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元嘉四年九月,浔阳柴桑。
六十三岁的陶渊明躺在一间破败的茅屋里,屋顶早已千疮百孔,九月的寒霜透过破洞洒进来。
那床补了又补的破絮被,薄得几乎遮不住身体。炕边的地上,摆着一个空空如也的陶罐——家里已经断粮好几天。
这位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人,此刻正忍受着饥饿和疾病的双重折磨。
膝下虽有五个儿子,可眼下这间破屋里只有他一个人。
浔阳柴桑,这个地名在东晋时期并不显赫,却因为陶渊明而注定要被载入史册。
这里靠近长江,地势低洼,常年多雨,土地贫瘠。陶家的几处田产都散落在周边的山坡上,离主宅都有好几里地的距离。
这些田地本就产量不高,加上连年灾害,收成更是少得可怜。
陶渊明的破屋坐落在南村一个偏僻的角落。当年火灾之后,他从柴桑里搬到这里,就是看中了这里有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
可如今,那些朋友要么年老体衰,要么已经离世,剩下的人也自顾不暇,很少来往了。
二十二年前的义熙元年,陶渊明为了不向督邮折腰,解下彭泽县令的印绶,写下那篇流传千古的《归去来兮辞》。
那时的陶渊明满怀着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日子。
他在辞赋中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以为自己就像那倦飞的鸟儿,终于可以回到属于自己的巢穴。
谁能料到,二十二年后会是这般光景。
就在这个九月,陶渊明提笔给自己写下了《自祭文》,又作了三首《拟挽歌辞》。
在第三首诗的末尾,他写下了那句让后世争论不休的话——"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五个字,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体面。
史书记载,元嘉四年十一月,陶渊明卒于浔阳,时年六十三岁。
从九月写下自祭文到十一月去世,这两个月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史料语焉不详。
后世只知道,陶渊明死后,是邻居和几个朋友凑钱简单安葬,连墓碑都没有立起一块。
一代文豪,竟落得如此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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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县令到隐士:那个改变命运的决定
义熙元年八月,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
这已经是他第五次踏入官场。陶渊明的仕途生涯充满了反复和挣扎。
二十九岁那年,他因生活所迫首次出仕,担任江州祭酒。这个职位是州刺史的佐官,主要负责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事务。
可陶渊明"不堪吏职",不到几个月就辞官归家。
史书记载,陶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
他从小就不喜欢世俗的交往,更喜欢读书和亲近自然。
《饮酒》其十六中写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年轻时就很少参与社交活动,喜欢研读儒家经典。
可现实逼得他不得不出仕。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权倾一时。
可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家族早已衰落。父亲陶逸虽然也做过太守,但陶渊明八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从此每况愈下。
他在《有会而作》中写道:"弱年逢家乏。"年纪轻轻就遭遇家庭贫困。
二十九岁首次辞官后,陶渊明在家闲居了一段时间。可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辞却了。
到了三十五岁,他再次出仕,到京口担任镇军将军刘牢之的参军。
这次任职的时间也不长,不到一年就因为局势动荡而离职。
三十七岁时,陶渊明第三次出仕,到江陵担任荆州刺史桓玄的参军。
可这一年十一月,他的母亲孟氏去世,他必须辞职回家守孝三年。
守孝期满后,四十岁的陶渊明第四次出仕,担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
四十一岁这次出任彭泽县令,是陶渊明最后一次为官。
彭泽县位于今天的江西省九江市,地处长江之南、彭蠡湖之东。
这里河渠纵横,丘陵和湖畔小平原交织,自然条件虽然谈不上优越,但正常年景里百姓的日子还能勉强维持。
彭泽县令虽然只是个八品小官,但每年的俸禄加上二百亩公田的收成,至少能让一家老小吃饱饭。
上任之初,陶渊明做了个特别的安排——他让人把官府的公田全都种上了酿酒用的秫谷。
陶渊明生性嗜酒,他在《五柳先生传》中就说自己"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
妻子翟氏听说这事,立即提出反对。她比谁都清楚,这个家需要的是粮食,不是酒。
翟氏是当地望族之女,她的家族在浔阳颇有声望。可她嫁给陶渊明时,陶家已经家道中落。
她本可以嫁给更富裕的人家,过富足安逸的生活,却甘愿跟着丈夫过清贫日子。
夫妻俩最终达成妥协:二百亩公田,一百五十亩种秫谷,五十亩种粳稻。
这个安排既满足了陶渊明嗜酒的天性,又保证了家里的基本口粮。
陶渊明对这个职位还做了另一个安排。他给长子俨派去了一个佣工,帮助儿子料理家务和田地。
他专门写了一封信:"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要求儿子善待这个佣工,因为他也是别人的儿子,也有父母需要赡养。
彭泽县令的日子,开始还算平静。
陶渊明推行"无为而治"的方针,把政务处理得简单明快,不攀高结贵,也不私事上官。
