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他不仅想探究事物的深处，他就在深处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千龙网）

说到二十世纪文学，最有阅读障碍的是卡夫卡的作品。按说，好作品都是有障碍的，但卡夫卡设置的障碍是高山上的无氧地带。对于读者，他笔下的每一个情景，每一个细节，甚至每一个句子都出人意料，击中心灵。这个敏感的人喜欢把一切都变成困境，表达出事物的“不可能”。通往卡夫卡的道路有许多条，有一条就是他本人，将他自己视作其作品中的角色，无论这角色是甲虫还是老鼠。正是由于此，了解卡夫卡的生平才显得异常重要。

在众多卡夫卡传记中，德国学者莱纳·施塔赫的《卡夫卡传》三部曲费时十八年，引用了最新的一手材料。《卡夫卡传：领悟之年》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讲述卡夫卡1916年至1924年生命中最后九年的经历。在读者印象中，卡夫卡的生平十分简单，作为一个德语犹太人，一辈子生活在布拉格，在劳工事故保险局当职员，业余时间写作，这样的经历似乎毫无故事可言。然而，施塔赫这部详尽、细腻的传记却还原了卡夫卡的日常生活，使我们得以一窥他的内心世界和生存困境。

就艺术性而言，读者可以将这部传记当作一部小说读，主人公是卡夫卡。

《卡夫卡传：领悟之年·1916-1924》

作者：（德）莱纳·施塔赫译者：黄雪媛　程卫平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

2026年1月

历史的转捩点

卡夫卡身处的时代正是历史的一个转捩点，繁荣的欧洲酝酿着巨大危机。就在卡夫卡与未婚妻菲莉丝解除婚约后的第三个星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了游泳学校。”这句话被后人广泛引用，将此视作卡夫卡与世界的疏离，但实际上，卡夫卡并非对战争无感，相反倒是意识到战争影响了他的生活，他本打算辞去工作，搬到柏林全职写作。由于战争导致边境关闭，通信受到审查，这使他失去建立新生活的希望。

他陷入了双重孤独，解除婚约，身体虚弱，常年受失眠和头痛之苦。他的出版商沃尔夫、朋友穆齐尔及两个妹夫都应征入伍，卡夫卡也想服役，并通过了体检，但保险局上司普弗尔和马施纳为了留住这位法务专家，向军方申请免去他的兵役。卡夫卡提出辞职，并主动放弃养老金。但是，上司拒绝了他的要求，而是让他带薪休假。

免除兵役使卡夫卡在战争爆发一年后，仍未亲眼目睹世界大战。此后，卡夫卡不断要求辞职，尽管战争第三年，他已经觉得这场毫无意义的屠杀是历史的脱轨，但他从未想要逃避服役。然而，对于卡夫卡的辞职要求，他的上司总是加以拒绝。战后，保险局负责官员由德国人换成捷克人，继任者同样对他十分友善，直到他的身体已经完全不能工作，才允准他辞职。这是卡夫卡的幸运。

很难说卡夫卡对战争有什么特别看法，服役只是想逃离保险局的工作。事实上，对于患有社交恐惧的卡夫卡，整天跟枯燥数字打交道是最适合他谋生的工作。他的日记、书信很少涉及战争，仿佛置身历史之外，而托马斯·曼、里尔克、茨威格都一度是战争的支持者。不过，卡夫卡仍然奉命写过一篇为战争筹款的呼吁书，尽管没有为战争辩护，而是围绕个体遭受的痛苦。他深知战争的残酷，满街的逃兵、伤残军人破除了英雄主义的神话，卡夫卡的神话则始终在他的内心世界。

对于自己的犹太身份，卡夫卡同样具有与众不同的态度。作为一个西欧犹太人，卡夫卡对自己的身份并不特别感到焦虑。他听从朋友劝告，接触过哈西德派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发现拉比是由父性塑造的，这其实是一种审视权力的目光。他阅读马丁·布伯的著作，但对祷告和仪式没什么兴趣。他在曲劳休养时，书单里列有狄更斯、赫尔岑、托尔斯泰、克尔凯郭尔等人的著作，表明他从未建立起与民族共同体的直接关系。他的小说从来不指明人物的身份，也是一个明证。

