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龄修：风范长存——忆杨向奎先生

杨拱辰先生(杨向奎先生，我们习惯称他为向老)度过他九秩荣庆后半年，2000年7月23日上午9时25分，因急性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匆匆辞世。他到达了中国人称为高寿的年龄段。中国目前的营养、保健、医疗事业有长足的进步。但活到这个年龄段仍然只有极少数人，大约几千人中才有一个。在年龄方面，他应该是没有遗憾的。向老毕生勤奋。他年轻时每天工作十多小时。壮年时他因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很严重，除加紧体育锻炼，仍适当进行研究工作。打倒“四人帮”后，他更加抓紧时间，未明即起，工作至午。稍显衰退是最近不到一年的事。因为长期积累，他著作宏富，专著、论文集十余种(二十余册),还有大量未结集的论文、文章。我想，他的学识大部分发挥出来了。对这一点，他大概也不会有大的遗憾。

因此，他走时无疑是安详、坦然的。

然而，他的离去给了我们这些学生、后辈沉重的打击。我们失去了一位长者、一位导师。每一个受过他亲炙的后学，都会痛切地感觉失去接受他的提命的机会而留下的空白。我们为此深感难过，深感悲痛。

据说，1956年他从山东大学调历史研究所时，曾许诺任命他担任副所长，但后来并没有兑现。那时候不像现在，很讲究资历和资格。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达标，也可能其中有过某种误会。总之，他没有当上副所长。但这是历史研究所的损失。我认为，他是历史研究所少有的掌握史学研究规律，并能够运用它进行管理的人之一。

他积极参加民族调查，最早开发曲阜孔府档案，充分表现开辟新史源、发掘新史料的自觉性。

历史研究所的清史研究原来基础薄弱。我在1958年刚到所时，与明清史组全组见面，副组长王毓铨先生在会上说："我们这里号称明清史组，实际上是‘大明天下’。你来了，就搞清史吧!”王先生的话反映出本所清史研究荒原待垦的状态。我算本所第一个清史研究实习员，后来刘永成因研究资本主义萌芽而向清史靠拢，周远廉主动学习满文探索清前史，开始有朝这个方向起步者。1963年，向老以封建后期史组组长身份提出两个项目，一个曲阜孔府档案，一个乾隆刑科题本，每个项目六七人，与有关单位合作，从钞编数据入手进行研究，完成数据汇编和专著。他说：“我们不是资料室，不能只钞材料，我们是研究组，定要产出研究著作，并且这是工作重点。”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科学步骤和目标。他亲自率领和指导孔府档案的整理、研究。我参加这项工作。他一面指导我们拟订提纲选抄档案，一面率领大家学习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共同讨论、研究，引导和促进大家的理论思维活跃起来。最后，我们完成了系列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和《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公开出版。《孔府研究》一书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肯定评价。乾隆刑科题本整理，完成了几种专题数据汇编，公开出版。研究成果则因故没有结集出版，但刊发了部分论著。总之，这两个项目带动了清史研究人才的成长，为本所清史断代史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78年，历史研究所恢复各研究室建制，他担任第一届清史研究室主任(1966年初，他已被任命为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我是研究室学术秘书之一，因我住在所机关内，找我很容易，所以有许多事他吩咐我去做。他在建设清史研究室方面采取了两项重要的措施。第一项措施是，他布置我找室里每个青年人谈谈，根据情况给他们定一个课题，作为三五年内进行研究的范围。他强调指出：“我的原则是分兵把口。”“分兵把口”四个字，言简意赅，使人人有工作目标，又不会重复研究，而整个研究室不致出现许多空白。这就把全研究室的科研工作管理起来，并且推动起来了。赫治清研究天地会、傅崇兰研究清代城市、李新达研究清代军事(此为其自定，研究室认可)等，都是那时确定的，后来取得可观的成绩。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创办《清史论丛》。这可以说是他的又一项措施。1978年春，研究室还没有正式恢复，他预感到史学研究将走上正轨，让周远廉通知我们开会。他说我一直喜欢办杂志，可以培养和发现人才，交流心得，提高学术水平。但目前要办杂志很费周折，可以出论丛，比较灵活，而学术方面的好处还一样有。他在山东大学办《文史哲》是有名的。他牵头，大家说干就干，组织班子，组稿。经过半年努力，1月，大家合作编成第一辑，在中华书局热情支持下，于1979年8月出版。我是编辑组成员，他向我谈过若干方针，充分反映了史学内行的办刊思想。他说：“对论丛不求全责备。好文章难得。大部分文章站得住，整本论丛就站得住。”我体会他的意思是，作者和论文水平不可能整齐划一，大部分文章不错就行，少数几篇质量稍逊也不要苛求。他说：“题目不论大小。大题目探究大问题，规律性的问题，最好。小题目，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也是有用的。”又说：“篇幅不论长短。几百几千字、万把字，干净、利落，没有废话，当然不错。但有些问题这点字数是说不清楚的，就要允许更长的篇幅。文章只要求通顺、准确，不掺水，不要拘泥字数。如果一本书稿，二十万字，确实写得好，一时又找不着出版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登。”我听了很惊讶，觉得他思想上只考虑科学，没有任何清规戒律。只要写得好，字数容许少仅数百，多达二十万，把札记、专刊都融进论丛，灵活之极。这样办论丛，精彩著作，或微小发现，都可包容进来，不被排斥、埋没，真是为发展史学开辟坦途。又说：“每个杂志都有自己的质量标准、著作规范。不符合你的标准、规范，你可以不要。也可以提出意见请他改，改好了你就用，仍不符合要求还可以退。但我不赞成强加于人。少量加工、润色是可以的，大量改动，甚至改得面目全非，完全要不得。他写的课题，你得承认他是专家，并非你是专家，就算你也是专家，各人思路还不一样。你有看法，可以自己写成文章，不要写在别人的稿子上，让别人顶着。那样做是粗暴，不尊重作者。”他的心中无疑是时常装着作者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了解当时有些主编、编辑，自以为天下第一，稿件到手，大添大改，大砍大杀。无论如何，他的说法是非常针砭时弊的。他又说：“对青年人要降格以求，他们才有发表的机会。他写出来，发表了，继续钻研的劲头就上来了。如果总也发表不了，有的人可能就泄气了。所以有时候这样做可能影响一个人一辈子的发展。”他还结合自己年青时的经历，说到顾颉刚先生对后学的培养和扶植。总之，他的种种思想，完全是为科学松绑，让科学的种子多一些破土发芽成长的机会。我一直牢记他的这些方针，经过我手的工作总是尽力按他的要求去做。

