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下放林场,我把返城机会给了哑巴女人,7年后她领着车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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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3年,我把那张比命还重的返城表格,填上了那个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的哑巴女人的名字。

那时候林场的人都说我张大军脑子让驴踢了,为了个没人要的破鞋,把自己这辈子都扔在了这大兴安岭的雪窝子里。

我当时就把眼一瞪,说老子乐意。

七年后,我成了个瘸腿的看林老头,正蹲在破屋门口啃发霉的咸菜,几辆挂着外地牌照的大货车把林场的路堵了个严实。

那个穿着风衣、踩着皮靴的女人从吉普车上下来时,我手里的咸菜吧嗒掉在了地上...

一九七三年的冬天,大兴安岭的雪下得那个凶,像是要把这世上所有的活物都给埋了。

风像刀子一样,顺着工棚的缝隙往里钻。

我叫张大军。



那时候我二十来岁,浑身有着使不完的蛮力,也攒着一肚子的戾气。

因为在知青点跟人动刀子,我被发配到了这个只有几只老熊瞎子出没的深山伐木点。

这里叫红松沟。

除了树,就是雪。

还有几个光棍。

老杆子是这儿的老人,一脸的褶子能夹死苍蝇。

他第一天就跟我说,在这儿活着,得把自己当成畜生。

畜生不想家,畜生只管吃饱了不饿。

我没听进去。

我那时候还想着回北京,想着天安门,想着东单的涮羊肉。

直到我遇见了林秀莲。

那天我收工回来,棉袄湿透了,冻得跟铁甲似的挂在身上。

一进工棚,我就看见灶坑边上蹲着个人。

是个女的。

头发乱得像个鸡窝,身上那件棉袄也不知道穿了多少年,露出的棉花都成了黑灰色。

她在偷吃东西。

手里攥着半个冻得像石头的窝头,正死命地往嘴里塞,噎得直翻白眼。

我上去就是一脚,踢翻了旁边的柴火垛。

“哪来的耗子?”我吼了一嗓子。

她吓得一激灵,手里的窝头掉在灰堆里。

她转过头来看我。

那张脸只有巴掌大,脏得看不出本色,唯独那双眼睛,亮得吓人。

像是雪地里的两口深井。

她没说话,只是张着嘴,嗓子里发出一种破风箱似的“啊啊”声。

是个哑巴。

老杆子叼着烟袋锅进来了,瞥了一眼,说这是林场边缘那户人家养的。

那户人家死了绝户,这哑巴就被赶出来了。

“没处去,也没人要。”老杆子吐了口唾沫,“成分不好,又是残废,谁沾上谁倒霉。”

我看着她去捡那个沾满草木灰的窝头,又要往嘴里塞。

我心里那股无名火突然就灭了,剩下的是一种说不清的腻歪和酸楚。

我把手里的饭盒扔了过去。

里面有半块咸肉,是中午省下的。

“吃这个。”我说。

她愣住了,盯着那块肉,又盯着我。

然后像条饿急了的狗一样扑上去,连嚼都没嚼,直接吞了。

那天晚上,她没走。

她缩在灶坑旁边的柴火堆里,像只猫。

我躺在冷得像冰窖的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吓了一跳。

工棚里变样了。

地上的烂木头渣子扫得干干净净。

那口漏风的破锅被刷得锃亮。

我的那条破了三个洞的棉裤,整整齐齐地叠在炕头。

破洞的地方,被人用一块蓝碎花的布补上了。

针脚细密,像鱼鳞一样。

哑巴蹲在灶坑前,正在烧水。

见我醒了,她指了指锅里的热水,咧嘴笑了一下。

那笑容很生硬,像是很久没笑过的人硬挤出来的,但并不难看。

就这么着,我们搭伙了。

在那个年代的林场,这种事儿不稀奇。

甚至连个手续都不用办。

两个被世道遗忘的人,凑在一起,哪怕是为了取暖,也比一个人冻死强。

林秀莲不会说话,但她手巧。

她能把那硬得像木渣子的玉米面,蒸出软乎的窝头。

她能在雪地里下套子,抓来野鸡和兔子。

她从来不抱怨。

我脾气暴,累狠了会骂娘,会摔东西。

每当这时候,她就静静地站在角落里,等我发完疯。

然后默默地递上一碗热水,或者是一块烤得流油的野味。

日子就像那漫天的雪花,一天天落下,堆积。

把人心里的棱角都磨平了。

赵得利是食堂的管理员。

这人长了一双三角眼,看人的时候总像是要把人骨头里的油榨出来。

他掌握着林场的粮票和肉票。

每次我去领给养,他都要扣扣索索。

“张大军,你养着个黑户,还想要全份的口粮?”赵得利把二两肉扔在案板上,像是在喂狗。

“那是我媳妇。”我把斧子往案板上一剁。

赵得利吓得缩了缩脖子,但嘴上不干净:“媳妇?领证了吗?就是个破鞋。”