解除婚约后，卡夫卡与菲莉丝仍保持联系，他告诉菲莉丝，柏林有个犹太民族之家，战时接纳了大量东欧犹太人，这个民族之家成了他俩关系的新纽带。菲莉丝对民族之家的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卡夫卡却始终保持着距离。在历史的每个危机时刻，身份政治往往会盛行一时，大多数人都想寻求集体归属感，试图以此获得安全。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就是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且往往从宗教角度解读卡夫卡的作品。

然而，卡夫卡完全没有这样的民族理念，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观念并不重要，他从不关注民族的整体性，他真正关注的是人类的共性、无偏见的自由和具体的个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和犹太人有何共性？我几乎和自己都没有什么共性。”这句卡夫卡式的典型话语表明，他评价事物的最高标准是“真实”，而不是人的身份。他那非凡的洞察力恰恰源自他与社会区隔的疏离。

1917年秋天，卡夫卡突然开始咯血，诊断的结果是肺结核，这在那个时代属于绝症。卡夫卡对待疾病和对待情人一样，表面上毫不在意，但疾病毕竟属于最本真的自我，他认为是在黄金巷居住时受到的寒冷空气所致，他决定去小妹奥特拉在曲劳的农场休养，再次提出辞职，但又被保险局的上司马施纳拒绝，并允准他休假三个月。曲劳是个偏僻的乡下，条件艰苦，但可以满足卡夫卡独处的愿望。

1917年底，奥匈帝国与俄国停战，但俄罗斯的政体改变再次引发了欧洲的反犹情绪，各国权力机构退回到前自由主义时代，听凭社会上的反犹情绪盛行，不再保护犹太人的权益。从曲劳回到布拉格后，卡夫卡又染上了“西班牙流感”。旧时代在崩溃，新时代在诞生。捷克爆发了示威和骚乱，卡夫卡父亲关闭了自家商店。

有一个时期，卡夫卡热衷于学希伯来语，但这只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整个犹太民族。他对世界的疏离感一如既往，肺疾的不断加重进一步验证了《变形记》的描述，他感到自己成为了一个社会中的“不可接触者”。

从卡夫卡给布罗德的信中，他已经意识到周围人对犹太人的排斥，西欧犹太人享有法律保障的时代即将结束，这个时代曾经是茨威格笔下“昨日的世界”，宽容而有秩序。战后捷克人主导的布拉格已经不是卡夫卡熟悉的城市，民主制度下的人相互争斗，反而使犹太人感到更不安全。即便如此，卡夫卡仍坚持人类观念，赞同布伯的看法，即反思犹太人自身的责任。

然而，他那丰富的想象力没能预见到后来的毒气室，对突破文明底线的行为毫无预感。他的三个妹妹都死于毒气室，舅舅自杀身亡，与他关系很深的四位女性，尤莉叶和密伦娜死于集中营，菲莉丝移民去了美国，朵拉逃到伦敦。

与四位女性的情感纠葛

传记讲述了卡夫卡与四个女性的情感纠葛。卡夫卡曾两次与菲莉丝·鲍尔订婚，都以解约告终。他俩于1912年初识，很快陷入热恋，菲莉丝原本计划1914年秋天与卡夫卡结婚，为此还辞去了柏林一家公司的主管职务。1914年7月11日，卡夫卡前往柏林看望菲莉丝，翌日在阿斯肯尼夏霍夫酒店，菲莉丝和妹妹及女友格藿特严厉指责他对待婚姻的犹豫态度，宣布解除婚约。卡夫卡默默接受了“柏林法庭”的判决，他把未婚妻及女友的指责看作是幼稚而恶毒的控诉，就像他父亲对他的态度一样。

幸好两人分手后，菲莉丝在柏林又找到一份新工作。他俩仍然保持通讯联系，卡夫卡甚至同意菲莉丝之约，在1915年圣诞前夕前往波希米亚瑞士会晤，后来还曾在卡尔斯巴德单独见面。他在信中称“我们之间存在误解”，“我们必须重新开始”，但他的书信就如同其作品，模棱两可，从不说出婚姻的障碍是什么。本质上，卡夫卡怀疑语言沟通的功能，绝不指望人的心灵可以相通，他在内心里认定：“我知道，我注定是孤独的。”

