决定从这里打开缺口。

既然有汇款，那就得兑现！于是曹纯之带领侦查员秘密将整个北京办理汇兑的银行和邮局的汇款单据查了个遍，都没有在署名中发现有姓计的女人，别说是姓计的“小姐”、连姓计的“大嫂”和“大娘”都没有。

北京查不到，那就去天津查！

在天津市公安局二处的努力下果然有了结果：天津市电讯局在1949年10月21日、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在1949年11月10日分别收到香港汇来的各1500元港币，收款地址是北京市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沈宅转“计爱琳”收，两张汇款单存根上的签收处都盖有“计爱琳”的私章。

杨奇清在得到曹纯之的汇报后笑了：“计小姐”终于冒头了。

经北京市公安局户籍科查实，和平门外梁家园东大院甲7号“沈宅”的户主名叫沈德乾，此人1946年来到北京居住，经营周口店的“中华煤矿公司”，是个“煤老板”。其妻子计歧玫曾经是个妓 女，和沈德乾结婚前曾和不少国民党高官有过密切往来。

民国的妓 女

“沈宅”除了沈德乾和计歧玫夫妻外，还住着计歧玫的母亲计赵氏和妹妹计采南。计赵氏是个典型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而计采南的丈夫在北京解放前就举家逃亡海外，将计采南丢下，计采南无处可去只好投靠姐姐，不过她也没打算给她那“润人”丈夫守活寡，转头就和北京惠群企业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兼秘书孟广鑫搞起了地下情——

12月6日，也就是毛泽东一行在西直门火车站登上前往苏联的专列的那天，专案组侦查员小冯奉曹纯之的指派打入了惠群企业公司，小冯凭借自己的聪明伶俐、能说会道外加长得“宝相庄严”得到了董事长司徒美堂（洪门大佬，著名爱国商人，1949年9月21日作为华侨代表参加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此后一直住在北京北池子筒子河边的四合院，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的赏识和重用，委任其为交际秘书。小冯通过这项职务便利查明计采南是该公司的股东之一，占有两股，一股写的是她自己的名字，另一股用的就是“计爱琳”，后查明这是她的母亲计赵氏的化名。

司徒美堂

就这样，特务经费收取人“计爱琳”的底细查明白了。

小冯利用看望股东的名义进行了几次“上门侦查”，并且说动了沈德乾的弟媳妇作为特情耳目（她本人并不知道小冯真实的身份，而是这个弟媳妇纯粹是因为对“宝相庄严”的小冯有好感而已），就近盯梢，随时将“沈宅”的情况传递出来。

12月21日，也就是毛泽东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70岁生日的这一天，小冯终于从这个“暗恋”他的女人口中得到一条重要线索：计歧玫催促沈德乾归还挪用计采南的钱，沈德乾被逼急了后脱口说了一句：“你们哪里来的钱我还不知道？再逼我我就给你们报告了，谁也别活了！”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

被沈德乾这么一说，原本跟头母老虎一样的计歧玫顿时跟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哑火了。

小冯经过“头脑风暴”后向曹纯之报告：“特务经费的收取人‘计小姐’应该就是计采南。”曹纯之立即下令将计采南作为重点调查对象，结果发现计采南在搬到“沈宅”之前在二龙坑居住，当时的户籍档案上记录着二龙坑的原户主是计兆祥，是计采南的弟弟，现住南池子九道湾某号。

看到“计兆祥”这个名字，曹纯之眼前一亮，因为他曾经在一本从保定缴获的国民党“北平特警学校同学录”中看到过计兆祥这个名字，于是他立即让档案室的同志将这本同学录找出来。果然在里面找到了计兆祥。

“北平特警学校同学录”中的计兆祥的介绍是该校最后一期毕业生，毕业后的去向是“国防部二厅北平绥靖总队一大队中尉报务员”。随即曹纯之叫来此时已经投诚的“国防部二厅北平绥靖总队一大队”的报务员叶某某和宫某某，向他们了解计兆祥的情况。两人介绍说：1948年年底计兆祥接受了绥靖总队总队长陈恭澍布置的潜伏任务，让他携带一部电台从1949年开始接受保密局的领导在王府井一带潜伏，叶某某还曾在1949年3月在市立第二医院看到计兆祥陪同妻子来做产检查胎位。

根据上述分析，杨奇清、曹纯之和专案组其余成员共同分析后一致认为计兆祥可能和他们要找的潜伏台有关，于是就将计兆祥列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对象。

为了找出潜伏电台的位置，杨奇清调来了四台测向机和三台搜索机，并将一套设备架在自己家中由他亲自侦测，经过十多天的侦测，最终测得潜伏电台的大致位置在南河沿磁器库南岔道一带。

经过对磁器库南岔道一带居民的户口调查发现家住南岔道7号的计旭身上嫌疑较大，怀疑他的理由如下：

1、计旭是在1949年初搬迁至此的，和潜伏台向保密局报告的迁居时间相吻合。

2、计旭的儿子出生年月和叶某某反映的计兆祥妻子的预产期差不多。

3、计旭所报的职业是周口店中华煤矿公司职员，这点和沈宅有关联。

1950年1月16日，一名负责查询北京和天津、北京和香港之间商业电报往来的侦查员查到了一条1月初由香港发给天津富贵大街58号天源行义记的电报：“交吴光宇饧（糖）两吨。”