我那一斧子差点就要剁在他的手上。

是哑巴冲进来,死死抱住了我的腰。

她力气不大,但死活不撒手。

她把头埋在我的后背上,嘴里发出急促的“啊啊”声。

我感觉后背湿了一片。

那是她的眼泪。

我扔了斧子,拉着她走了。

回到工棚,她把那二两肉切成薄片,野菜炖了一锅。

她自己一口没吃,全夹到了我碗里。

我看着她那双冻得满是裂口的手,心里像是被人塞了一把干草,扎得慌。

“秀莲,”我第一次叫她的名字,“等有机会,咱回城。回北京,我带你去大医院看嗓子。”

她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重重地点了点头。



1975年的冬天,比哪一年都冷。

那是腊月二十三,小年。

队里要赶任务,让我们进深山伐那片百年的红松林。

老杆子说那天日子不好,犯冲。

我不信邪。

我只想多挣点工分,给秀莲扯几尺红布做件像样的衣裳。

那棵树太大了。

那是棵“鬼见愁”。

锯到底的时候,风向突然变了。

原本应该往北倒的树,却像是个醉汉,晃悠悠地往南砸下来。

“跑!大军快跑!”老杆子喊破了音。

我腿在雪窝子里拔不出来。

那巨大的树干带着风声,像是一座山塌了下来。

也是我命大。

旁边的一棵小树挡了一下。

大树干没砸着我脑袋,但是那一根手腕粗的树杈子,直接扎透了我的大腿。

血滋滋地往外冒,把雪地染红了一大片。

疼?

那一瞬间根本不知道疼。

只觉得腿上一凉,然后整个人就被钉在了雪地上。

后面就是乱。

工友们七手八脚想抬我,可那树杈子挂着大树,根本动不了。

雪越下越大,天很快就黑了。

暴风雪来了。

“不行,得回营地叫人,拿大锯来锯!”赵得利在那喊,“再不走大家都得冻死在这!”

没人敢在这个天气留在深山里。

他们给我留了一件大衣,走了。

老杆子临走时往我嘴里灌了口酒,“大军,挺住,我们回去叫拖拉机。”

我知道他们在骗我。

这么大的雪,拖拉机根本进不来。

周围黑得像墨汁一样。

风在林子里吼,像是鬼哭狼嚎。

我的血大概流干了,身子越来越冷,眼皮越来越沉。

我想,我大概是要交代在这了。

我还没给秀莲买红布呢。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迷迷糊糊看见雪地里有个黑点在动。

那黑点越来越近。

是个爬犁。

拉爬犁的人,在雪地里一步一跪。

是秀莲。

她怎么进来的?

那是五里地的山路啊,而且还刮着白毛风。

她爬到我身边的时候,脸上全是冰碴子。

眉毛上,头发上,结满了白霜。

她看见我腿上的血,整个人都在抖。

她没哭。

她从怀里掏出一把菜刀。

那是家里切菜的刀。

她开始砍那根树杈。

一下,两下。

她的手早就冻僵了,每一刀下去,虎口都在震裂流血。

“啊!啊!”

她一边砍,一边嘶吼。

那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里,比狼叫还惨烈。

那是拼了命的声音。

不知道砍了多久,树杈终于断了。

她把我拖到简易爬犁上。

她那么瘦小的身子,哪来的力气?

她用绳子把绳套勒在自己的肩膀上。

因为怕我掉下去,她把绳子死死地缠在自己的腰上。

她在大雪里拖着我走。

每走一步,她都要跪在雪地里喘半天。

我在后面,看着她那瘦弱的背影。

那一刻,我就发誓。

只要我不死,这就是我亲媳妇。

谁也别想欺负她。

我的腿保住了,但是落下了毛病。

走路一瘸一拐的,阴天下雨就疼得钻心。

秀莲为了救我,十个脚趾头冻坏了四个,以后走路也不利索了。

我们俩,成了红松沟的一对“废人”。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过日子。

那之后的两年,是我们过得最安生的两年。

虽然穷,虽然苦。

但是晚上搂着她在热炕头上,听着外面的风雪声,我觉得这就是一辈子。

直到1977年。

那是春天,冰雪消融的时候。

林场突然来了一个名额。

病退返城。

或者是推荐上工农兵大学。

总之,是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到城市里去。

只有一个名额。

老杆子悄悄跟我说:“大军,这名额肯定是你的。你是北京知青,又有工伤,家里那边也在活动。”