1916年6月，卡夫卡申请了三周假期，前往捷克的玛丽恩巴德跟菲莉丝见面，他希望重新激发起自己的创造力，在此后的信中还隐晦地暗示两人曾有过亲密结合，并且还重新订了婚。1917年7月，菲莉丝突然来到布拉格，这是一次筹划好的举动，两人前往布达佩斯度假。但是，卡夫卡已经察觉到他俩之间日渐疏离，重逢的喜悦并未带来婚姻的结局，而是再次分手。

在卡夫卡患上肺结核住在曲劳时，菲莉丝还来看望过他，他对她十分冷淡，这场持续五年的爱情走到了尽头。卡夫卡的分辨是，他在肉体和精神上都过于孱弱，无力把握他俩的关系。事实上，他要的不是共生，而是理解。他怕“共同生活的麻烦”，“他害怕会在办公室度过一生，害怕承担家庭的责任，害怕家庭牢笼会扼杀他所有的创造力，害怕某一天不得不终止写作。”

1918年10月，卡夫卡前往舍列森休养，在那里认识了犹太姑娘尤莉叶，一个教堂仆役的女儿。他俩之间曾发生亲密关系，甚至悄悄订了婚。这场恋情再度引来卡夫卡父亲的怒火。两人之间的婚姻几乎就要成功，但由于预订的公寓突然给了另一个申请人，婚礼被无限推迟，他们的关系也就这样结束了。

不久之后，卡夫卡前往梅拉诺，战后此地被划给了意大利。他在这里遇见了密伦娜，其作品的捷克语版翻译者。密伦娜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女性，婚前有过两次堕胎，两次自杀经历。她不顾家庭反对嫁给一个犹太作家，婚后住在维也纳，此时也患有肺病。面对一个智力很高且主动的女性，卡夫卡很快坠入情网。她的信没有留存下来，但从卡夫卡的信里，可以看出他急于想跟她生活在一起。

他和密伦娜在维也纳相处了四天，感到无比幸福。密伦娜的丈夫波拉克也知悉了此事，但没有采取行动，卡夫卡让密伦娜离开丈夫，密伦娜却无法作出决定，她还爱着丈夫，何况密伦娜怀疑卡夫卡只有在文学方面才是有主宰力的。不过，尽管他俩最终分手，在1921年10月最后一次见面时，卡夫卡却把自己十年的日记交给了密伦娜。

陪伴卡夫卡最后一程的女性是朵拉，两人是在波罗的海的海滨认识的，时间是1923年夏天，卡夫卡跟大妹妹一家前往那里休养，在当地犹太民族之家，他看见她正在厨房忙活。朵拉是波兰犹太人，家庭属于哈西德派。他俩选择在柏林郊区共同生活，没有考虑结婚，朵拉只是照料他。卡夫卡购买的战争债券全打了水漂，他们只能靠卡夫卡微薄的退休金度日，有时还得向几个妹妹求援。

由于健康恶化和经济拮据，卡夫卡在1924年3月转到维也纳一家疗养院，此前他曾最后一次回布拉格看望家人。他的肺病发展成喉结核，朵拉一直陪伴他。卡夫卡想跟朵拉结婚，但她的正统犹太家庭没有同意。最后的时光非常痛苦，需要人喂食。1924年6月3日，卡夫卡与世长辞。

朋友们将卡夫卡的遗体运回布拉格，这是朵拉第一次来到卡夫卡的故乡，他的家人满怀感激地接待了她，一个朋友在给卡夫卡妹妹艾莉的信中说：“只有认识朵拉的人，才能明白什么叫爱。”

