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学者亲赴现场调阅诺奖档案，揭秘吴健雄不曾获奖的遗憾

去年11月，两位物理学史的研究者Mats Larsson和拉蒙·维斯Ramon Wyss在斯德哥尔摩调阅了1957年的诺奖档案，确定性地揭开了吴健雄为何没能分享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谜底。2月3日，Physics World发表了他们的文章。本文是季燕江博士对原文（https://physicsworld.com/a/twenty-three-nominations-yet-no-nobel-prize-how-chien-shiung-wu-missed-out/）的编译版。

编译 | 季燕江

1958年，资深的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这一年，她首次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失之交臂。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因“对所谓的宇称定律的深入探究，导致了有关基本粒子的重大发现”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1957 was awarded jointly to Chen Ning Yang and Tsung-Dao (T.D.) Lee; for their penetrating investigation of the so-called parity laws which has led to important discoveries regarding the elementary particles;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hysics/1957/summary/

宇称不守恒（Parity non-conservation）这一发现，如同在物理学圣殿里投下了一颗惊雷。此前，物理学家们深信，如果将空间三个坐标全部反转，自然界的一切过程将保持不变——这几乎是物理世界对称性美学的基石。杨振宁曾对《物理世界》的专栏作家、科学史家罗伯特·克瑞斯说，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感觉，好比灯突然熄灭，你陷入一片混乱，甚至不确定灯再亮起时，你是否还在同一个房间里。

然而，一项争议始终如影随形。

李、杨二人的论文发表于1956年10月，这使得他们的获奖罕见地符合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中“奖励前一年所做工作”的条款。但第一个验证宇称不守恒的实验结果，于1957年2月，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吴健雄（Chien-Shiung Wu）所领导的实验团队发表。彼时，李政道也在哥大，杨振宁则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吴的历史性文章发表于1957年2月，而1月31日是当年诺奖提名的截止日期，所以吴压根就没机会获得当年的提名，而李与杨的唯一一个提名，也仅在1月29日刚刚被送达诺奖委员会。

一个如此根本性的发现，其关键的实验验证者，难道不配分享这份最高荣誉吗？在她的论文《β衰变中宇称守恒的实验检验》中，吴健雄提到她与李、杨进行了“富有启发的讨论”。那么，是性别偏见作祟？是她的论文错过了截止日期？还是她根本从未被提名？

沉默五十年：诺奖档案的“双重锁”

彼时，诺贝尔奖章程规定，所有关于提名者及委员会决策过程的细节将永久保密。直到1974年，规则才被修改：档案可在颁奖50年后解密。那么，为何2007年——1957年颁奖半个世纪后——谜团仍未解开？

原因在于，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物理与化学奖）还有一条附加准则：只要获奖者仍在世，相关档案就必须保持关闭。李、杨获奖时年仅三十出头，且皆得享高寿。李政道于2024年8月逝世，享年97岁；而直到2025年10月18日，103岁的杨振宁离世，打开这扇尘封之门的机会才终于到来。

被忽视的诺奖得主？1963年，吴健雄在哥伦比亚大学。此时，她已知的23次诺奖提名中的前三次已经发生。丨史密森尼学会

作为两位身处斯德哥尔摩、对科学史抱有浓厚兴趣的物理学家，马茨·拉尔森（Mats Larsson）和拉蒙·维斯（Ramon Wyss）此前已研究过另一位未曾获得诺奖的女性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的案例。因此，在杨振宁去世后，我们向瑞典皇家科学院科学史中心提出了查阅1957年档案的请求。

历史的现场。左：2025年11月1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科学史中心，马茨和拉蒙成为首批查阅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档案的人。右：马茨和拉蒙手捧珍贵的历史档案。丨Anne Miche de Malleray