同时负责监听潜伏台的同志在1月中旬监听到一条台北“保密局”发给北平潜伏台的电报：“发兄黄金廿两已与商家洽妥，希照前办法以吴光宇名义洽领。”

1月17日，小冯发现计采南的姘 夫孟广鑫要前往天津。杨奇清立即命令曹纯之组织一个小组负责跟踪孟广鑫，而曹纯之自己则带一个侦查摄影组火速赶往天津，在天津市公安局的协助下在黑龙江路银行前面和二楼对着营业柜台的位置设置好了两个拍摄位，在1月18日拍下了孟广鑫去这个银行领取现钱整个过程的照片。

监听组在监听中得知计采南除了有固定的姘 夫孟广鑫外，还和一个叫李超山的小股东关系暧昧。小冯在得到通报后立即以交际秘书的身份和李超山搭上了关系，随后曹纯之在小冯的引荐下以公司董事的身份前往李超山家拜访。也是碰巧，宾主刚刚落座后不久，茶刚刚奉上还没喝上一口，就有电话打给李家，由于李家的电话就吊挂在客厅的南墙上，所以他不管是接电话还是拨打电话的举动都尽收曹纯之和小冯的眼底。

老式挂墙电话

李超山接了电话后又拨了好几个电话，通知某月某日到北海的漪澜堂聚餐。细心的曹纯之一边喝茶，一边将李超山拨号停留的号码数字悄悄记在心里，待李超山打完电话后告辞出来后立即将号码写下来让小冯去漪澜堂核查，得知北京惠群企业公司经常在这里办堂会和聚餐，计旭每次都会参加。而那个打给李超山的电话经查实就是计采南用“沈宅”的电话打的。

漪澜堂一角

民国时期在漪澜堂喝茶的显贵（这里不是普通人消费得起的地方）

调查计旭的电话记录的侦查员又查实：计旭曾用吴光宇的名义给天津天源行掌柜王某某打电话，要求抓紧办理香港拨汇黄金的事宜。

那么，计旭是不是就是计兆祥呢？

杨奇清指示档案室的同志从缴获的敌伪特务档案中找到了计兆祥的照片，和计旭的照片进行核对，让他惊喜的是计旭和计兆祥的照片完全就是一个人。

专案组成员李广祥和苏宇涵从1949年12月开始就布置了一个住在磁器库南岔道7号院内的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户籍警就近监视计旭的活动情况。通过一个多月的监视，民警将计旭住室内灯光明暗的时间和规律报给了李广祥，经过核对后发现计旭家的灯光明暗时间和潜伏电台发报时间相吻合，从而专案组认为潜伏台应该就在南岔道7号院内。

为了确认潜伏台的具体位置，几名侦查员以电工的身份进入了南岔道7号院内在计旭屋子外的电线上悄悄安装了一个电闸，然后故意在侦测到潜伏台发报的时间内突然拉闸又推上，造成电源瞬间中断。而杨奇清亲自紧盯的观测台立刻测到了潜伏台在发报过程中有电源中断的情况。这说明潜伏台就在计旭家里。

1950年2月13日上午，专案组将计旭控制，并对他的家进行搜查，结果令人意外的是在计旭的家里并没有发现电台。正当僵局的时候，经验老到的曹纯之注意到计旭经常把眼光往天花板上瞄，他抬头望去，果然发现房间的天花板上贴着一张牡丹花图，曹纯之当即用手指着这幅牡丹花图命令道：“上去，把电台取下来！”

一名侦查员顺着架起来的梯子，将牡丹花图揭下后露出了一块活动的天花板，将这块天花板推开后，从这块天花板后的暗格里头取下了美国制造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一部，密码本四本，美制二号左轮手枪一支、子弹50发以及电报底稿、图章等一批物证。

一部被缴获的特务电台

面对证据，化名“计旭”的保密局少校计兆祥无法抵赖，只能交代。

计兆祥交代，这个潜伏台被上峰称为“万能台”，是一种美国人最新建议的潜伏台形式，在建台一年以来发报达两万多次，发出的情报大多是报纸上公布的公开消息和从社会上道听途说的真假消息，要不是被截听到毛泽东专列离开北京的准确日期，甚至不会得到重视（后经过排查是一份记录着毛主席专列离京日期的内参违反了保密制度没有回收，而是让某个政协委员带回了家，从而传了出去）。

计兆祥交代，因为得到了这条情报，他被保密局晋升少校并发300大洋奖金。

2月14日，也就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见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的这一天，杨奇清命令计兆祥用这个潜伏台给台湾发了最后一份电报：宣布这个台已经被破获，并敦促台北的“保密局”尽快投降的通知，直接把“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气了个厥倒，当场摔了耳机——

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出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的签字仪式

美术作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毛泽东在莫斯科得到案子破了的消息后，幽默的说了句：“看来公安部没有‘罗长子’（罗瑞卿的绰号）当家也能干得不错嘛”，并给了专案组高度评价。

最终，保密局“新科少校”计兆祥被判处死刑，计采南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