卡夫卡跟女性的关系表明，他的头脑压倒了身躯。正如传记中讲述的一个细节，朗诵大师哈特在1921年初认识了卡夫卡，有一次哈特在卡夫卡办公室等他，卡夫卡的帽子摆在桌上，当卡夫卡为迟到道歉时，哈特说：“这顶帽子已全权代表你了。”这句玩笑话不仅模仿了卡夫卡的文学风格，而且描述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位置。

“获得普遍的人性”

卡夫卡为什么如此执着于文学创作，以至于为文学而牺牲了常人的生活？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曾提到，人们认为发财致富是犹太人的生活目的，这是错误的观点。一个犹太人的真正愿望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通过进入知识阶层，从而使自己摆脱那种纯粹犹太人气质而获得普遍的人性。”因此，经过几代人之后，犹太家族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不愿接受父辈的银行、工厂和商店的子孙，而是立志成为一个知识人。

我觉得，“获得普遍的人性”或许可以解释卡夫卡对于文学近乎神圣的态度。他永远不满意自己的写作，不断搁置正在写的作品，转而写其他故事。1916年之前，卡夫卡只出版了散文集《观察》、小说《司炉》，以及中篇《变形记》，完成了《在流放地》。因此，除了挚友布罗德，卡夫卡对同代人来说是陌生的，托马斯·曼、穆齐尔、里尔克、茨威格知道他，但传记没有提到他们对卡夫卡的评价。

事实上，卡夫卡的作品都是断断续续写就的片段，然后将这些只言片语拼贴成章节，因此他的许多重要作品可以说都未完成，而是由布罗德后来整理编辑而成。例如，他的三部长篇都没有写完，《审判》先是写了结尾，之后才写其他章节，而各个章节的顺序则是由布罗德编排的。按照布罗德的说法，卡夫卡认为这部小说尚未完成，中间还可以写几章，但既然审判永远不可能提交到最高法院，那么这部小说显然是无法写完的。

布罗德是卡夫卡的挚友和遗嘱执行人，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向公众推荐卡夫卡，并督促卡夫卡写作，但同时他又将自己对卡夫卡作品的犹太性解读升级为神学阐释，放逐、孤立、与家庭疏离、渴望身份认同与救赎的主题，这的确也是犹太人的困境，但由于卡夫卡从不解释自己的作品，布罗德的误导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布罗德就将《变形记》说成是最具犹太性的作品。

那么，施塔赫根据卡夫卡生平做出的解读会更加准确吗？

施塔赫给传记第三卷取的副标题是“领悟之年”，这也是卡夫卡创作的黄金期。卡夫卡在日记中曾声称，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他。那些天性极度敏感的人，是永远不会感到被人理解的，这是孤独的真正源泉。施塔赫认为，写于1914年12月的《审判》，是由于“柏林审判”的触发，试图把对亲密关系的渴望转变为一个孤立无援的被告形象，后来捷克作家克里玛也这样解读。卡夫卡最亲近的小妹妹奥特拉开始恋爱对他也是一个打击，这成了《变形记》的直接写作动机：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妹妹转而投靠敌人。

1916年秋天，卡夫卡住进城堡区的黄金巷22号，这是奥特拉为躲避家庭而租用的临时小屋。这年冬天奥皇弗朗茨·约瑟夫去世，标志着世纪之交的和平繁荣一去不返。欧洲的饥饿开始出现，成千上万的人因营养不良而死去。对于卡夫卡，这却是一个写作的年代，他从日常生活的艰难中嗅到了时代崩塌的气息。一天中，他往往会在黄金巷22号待上几小时，午夜才踏着积雪和月光回到住所。这个时期，他写出了《乡村医王》《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及《中国长城建造时》。

按照施塔赫的解释，《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讲述一只猴子迫于暴力而否认自我本性，这可以理解成是在反讽文明进程，也可以认为揭示了市民社会的驯化机制，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犹太民族的同化过程。布罗德把它解读成具有犹太精神的作品，但施塔赫指出，猿猴原来的生活根本谈不上幸福，布罗德基于犹太民族主义的理念对此却刻意回避了。