他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务,都加以简单明快的处理,所以官务清闲。
属吏各司其职,百姓安居乐业。闲暇时,他登高望远,临水赋诗,倒也过得自在。
可这份平静,没能维持多久。
义熙元年十一月,陶渊明的同父异母妹妹程氏在武昌去世。
程氏妹名字已不可考,她小陶渊明三岁,后来嫁给程姓人家,所以陶渊明在诗文中称她为"程氏妹"。
陶渊明十二岁时,庶母也就是程氏妹的生母去世了,他后来在《祭程氏妹文》中写道:"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那时他十二岁,程氏妹才九岁,两人相依为命,感情很深。
消息传来时,陶渊明正在县衙处理公务,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
妹妹去世的打击让他悲痛欲绝,他立即准备请假奔丧。
就在这时,郡里派了督邮来县里巡查。
督邮这个职位设立于西汉,虽然级别低于县令,却是郡府直属的监察官,专门负责巡视各县,对包括县令在内的所有县中官员行使督察之权。
这些人经常分部巡视所属的县域,一旦贪贿弄权,对县里政务就会形成不胜其烦的干扰。
县吏来报告,按惯例县令应该"束带见之",就是穿戴整齐的官服,恭敬地迎接督邮。
陶渊明站在县衙的院子里,看着那条象征官员身份的腰带。
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十二年间五次出仕,每一次都是为了生计,每一次都充满了无奈。
如今妹妹刚刚去世,还要为了五斗米向一个乡里小人弯腰?
陶渊明长叹一声,当天就解下印绶,离开了彭泽。任职仅八十多天,他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次仕途。
回到家中,他一气呵成写下了《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这一年,陶渊明四十一岁。这一走,就是二十二年。这一走,也注定了他后半生的贫困与坎坷。
史书记载,陶渊明辞官后"躬耕自资",靠自己耕种来维持生活。
《宋书·隐逸传》载:"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
陶渊明以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为荣,认为自己不应该在新朝为官。
这份对旧朝的认同,对新朝的抗拒,成了他后半生固守清贫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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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田园梦碎:火灾之后的艰难岁月
归隐之初,日子还过得去。
陶渊明在柴桑老家有几处田产,分别位于南亩、西畴等地。
这些田地虽然都地处偏远,土质也不算肥沃,但还能维持基本生活。
他在南亩种豆种菊,酿酒读书,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日子。
刚回到田园时,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让陶渊明欣喜不已。
他在《归园田居》其一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当时的陶家还算宽敞,有十余亩的宅基地,八九间草屋。
屋后种着榆树和柳树,门前种着桃树和李树。虽然简陋,但也算得上是一个温馨的家园。
翟氏跟他一起劳作,从不抱怨。她在《归园田居》其三中也有出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夫妻俩在田间地头,一个在前耕作,一个在后锄草,虽然辛苦,心里却是踏实的。
这段时光里,陶渊明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杂诗》十二首,一首接一首,记录着他在田园生活中的所思所感。
这些诗作平淡自然,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成为后世田园诗的典范。
可好景不长。
义熙四年六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彻底改变了陶家的命运。
那天夜里,浔阳一带干旱已久,茅草都晒得干透了。不知从哪里飘来的火星,落在陶家的茅草屋顶上。
干燥的茅草瞬间燃起,火势迅速蔓延。等一家人反应过来,大火已经吞噬了整座房子。
陶渊明和翟氏拼命抢救,五个儿子也都冲进火海。
他们好不容易从烈火中救出一点粮食和几件衣服,那些珍贵的书籍,那些多年积累的诗文手稿,全都化为灰烬。
更糟糕的是,连房子都烧得只剩下几根焦黑的木头。
站在还冒着青烟的废墟前,陶渊明写下《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他不得不到朋友家蹭饭,虽然朋友们都很热情,可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终究是件难堪的事。
从那以后,陶家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房子被烧毁,全家只能在门前的船上暂时栖身。陶渊明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诗序中写道:"贫居依稀类船居。"
说明当时他们确实住在船上。这种日子过了好几个月,直到在南村找到一处破旧的房子,才算有了安身之处。
没了住处,没了粮食,陶渊明不得不四处向亲友求助。浔阳当地有不少认识的人,可大家都不富裕,能帮的也很有限。
有时到朋友家蹭顿饭,有时在街巷里挨家挨户敲门请求施舍。
这对一个曾经做过县令、出身于大司马世家的士族来说,是何等屈辱。可为了活下去,为了让妻儿不至于饿死,陶渊明别无选择。
他在诗中自嘲:"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连种豆都种不好,杂草反而长得茂盛,可见他并不是耕种的好手。