创办《清史论丛》是一件困难的工作。第一辑快要交稿时，所里创办了季刊《中国史研究》。一位朋友找我谈，要求我们停办《清史论丛》,每年拿出一期《中国史研究》办清史专号，交给我们编。我想这不是所里的意见，而是谈者自作主张，清史专号一说完全是客里空、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这样办。我玩笑式地拒绝说：“我个人的看法，战斗既已打响，阵地不可能撤除。”我请示向老。他说：“不好。与中华书局谈好的事，我们不能出尔反尔。我们要支持《中国史研究》,有好稿子，作者愿投《中国史研究》,不能阻拦，必要时要动员投。要有全局观念，把《中国史研究》摆在《清史论丛》前面。”即使这样，仍有人不断敲打我们。明明向老创办《清史论丛》在前，却造谣说所里创办《中国史研究》,他们(点名直指副主编王戎笙和另两名编辑组成员)就办《清史论丛》,作为“他们”进行分裂活动的一条罪状。我气得曾想贴小字报驳斥，当然，谣言腿短，很快也就平息下去。据说，在某次会上，还有人说“《论丛》都是别人不要的稿子”。参加会的人叮嘱我们要把《论丛》办好，不要留下话柄。我们第一辑出版后，与一些人的观感完全不同，日本同行马上给了良好的评价，国内更多积极反映。后来，出版行情大变，没有出版补助，赔钱的书就别想问世。中华书局尽力出版八辑，难以为继。台湾大学教授陈捷先、辽宁古籍出版社给以赞助，在新主编王戎笙主持下，继续出版五辑。这时向老建议把他个人项目一些余款和稿费拿出来，维持本研究室这块小园地。我们没有同意。但他白手创业，艰难支撑，一段苦心，令人感动。