施塔赫将《城堡》视作一部自传体小说，这部作品的撰写始于1922年卡夫卡在施平德尔米勒疗养地，施塔赫告诉读者，在卡夫卡最后一次去找妓女后不久，他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性结合在这部小说中象征着最深的疏离感，以及被另一个人拯救的徒劳希望。最初卡夫卡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后来因要与性描写保持距离，迫使他改用了土地测量员K的名称，这个K为了进入城堡，想尽了各种办法，始终未能如愿。

酒吧女招待弗里达被城堡官员克拉姆所控制，后来跟土地测量员K混在一起，而克拉姆却坐在啤酒杯前昏昏欲睡。在施塔赫看来，这意味着权力者是被动的，允许陌生人征服自己的女人，遭到攻击时也没有任何反应。在人物的个性方面，《城堡》超越了《审判》和《失踪者》，密伦娜后来读到《城堡》时，会不会想到自己？

《城堡》完全是长篇小说的构思，出现了众多人物，许多人的命运都未展开，目前出版的作品只有开头，没有结束。从留下的手稿看，卡夫卡已经想好了《城堡》的结尾，土地测量员最后力竭而死，临终前，全村人围在他身边，此时城堡传来决议，虽然K在法律上无权住在村里，但考虑到某些情况，准许他在村里生活、工作。

中篇小说《地洞》同样带有自传性质，这是卡夫卡回顾近十年来的内心逃避，待在洞里的动物没有享受安全感，而是跑到洞外，惶惶不安地守护着入口。真正的安全感需要距离，卡夫卡的方法是自我抽离，在远处观看自我，做自己生活的参与者。按照施塔赫的说法，卡夫卡喜欢在生活和作品中玩味“不再是人”的状态，这篇故事同样没有写完，动物听到渐渐逼近的声音其实是自己的生命之音。

他将刀刃对着自己

直到去世前一天，卡夫卡还在病床上校对《饥饿艺术家》的清样，他在这篇小说中总结了用生命来写作的代价。卡夫卡的作品意旨具有多义性的特点，比如人的异化、孤独的个人、暴力的匿名化等，但有一个中心意旨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他对真实的绝对追求。

卡夫卡曾在随笔中引用过福楼拜的话：“生活在真实中。”福楼拜散步时看到一个姑娘跟儿童在玩耍，于是感慨地说了这句话。卡夫卡喜欢用“真实”一词作为最高评价。在给布罗德的信中，他还将真理和真实作为同义词使用。对他而言，真理具有道德维度和社会维度。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捷克作家都熟悉这句名言，对于何为“真实”，昆德拉的理解是日常生活，哈维尔的理解是真理。不过他们都认为，卡夫卡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现代人不仅失去了对追求真理的热情，也失去了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力。

从卡夫卡的笔记、书信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毫无缘由的恐惧是自己的本性，正是这种非正常的恐惧吸引了密伦娜，也吸引了广大读者。卡夫卡自认是个弱者，但他对完美、纯粹和真实的绝对追求使他能够深入生存的悖论，把朝向内心的写作当作“解救性的慰藉”。这种解救是独特的，他将刀刃对着自己。

或许是出于一种完美主义的追求，卡夫卡在1924年写给布罗德的遗嘱中写道，除了《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和《饥饿艺术家》等少数几篇作品外，其他未发表的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所有日记、手稿、信件全都烧掉。奇怪的是，卡夫卡并没将这份遗嘱直接交给好友，而是锁进了抽屉。

最可惜的是，卡夫卡曾将在柏林写的二十本笔记交给朵拉，她把它们视为自己最私密的财产，她知道，卡夫卡绝不会同意出版这些笔记。但是，当她醒悟过来时已经晚了，1933年3月，纳粹搜查她在柏林的公寓，没收了卡夫卡的笔记本和他写给朵拉的几十封信。迄今为止，这些材料依然下落不明——也许永远不会重见天日。

世人应当感谢布罗德，他保留下了卡夫卡的文字遗产，并整理了它们。也应当感谢与卡夫卡有过密切关系的几位女性，她们成就了他的写作，使他感到，失去她们，就是失去了生活。

在所有评论文字中，我认为朵拉说得最好，她说，卡夫卡的整个存在都是为了文学，“他不仅想探究事物的深处——他自己就在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