义熙六年,四十六岁的陶渊明从柴桑里搬到南村。柴桑里是陶家的老宅所在地,可火灾之后那里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南村有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颜延之、殷隐、庞通之,都是当时的名士。
颜延之字延年,是琅邪临沂人,博学多才,善写诗文。他当时担任刘柳将军的后军功曹,驻扎在浔阳。
颜延之与陶渊明年龄相仿,两人一见如故,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
庞通之是当地的隐士,家境比陶渊明好一些,为人豪爽,喜欢结交文人。
殷隐的情况史书记载不详,但从陶渊明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陶渊明与这几位朋友在一起,谈论文章,品评诗作,倒也能稍解心中苦闷。
他在《移居》诗中写道:"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搬到南村就是为了和这些朋友做邻居,能够经常在一起交流。
可精神上的满足无法改善物质上的匮乏。天灾接连不断——蝗虫、风灾、雨灾,每一次都让陶家的收成大打折扣。
义熙九年夏天,浔阳一带遭受严重蝗灾,庄稼几乎颗粒无收。义熙十一年春天又遭大旱,秋天收成寥寥无几。
陶渊明的身体也越来越差。《陶征士诔》记载:"年在中身,疢维痁疾。"从中年开始,陶渊明就患上了疟疾。
这种病在当时被称为"瘴气病",主要流行于江南湿热地区。患病后会周期性发作,高烧、寒战、剧烈的头痛,让人痛不欲生。
每到疟疾发作时,陶渊明就浑身发冷发热,剧烈的咳嗽让他几乎喘不过气。
翟氏只能守在床边,用冷水给他擦身降温,或者用被子给他保暖。可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只能靠身体慢慢熬过去。
年复一年,陶渊明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到了晚年,他已经瘦得皮包骨头。
他在诗中写道:"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大热天饿得肚子咕咕叫,寒冷的冬夜连一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到了晚上就盼着天亮,到了早上又希望太阳快点下山,因为饥饿让每一刻都难以忍受。
陶渊明的几处田产都地处偏远,本就需要雇人代耕。可现在连雇人的钱都拿不出来,更不用说收成了。
身体越来越差,田里的活儿干不动,到了晚年连南亩都很少能去。那些田地逐渐荒芜,杂草丛生,产量越来越少。
元嘉元年,五十八岁的陶渊明写下《有会而作》:"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
年轻时就家境贫寒,老了反而更加饥饿。连豆子和麦子都成了奢望,哪里还敢想什么美味佳肴。这一年,陶家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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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子皆庸才:一首责子诗的无奈与宠溺
陶渊明有五个儿子。
长子俨,小名阿舒,生于陶渊明二十六岁那年。那时陶家还没有完全败落,陶渊明对这个长子寄予厚望。
他给儿子取名"俨",取自《论语》"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之意,希望儿子能成为一个威严正直的君子。
字"求思",则是期望他能勤于思考,好学上进。
次子俟,小名阿宣,生于陶渊明二十八岁。"俟"字有等待、期待之意,可见陶渊明对次子同样抱有期望。
三子份、四子佚是一对双胞胎,小名分别叫阿雍和阿端,生于陶渊明二十九岁。
"份"通"分",有本分、职分之意;"佚"有安乐、放逸之意。这两个名字都体现了陶渊明对儿子们的期许。
这四个儿子都是原配夫人所生。陶渊明的原配夫人姓名已不可考,只知道她在陶渊明三十岁时去世。
两年后,三十二岁的陶渊明续弦娶了翟氏。翟氏是浔阳当地的望族之女,出身名门,知书达理。
三十四岁时,翟氏为陶渊明生下小儿子佟,小名阿通。
长子阿舒出生时,陶渊明欣喜若狂,专门写了《命子》诗。诗中写道:"顾惭华鬓,负影只立。三千之罪,无后为急。"
自己虽然还不到三十岁,但已经两鬓染霜,常常一个人形单影只,最怕的就是陶家香火断在自己手上。
他在诗中说:"厉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夜里生了孩子就赶紧去点灯,这是人之常情,不是我一个人特别在乎。
《命子》诗一共有四章,详细表达了陶渊明对儿子的期望。
他希望儿子能够继承家族的荣光,希望儿子能够学业有成,希望儿子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诗的最后写道:"日居月诸,渐免子孩。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希望儿子能够成才,但如果实在不成才,那也就算了。
可随着儿子们一个个长大,陶渊明渐渐发现,这些孩子没有一个像自己。
义熙六年前后,四十六岁的陶渊明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老大阿舒十六岁了,懒惰无比。这里的"懒惰故无匹"还用了析字的修辞法,"匹"字的字形近于"二"、"八"之合,暗示阿舒已经十六岁了。
老二阿宣快十五岁了,到了该立志求学的年纪,却对读书写字毫无兴趣。
"志学"一词出自《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本指十五岁,这里语意双关,既指年龄,又暗示阿宣到了应该立志学习的年纪却不爱学习。
老三阿雍和老四阿端都十三岁了,连简单的数字都分不清。
"不识六与七"也用了数字游戏,因为六加七等于十三,暗示两个儿子都是十三岁。老五阿通快九岁了,只知道到处找梨和栗子吃。
这里用了"孔融让梨"的典故,《后汉书·孔融传》注引孔融家传说孔融四岁时就知道让梨,而阿通九岁了还只知道找梨吃,可见顽劣。