档案揭秘：一次提名与两份报告

2025年11月13日，马茨和拉蒙终于拿到了那本厚重的、黑色硬皮封面的档案册，里面记录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相关信息。近500页的内容揭示：1957年物理学奖共有58次提名，但吴健雄在那一年——零次。这意味着，那一年吴压根就没获得提名，因此也无资格与李与杨分享1957年的诺奖。

我们发现，李政道和杨振宁在1957年仅获得一次提名，提名者是芝加哥大学的实验物理学家约翰·辛普森。他的提名于1957年1月29日送达委员会，刚好赶在1月31日的截止日期前。辛普森显然在委员会中颇有分量，委员会据此委托了两位瑞典物理学家成员撰写评估报告：奥斯卡·克莱因（Oskar Klein）负责理论部分，埃里克·胡尔滕（Erik Hulthén）负责实验部分。

克莱因用四页报告中的约一半篇幅，讨论了出生于匈牙利的理论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Eugene Wigner）——我们发现他获得了七次独立的提名。克莱因开篇即指出，维格纳关于物理学对称性原理的工作（首发表于1927年），因吴健雄、莱德曼等人的近期实验而重获新生（吴等人的文章是2月见刊的，所以克莱因能读到很正常）。他认为，这些实验为物理学的基本对称性原理投下了新的光芒。

克莱因随后分析了维格纳的三篇重要论文，并得出结论：正是维格纳，比任何其他物理学家都更奠定了对称性原理的概念背景，使得李、杨得以厘清实验检验宇称不守恒的可能性。克莱因并未在报告结尾给出明确推荐，但他指出李、杨和维格纳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克莱因报告中提及的所有物理学家——除了吴健雄——最终都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维格纳并未等待太久，他于1963年与玛丽亚·格佩特-迈耶、汉斯·延森共同获奖。

左至右：维格纳，迈耶夫人，延森

1988年的诺奖，左至右：莱德曼，施瓦茨和施泰因贝格，获奖理由是：“发现μ子中微子，创建了中微子束方法，并证明了轻子的二重态结构”，不过对大众来说，莱德曼最有影响力的成就，是创造了“上帝粒子”这个名词。

尽管为全面阐明宇称原理所需修订的实验与理论研究工作仍需大量开展，但已可断言，通过李与杨上述研究取得的发现，已产生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结论。基于上述理由，委员会提议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联合授予：李政道博士（纽约）与杨振宁博士（普林斯顿），以表彰他们对所谓宇称定律的深入探索，这一研究引领了对基本粒子新特性的发现丨诺贝尔档案，瑞典皇家科学院，斯德哥尔摩

实验的“魔法”：

在绝对零度边缘捕捉对称性的裂痕

胡尔滕的实验报告则承认，吴健雄的实验始于与李、杨的早期讨论。事实上，在李、杨那篇著名论文发表前，李政道就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β衰变中的宇称守恒问题咨询过吴健雄。据吴健雄回忆，她向李政道提到，检验β衰变中宇称是否守恒的最佳方法，是使用极化的钴-60源。

当时，许多物理学家都知晓李、杨那篇被视为高度推测性的论文，而吴健雄则敏锐地意识到了检验宇称不守恒这一深远推论的机会。由于她并非低温核取向领域的专家，她联系了华盛顿特区国家标准局的欧内斯特·安布勒，后者成为了她1957年2月15日那篇《物理评论》论文的合作者。

胡尔滕详细描述了吴健雄团队为完成实验所必须克服的严峻技术挑战：包括达到0.001开尔文的极低温、将探测器置于低温恒温器内部、以及减弱晶体场扰动对磁场效果的削弱等。

尽管困难重重，实验家们还是在1957年1月4日哥伦比亚大学每周五的例行午餐会上，首次报告了宇称不守恒的迹象。这一初步结果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物理学界，促使其他研究组立即跟进，包括莱德曼等的工作。

迟来的提名与“建议者”的阴影

尽管吴健雄在1957年未获提名，但在次年（1958），她即获得了195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利斯·兰姆和波利卡普·库什的提名。事实上，在李、杨获奖后的16年里，吴健雄在10个不同的年份收到了提名，总计23次，提名者包括18位顶尖物理学家、多位诺奖得主，以及李政道本人，李曾在1964、1971和1972年三次提名吴健雄。