我听了,心里那是翻江倒海。

回城。

这两个字,像是有魔力一样。

我想回去。

我想带秀莲回去。

我去找场长。

场长看着我的腿,叹了口气:“大军啊,按政策,这名额给你是合适的。但是……那个哑巴,她不是知青,也没有正式工作,户口都不在这。她走不了。”

“那我带她走不行吗?”我急了,“我娶她!”

“没户口,没证明,你带回去也是黑户。”场长摇摇头,“而且,这次的名额查得严,必须是本人或者直系亲属有接收单位。”

我从场部出来,像是被人抽了筋。

刚走到食堂门口,就被赵得利拦住了。

这几年,赵得利混得人模狗样,当上了副队长。

他嘴里叼着烟,一脸的坏笑。

“听说你要回城了?”赵得利吐了个烟圈,“恭喜啊。”

我没理他,想走。

他横跨一步挡住我。

“大军,你走了,那哑巴咋整?”

赵得利的眼睛里闪着淫光,“她那个身段,那个模样,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嘿嘿。你放心,你走了,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我脑子嗡的一声。

我知道他说得出做得到。

在这林场里,没了我,秀莲就是一块放在案板上的肉。

赵得利这种人,能把她连皮带骨头都吞了。

如果我不走,我也保不住她一辈子。

如果我走了,她就是死路一条。

那天晚上,我坐在炕头上,看着秀莲在灯下纳鞋底。

那是给我做的新鞋。

她做得那么认真,每一针都拉得很紧。

灯光照在她脸上,那层细细的绒毛都看得清楚。

她老了。

才二十几岁,眼角就有了细纹。

那是跟着我熬出来的。

我从怀里掏出那张表格。

那是场长给我的,让我填好明天交上去。

我看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表格去了场部。

我把几瓶这几年攒下的好酒,还有把我妈寄来的一块上海牌手表,都拍在了场长的桌子上。

“场长,这名额,给秀莲。”我说。



场长愣住了:“你疯了?她是哑巴,而且……”

“她是烈士遗孤。”我撒了个弥天大谎,“我查过了,她亲爹是抗联的。这是证明材料。”

材料是我伪造的。

那块手表起了作用。

那个年代,有些事儿,就是这么荒唐又现实。

场长收了表,叹了口气:“大军,你这是把自己的前程给毁了啊。”

“我乐意。”我说。

名额下来了。

是去省城的一个纺织厂,虽然不是北京,但那是大城市,有户口,有工作。

拿到调令的那天,我回了工棚。

秀莲正在做饭。

我把调令往桌子上一拍。

“收拾东西,滚蛋。”我冷着脸说。

秀莲愣住了。

她拿起那张纸,看了半天,不明白什么意思。

“我要回城了。”我指着自己,“但是我不能带你这个累赘。这是给你找的地方,你去那上班,以后别缠着我。”

她拼命地摇头,比划着。

意思是她不走,她要跟着我。

“跟着我干啥?我有病啊养个哑巴?”

我抄起那口她擦得锃亮的铁锅,狠狠地摔在地上。

“哐当”一声。

锅砸扁了。

秀莲吓得缩成一团。

“滚!现在就滚!”我冲过去,把她的几件破衣服塞进包袱里,扔出门外。

她跪在地上,死死抱住我的腿。

她哭得没有声音,只有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那眼泪烫得我腿疼。

我心如刀绞,但我知道,只要我一软,她就走不了了。

只要她留在这,早晚得毁在赵得利手里。

我狠下心,一脚把她踹开。

“别让我再看见你!看见你就烦!”

我推搡着她,把她推出了工棚,推到了外面的泥地里。

周围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圈。

赵得利在旁边嗑瓜子:“哟,大军,这是玩腻了?”

我瞪着眼:“关你屁事!”

卡车来了。

那是接新工人的车,顺道把秀莲带走。

秀莲被我硬塞上了车斗。

她趴在车栏杆上,死死地盯着我。

那眼神,绝望,不解,还有深深的恨意。

车发动了。

她突然冲着我,张大了嘴。

“啊——!”