这首诗看似在责骂儿子,可从陶渊明对孩子的称呼上就能看出,他是个通达的慈父。
他亲切地叫儿子们的小名:阿舒、阿宣、雍、端,小儿不叫"阿通"而是亲切地叫"通子"。
这种称呼方式,就像平辈之间开玩笑,显得十分亲昵。
诗的语句诙谐,充满了戏谑之意。"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这些句子读起来让人忍俊不禁。
儿子们的缺点都被夸大了,漫画化了,就像一幅幅生动的人物素描。
最后两句"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更显出陶渊明的豁达。
命运如果真的如此,那也没有办法,还是喝酒吧。这不是消极,而是一种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
宋代黄庭坚读了这首诗后在《书陶渊明责子诗后》中评论:"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
黄庭坚认为,陶渊明并没有真的为此愁叹不已,不过是喝酒时偶发几句感慨,顺其自然而已。
唐代诗人杜甫的看法则不同。他在《遣兴》中写道:"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杜甫认为陶渊明对儿子的评价说明他还是很在意儿子是否成才的,并没有真正达到忘怀得失的境界。
可无论怎么解读,有一点是确定的:陶渊明的五个儿子确实都不成器。
他们不喜欢读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能靠体力劳动谋生。
随着陶渊明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家里的重担就落在了这五个儿子身上。可他们能做什么呢?
陶家的田地本就不多,靠种地根本养不活一大家子人。他们只能到外面打零工,干些体力活,赚点钱糊口。
有时在镇上给人做短工,搬运货物;有时到别人家帮忙收割庄稼;有时到山里砍柴,拿到集市上卖。
这些都是最底层的劳动,收入微薄,勉强能够维持温饱。
到了陶渊明晚年,五个儿子虽然都已成年,可他们自己都养不活,更别说照顾病重的父亲了。
他们不是不想尽孝,而是实在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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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州刺史的来访:一次拒绝背后的秘密
元嘉三年五月,檀道济被任命为江州刺史。
檀道济是当时的名将,跟随刘裕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
他早就听说浔阳有一位高士,才华横溢却甘守清贫。到任不久,檀道济就决定亲自去拜访这位传说中的隐士。
那天,檀道济带着随从来到陶渊明的住处。
眼前的景象让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都吃了一惊:破败的茅屋,四周杂草丛生,屋顶千疮百孔,门板朽烂。
走进屋里,六十一岁的陶渊明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头,脸色苍白。床边空荡荡的,连一粒粮食都没有。
陶渊明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疟疾发作,整个人虚弱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史书记载了檀道济与陶渊明的这次会面。萧统《陶渊明传》载:"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
檀道济准备了粮食和肉,想要送给陶渊明。陶渊明却挥手示意他把东西带走,一点都不要。
这次拒绝,表面上看是陶渊明固守清贫的节操,实际上却隐藏着更深层的原因。
《宋书·隐逸传》记载得更明确:"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
陶渊明以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为荣,认为自己不应该在刘宋为官。
檀道济作为刘宋的大臣,他送来的粮肉,陶渊明接受了就等于向新朝妥协。
这次拒绝之后,陶家的日子更加艰难了。檀道济的来访在当地传开,有人佩服陶渊明的气节,也有人觉得他迂腐。
可这些议论,陶渊明都听不见了。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疟疾一次比一次严重。
元嘉四年九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已经病入膏肓。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挣扎着坐起来,提笔写下了《自祭文》。
《自祭文》开篇写道:"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
九月的浔阳,天气已经转凉,大雁南飞,草木枯黄。陶渊明知道,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写完《自祭文》,他又作了三首《拟挽歌辞》,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
第三首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把这副臭皮囊托付给山川就是了。
九月的寒霜透过破屋顶洒进来,落在陶渊明枯槁的身体上。他躺在那张破旧的土炕上,五个儿子都不在身边。
他们或许是出去想办法弄点吃的,或许是在别处干活谋生,总之这间破屋里只有陶渊明一个人。
从九月到十一月,陶渊明又熬过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他经历了什么?史书没有记载。
后世只知道,元嘉四年十一月,陶渊明卒于浔阳。
可就在陶渊明去世后不久,一件奇怪的事情逐渐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