然而，档案显示（截至1974年），杨振宁从未提名过她。李政道的支持与杨振宁的沉默，一种可能的解释源于李政道早期与吴健雄的讨论影响了那篇著名的论文，而杨振宁可能并不知情。同样不清楚的是，为何李、杨从未在论文中承认与吴健雄关于钴-60实验的讨论；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揭示。

1958年吴健雄获得提名后，诺贝尔委员会只是重新审阅了克莱因和胡尔滕早已完成的调查报告。同样的程序在后续年份重复着，直到1971年——吴健雄获得六次提名（她单年最高纪录）——委员会才决定委托皇家理工学院的理論物理学家本特·纳格尔重新评估吴健雄工作的理论重要性。

纳格尔指出，吴健雄获得提名的依据主要基于三项实验：1957年的宇称不守恒实验、1949年验证费米β衰变理论的实验，以及1963年关于守恒矢量流（标准模型的基本假设之一）的实验。纳格尔承认这些实验“无疑对我们理解弱相互作用至关重要”，但他笔锋一转：“这些实验，至少后两项，是受理论学家的委托或直接建议，针对特定方面进行的。”

在纳格尔看来，吴健雄的工作因此与詹姆斯·克罗宁和瓦尔·菲奇1964年在K介子衰变中发现CP破坏（Charge-Parity violation）有显著不同。后者是自主发现，而吴健雄的工作（纳格尔暗示）只是在理论家建议后才进行的。“我有些犹豫，它们的理论重要性是否足以成为授予吴健雄诺贝尔奖的充分理由。”纳格尔总结道。

吴健雄获诺奖提名历年一览。

错失的节点：历史可以有另一种写法

非常遗憾，未能将吴健雄作为第三位获奖者与李、杨并列，是一次错失的机会。当然，她不可能在1957年获奖，因为她未被提名，且关键论文发表于截止日期之后。但这本可以简单地通过等待一年，在1958年将奖项联合授予吴健雄和她的理论同行们（即李和杨）来解决。

另一种可能的路径，是遵循克莱因报告中的建议，单独表彰对称性破坏的理论方面，将奖项授予李、维格纳和杨。遗憾的是，档案中并未包含物理学委员会讨论的完整细节，我们无从知晓这是否曾是当时认真考虑过的选项。

但有一点是清晰的：诺贝尔委员会完全清楚，在李、杨大胆的理论洞察之后，吴健雄的实验验证具有何等巨大的重要性。他们的工作共同开启了物理学的新篇章。没有吴健雄对宇称不守恒的兴趣和她天才般的实验智慧，李政道和杨振宁或许永远不会获得那座诺贝尔奖杯。

历史档案的尘埃已然落定，数字冰冷而确凿：23次提名，10个年份，零次获奖。这背后，是实验与理论贡献在评价天平上的微妙失衡，是“建议者”与“独立发现者”之间那道隐形的界限，或许，也缠绕着那个时代科学共同体中难以言说的性别与身份政治的丝线。又或许，仅仅是运气。

吴健雄被誉为“核物理女王”、“中国的居里夫人”，她收获了除诺贝尔奖之外的几乎所有重要荣誉。但档案揭示的这段历史提醒我们：科学的史诗，并非总是由最明亮的星光独自写就；那些奠定基石的实验、那些在绝对零度边缘捕捉宇宙微妙不对称的巧手与慧心，同样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图景中，不可或缺的、沉静而有力的那一部分。

她的故事，如同她所研究的β衰变，是一种缓慢而坚定的“转变”。从东方到西方，从理论预言到实验确证，从被忽视的提名到最终被历史铭记的贡献——吴健雄这个名字本身，已成为物理学史上一个关于卓越、坚韧与沉默的恒久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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