那是她第一次发出那么大的声音。

像是在哭,又像是在骂。

车开远了,卷起漫天的黄土。

我站在那,看着车屁股消失在林子尽头。

老杆子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大军,你这是在剜自己的肉啊。”

我蹲在地上,捡起那口砸扁的锅。

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老杆子,你说,她到了城里,能吃饱饭吗?”

这一别,就是七年。

这七年,我活得像个鬼。

腿伤越来越重,到了阴雨天,疼得我只能喝大酒麻醉自己。

我没回城。

因为那个名额给了秀莲,我就再也没机会了。

赵得利升了官,当了场长。

他处处给我穿小鞋。

我也无所谓了。

我从伐木工变成了看林人,住在这个远离场部的破木屋里。

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还有那个被我砸扁又修好的铁锅。

没人知道我这七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想秀莲。

想得发疯。

但我不敢打听她的消息。

我怕听到她过得不好,又怕听到她过得太好,把我忘了。

我成了个又瘸又臭的酒鬼。

大家都笑话我,说当年张大军是个傻子,把金饭碗给了个哑巴,结果人家飞上枝头变凤凰,连封信都没回来过。

“估计早嫁人生娃了,谁还记得你个瘸子。”赵得利每次见我都这么说。

我也这么觉得。

忘了好。

忘了,说明她过上好日子了。

1984年的秋天。

林子里的叶子黄得像金子。

那天我喝了半斤烧刀子,正坐在门口晒太阳,捉身上的虱子。

远处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音。

像是打雷。

但这晴空万里的,哪来的雷?

声音越来越近,连地皮都在颤。

我眯着眼往路上看。

只见那条平时只有拖拉机走的土路上,卷起了一长条黄龙。

车队。

清一色的解放大卡车,崭新崭新的,车头上戴着大红花。

一共五辆大车。



打头的是一辆墨绿色的北京吉普212。

这阵仗,在林场几十年都没见过。

全场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了。

赵得利带着几个人,一路小跑地迎上去,脸上堆满了笑,以为是上面的大领导来视察了。

车队径直开到了我的小木屋前。

把路堵得死死的。

那辆吉普车停在我面前五米的地方。

车门开了。

先下来两个穿着黑夹克、戴着墨镜的壮汉。

那个年代,这身打扮就像是电影里的保镖。

赵得利刚想凑上去握手,被其中一个壮汉伸手一挡,差点推个跟头。

“闪开。”壮汉冷冰冰地说。

紧接着,吉普车的后座门开了。

一只穿着黑皮靴的脚踏在了黄土地上。

然后是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米色的长风衣,腰带束得紧紧的,显得身段极好。

头发烫成了城里最时髦的大波浪,脸上架着一副蛤蟆镜。

虽然遮住了半张脸,但那股子气场,冷得像这兴安岭的霜。

她手里夹着一根细长的摩尔烟,烟雾缭绕。

周围的人都看傻了。

这谁啊?

哪个大干部的家属?还是香港来的老板?

我手里捉虱子的动作停住了。

我盯着她。

虽然她变了,变得我都不敢认了。

那皮肤白得像雪,不再是当年的灰头土脸。

那手也没了冻疮,指头上还戴着金戒指。

但我感觉到了。

那是我的秀莲。

我的心脏像是被人狠狠攥了一把,几乎要停跳了。

她摘下了墨镜。

那双眼睛。

依旧是深不见底的黑井。

只是现在,里面没有了当年的恐惧和顺从,只有一种让我看不透的寒光。

她看着我。

看着我这一身油腻腻的破棉袄,看着我那条扭曲的瘸腿,还有那一地的空酒瓶子。

我也看着她。

我想站起来,可是腿软得像面条。

我想笑一下,可是脸上的肌肉僵硬得像石头。

赵得利在旁边喊:“哎,这位女同志,你找谁啊?这老瘸子脑子不好使……”

女人没理他。

她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

高跟鞋踩在硬地上,发出“哒、哒、哒”的声音。

每一下都踩在我的心口上。

她走到那张破木桌前。

身后的壮汉立马递上一个黑色的皮箱。

“咔哒”一声。

箱子打开了。

里面是一摞摞的“大团结”。

全是崭新的十块钱,扎得整整齐齐。

这得有多少钱?

一万?两万?

在那个一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的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全场鸦雀无声。

连风都停了。

大军喉咙发干,想问一句“你咋回来了”,却怎么也张不开嘴。

他心里在打鼓:她是发财了回来报恩的?

还是记恨当年我赶她走,回来羞辱我的?又或者,她只是路过,顺便来看看我这个废人的笑话?

秀莲面无表情地盯着大军,慢慢抬起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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