在向老领导下，清史研究室才有了规模，开始兴旺发达，并且发生影响力。

他对自己要求严格，表现出一位长者的风范。

他从不利用学生、晚辈替他抄材料、写文章。他的全部著作的每一个字都是他自己执笔的。他也不当空头主编，甚至不当他认为出力不够的主编。他说，我不是一概反对让学生或青年人代劳，做一些学术工作，也不是一概反对挂名当主编。有时不得已，这样做也无可厚非。我只是认为，不要利用别人写作，给自己增加学术荣誉。他指导我们写作《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的全过程，最后审阅定稿，按理应署主编。但他坚持认为全书没有三分之一以上篇幅由他亲自起草，他不署主编。他提议将他列为著者之一，但我们以为这样并列并不妥当，对他不住，于是他同意取消署名。《清史论丛》组织编辑组时，推他主编，王戎笙副主编。他亲自规定方针，参加审稿，主持退稿等事宜。几年后，我们见他年事渐高，有意识不让他做具体工作，只在组稿过程中向他请示、报告，编成后总的汇报一次。在这种情况下，他多次透露不再担任《清史论丛》主编的想法。但为了顺利工作，他这个主编实际上不能少。我向他详细说明。他说：“啊，还有这么多事，那就做着再说。”不过，他仍然感觉不自在，想甩掉这个包袱。我知道他对《清史论丛》的热情丝毫不减，只是厌恶空头主编，每次都需要我费唇舌去说服他维持现状。

1990年，他满八旬大寿。好几位同事动员我向所里建议举办祝贺活动。我很同意，想到两项：一是《中国史研究》出一期专辑，二是开一个会。我先征求寿星老的意见，他反对。我反复说明这是许多同事的要求，并且说现在史学不景气，这种活动是对有成就的史学家最好的安慰，也可以激励别人。他这才松了口，但提出两点变动：一是与王毓铨、胡厚宣、张政斏、杨希枚等四位先生合在一起做“五老庆”,二是不祝寿，改为祝贺从事科研活动若干年。我将这些向所里领导一提，得到全力支持。我按照原来的计划，不用一分钱公款，发起募捐，顺利、热烈。《中国史研究》专辑需要发表五老的小传，前所长林甘泉审读五篇传稿后，电话告我，只有向老的小传对他的学术成就评价不够，与其他四篇小传也不相称，是不是请原作者陈祖武做些增补。但是，向老坚决不同意。他向祖武强调：“我的小传绝对不要添加有任何奖饰的字句，原来的样子不要添改。有的同志成绩辉煌是事实。我的小传比较平凡也是事实。实事求是就对了，千万不要改。……我不是故作谦虚以求异于人，只是自我感觉如此，我对我的以往成绩并不满意，有时很不满意。”他特别给我打电话，严肃指出：“一个字也不要改不要加，如有任何改动，就不要发。”这就是向老，这就是向老的风格，与时下那些千方百计自我膨胀的学者相去何止霄壤。一次，他告诫我写文章要郑重，多斟酌，不要匆忙出手，说：他现在回头看他写的东西，有的经过了反复考虑，至今看了仍很得意，有的草率，看了直流汗，“希望你们以后回头看自己的东西，不要流汗，或少流汗。”这些话既是教育我，也证明他在自我评价时“不是故作谦虚”。

说到他的谦虚，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64年，他的专著《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下两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此书是他二十余年研究中国古史所得基本结论的完整表述和系统总结。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么重要的著作，他约请的两位题跋作者，却是对此书提出尖锐商榷意见的先生。其中的赵纪彬先生在《跋——关于正统思想研究方法问题的几点感想》中说：“我和著者相交二十年，每谈学问辄多不合。”显然，赵先生之指摘此书，有如引弓待发，势在必然。赵先生严厉批评著者未能将研究社会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贯彻到思想史研究中。另一位题跋作者王玉哲先生在《跋——论西周不是土地国有制》中说：“书中也存在若干我所不能同意的观点，曾经与著者在来往的函件中，往复论难。”王先生就自己的观点展开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抨击书中主张的西周土地国有制说缺乏“说服力”,“全经不起具体的分析和具体史实的验证”。对这样两位题跋作者，向老事先完全知道他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站在对立面，但还是毅然请他们题跋，并将其刊载在书中。这种做法，充分展现二位学者的磊落襟怀和谦虚风范。这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我认为，这出于他对个人学术成果的自信。他对两位先生所提“不同意见”,"除表示欢迎和感谢外”,也不心服(比如赵先生认为“正统思想基本上就是封建性糟粕”的观点，就直接违反他奉为圭臬的毛泽东关于要区别封建地主阶级由革命者转化为反动派前后不同时期表现的理论，有一锅煮的嫌疑),准备“有机会并将展开讨论”。有些人一见到不同意见，就暴跳如雷，张口骂人，表现了一种学术上的怯懦和虚弱。与此相反，他相信真理在手，相信读者的判断力，不害怕“每谈学问辄多不合”,还须“往复辩难”。而更重要的，我认为是出于他对科学发展规律的理解。科学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的，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即使证明自己错了，科学却前进了一步，自己的认识也得到了提高和升华。当《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刚出版时，我读了赵、王两先生题跋，很吃惊，不理解。几十年间同向老密切接触，见到他对待反对意见的一贯态度后，我才逐渐完全领悟了一颗激烈搏动的明亮透彻的真正学者之心。

他待年青人宽厚、热情，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在孔府时，我们吃住在一起，暇时一道说笑。那时每人每天有点出差补助，他就把自己那一份拿出来买西瓜、鸭梨，与大家一块儿分享，把气氛搞得其乐融融。傅崇兰研究运河城市，想去临清、济宁一带考察，但没有出差费用。向老热情鼓励进行实地考察的做法，表示自己可出经费。他长期担任所学术委员会负责人，评审职称曾经发生矛盾，他的反映宽厚而有原则，一方面要求学术委员说话厚道，另一方面也说：“说什么是学术委员的权利，只能说好话的学术委员，我也不要当。”

我有幸得到他的厚爱和教育。我很注意学习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他对我是严格的。我在《孔府研究》项目中分工写商业高利贷集市一章，材料较少，问题较单纯，交稿最早。他看了比较满意，然后叫我继续写作赋税一章。我自觉有关的理论比较深奥，力所不逮，就婉言推辞。他严厉批评我这个人“又可靠又不可靠。可靠呢，交给一项任务能完成；不可靠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定额”。我听了，觉得不应该完全推却，没有分下去的章节还得有人做，便提出与刘重日合作，终于完成这一章写作。我有一段时间内没有顾到写出文章，一贯笔耕不辍的老先生自然很看不惯，曾提出指责。但看到我有所表现，也给以鼓励。

他读了我一篇题为《〈柳如是别传〉读后》的小文，1990年6月8日、1991年1月16日两次给我写信加以赞许。他“甚望”我有一种好的学风，“方法是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他说：“人才不易，史学不被重视，人才更难出现。尚望珍重。”语重心长，使我很感动、感激。有时他与我讨论一些清史问题，如《明史》纂修问题，世人多右万斯同而贬王鸿绪，以为明史稿出万氏手而王氏窃为己有，只有侯仁之先生不同，为王说了些公平话。他自己对万斯同评价不高，趋向侯说，问我有什么意见。他还出题目要我做，先后让写有关甘凤池、钱谦益的文章，弄明白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甘凤池生平费考证，钱谦益评价须思辨，都有较大的难度。为纪念顾颉刚先生百年冥诞，他又指定我作论文一篇，题目自定。他这样做都是为了锻炼我、督促我。他有个别项目，约我参加，则兼有协助他完成的考虑。我有的做了，只甘、钱两文留意搜集资料，没有动笔，不能在他生前完成，心里很愧疚。当我应邀协助王钟翰先生主编《四库禁毁书丛刊》时，向老不仅慨然同意担任我们编委会的顾问，而且经常向我询问进度和收书情况，出席我们召集的会议，提出意见，给予热情的关心。我的经历，反映他在一个后学身上倾注的心血。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向老知识渊博，自先秦以至近代，制度、文献，全都稔熟于胸。我们在曲阜点校多种孔氏宗谱序文，里面引用《周礼》等文献，讲述宗亲制度，至不能断句，一经他娓娓讲来，便豁然开朗。有一年，我读《天工开物》，碰到一个问题，请教多位前辈先生，只有向老立即作答，解释疑惑。通达之学，令我钦佩不已。但这些是日常接触留下的深刻印象。他对我说过：“我是老北大出身，老北大学风‘开阔爽朗’。傅孟真、顾颉刚两先生是这一派正统。”所以他的学风的特点也是开阔爽朗，喜欢研究大问题，研究问题总是从大处着眼，统观全局进行分析。在他的著作中突出表现出来。他治学跨文、理两科，以史学为主，兼探索自然哲学和理论物理学的奥秘，都有著作问世，在当代学者中仅见，令许多人为之瞠目。其熵物理学著作，挑战爱因斯坦的权威理论，则只有等候历史老人的评判。我个人浅陋不文，对于他的史学著作，也只有焚香拜读、尽力领略的份儿，不敢赞叹一词。

向老的离去，是大自然规律的作用，任何人无能为力。“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他的风范长存，存在他的著作中，存在人心中。他的学生们、后学们将把它发扬光大。

2000年8月4日完稿于五库斋

（原载《山东大学报》2000年10月25日第3版。增补一段后载《古史考》第8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