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如何面对“AI时代”的虚无？

当一位中国哲学教授

用思想丈量这个世界

在这个充满算法、讲究效率、注重博弈的时代，你是否已经习惯了“世界就是这样”？

当许多人在问“如何成功”时，你是否曾追问“何为合理”？

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难题，你是否尝试过从先哲那里寻求答案……

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很早就注意到，儒学对于今天的伦理道德和生活态度重建仍有重要意义，只不过它们难以在现代哲学框架内充分阐释，而他对“制度儒学”的研究也体现了这种关切。

干春松，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哲儒学研究院教授。

在不断的追问和思索中，他的力作《儒家政治哲学大纲》引导我们回到自身的文化根基，重新理解儒家思想家如何论证秩序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并由此反思我们今天的世界。这本书获评北大社2025年度好书。

这本书脱胎于他在北大开设的儒家政治哲学课程，经多年沉潜而完成，帮助我们厘清儒家政治哲学关键词，照见儒家政治哲学穿透历史的思考深度。

1

面对国际无政府主义

重思儒家的“天道”观和“天下”观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并行，“普遍主义”不断被质疑的时代。干春松教授敏锐地观察到，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主义话语正在收缩，而儒家政治哲学中的“天道”观，恰恰能为这种全球困境提供一种超越性的视野。

在他看来，儒家不是只有高谈心性的空洞说教。儒家所说的“天”不只有伦理价值含义，他用《尚书》中的“正德利用厚生”和《礼记》里的礼乐刑政来突出儒家的制度之维，指出这其中既包含了道德的优先性，也展现了儒家极其现实的一面。

《盐铁论》记录了桑弘羊等人与贤良文学之间关于战争、财政与民生的激烈争论。贤良文学强调道德原则，反对对匈奴用兵、反对奢侈建设，却往往缺乏可操作的替代方案；而另一方则从现实治理出发，认为不战将付出更大代价，建设与调配资源还能创造就业、维系社会运转。这场争论揭示了一个深层分歧：儒家原本兼顾道德与现实，但贤良文学在此将自身定位为道德评判者，逐渐与具体治理实践拉开了距离。

桓宽《盐铁论》

这种平衡感也表现在“天下”理论中。干教授指出，天下理论最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它的超越性维度。它要求我们从狭隘的民族国家边界中抽离出来，去构建一个超越地理局限的世界性思想体系，这种“天下观”并非某种强国理论的包装，而是人类不断超越自身利益局限的见证。

顾炎武认为，有领土为“有土”，能使百姓衣食无忧、知荣辱礼义方为“保民”，唯有兼具二者，才称得上“保天下”，他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在儒家看来，天道运行体现出的公平与包容，应当成为政治秩序的根源。尽管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依然以利益为重，但儒家提供的“万物一体”的仁爱逻辑，实际上能为陷入僵局的全球治理提供一套全新的秩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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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没有一个人是孤岛

“仁”的思想有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当我们从宏大的国际视野回到微观的社会关系，便会发现儒家最核心的“仁”学思想，在今天具有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干教授指出，这种转化的思想根源，深埋在《礼记·礼运》篇关于“大同”与“小康”的经典论述中。孔子将理想社会命名为“大同”，那是一个“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境界，而将现实世界称为“小康”，即一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的礼仪秩序。

这两种形态并非简单的乌托邦幻想与现实的对立，而是体现了儒家价值理想的内在张力。如果说以血缘亲情为基准的“小康”是儒家思想容易被接受的起点，那么“大同”则是仁爱思想超越个人与家庭局限、走向“仁民爱物”境界的价值极限。

大成殿，取孔子“集大成”之意

这种从“私”向“公”的跨越，并非通过否定个人和家庭来实现，而是通过一种层层递进的参照系转换。干教授认为，公与私的对立并非绝对，相对于“家”，个人是私；而相对于“国”，“家”就是私。这种不断扩展的路径，使得儒家区别于墨家或道家那种直接否定血缘亲情的做法。儒家坚信，血缘亲情并非实现“公天下”的障碍，而是通往大公之境的必经之路。

中山纪念堂

这种“家国天下”的递进逻辑，在全球化时代展现出了独特的辩护价值。例如，爱国主义可以被视为民族意义上的“亲亲”，但若只顾国家利益而忽视全球利益，则会滑向单边主义的深渊。因此，我们要遵循的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逻辑，先通过地区性的文化合作建立信任，最终建立起人类与自然环境共生共存的有机共同体。

最终，在这种“万物一体”的视野下，仁爱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更是一种对自然和世界的道德义务，为现代社会的公共精神提供了最厚实的根基。

3

人同此心，同类相感

把握穿透藩篱的共识力量

在现代社会，“类”的意识更为强调构成“类”的个人，由此产生了“自我中心主义”等弊病。而儒家的“同类相感”原则，在接受人人平等的观念基础上，依然会认为接受别人的建议和引导并不表示平等权利的丧失。

这种基于“感”的理解论，曾是东亚儒家文化圈最深层的内在机理。儒家通过经典的传播，构造了一个超越族群、国家和肤色的“文”的世界，让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产生“共感”。

《周易》“咸”卦，一般训释为“感”，通过夫妇之道来解释。“感”包含着“感应”“感通”“类感”等解释向度。

然而近代以来，这种“道德感应”模型遭受了西方“理性人”观念的剧烈冲击。在追求效率与欲望的现代逻辑中，我们开始质疑教化的必要性，甚至由于民族国家体系的“对内”与“对外”功能差异，导致人类建立共感的障碍重重。

干教授提醒我们，现代秩序不应只是古代天下的翻版，而应是贯穿着天下主义原则的“新天下秩序”。这种新秩序不仅承认个人权利，更要通过强化人类的“族类”特性，穿透那些被强化了几百年的族群与国家边界。

我们对基于“感”的人类理解论应有新的期待，通过重塑这种“同类相感”的认知模型，可以让处于不同分工体系的国家也能在文明的共感中，消弭人为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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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历史性的转折

儒家如何面对“AI时代”的虚无？

在AI与生物技术狂飙突进的今天，儒家如何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书中对此也有论及。

干教授指出，“人”的定义正面临技术主义的毁灭性挑战。当人工合成生命可能瓦解代际血缘，当仿真机器人可能取代配偶角色，儒家赖以生存的“家庭”与“人伦”根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面对这种技术带来的虚无感，干教授流露了深沉的忧虑，但也指出儒家思想或能成为守卫人伦底线的最后防线。例如儒家讲选贤任能，从它的义理出发，自然会反对一部分人通过基因编辑获得优势地位，也会反对人工智能的非血缘化的“无情”社会。

儒家对“生生不息”生命感的坚持，实际上是对人类主体性的一次最后辩护。

如果机器人组成“家庭”，

它们的伦理会是怎样的呢？

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在基因和人工智能的时代，现在的儒家学者甚至失去了对儒学未来发展的“预见力”，而不得不寄希望于从事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的人愿意思考儒家对于这个时代的意义。

如果儒家学者能和科学家们形成合作关系，或许有助于我们在技术主义的浪潮中，守住“人之所以为人”的文化尊严。

读过干春松教授的这本书，你会意识到儒家并非已入土的老古董，而是一条不断新生的河流。从面对国际纷争时的“天下观”，到重构社会连接时的“仁学转化”，再到技术虚无主义面前对“人伦”的坚守，儒家提供了一套独特的中国式方案。

它告诉我们，政治不应只有权力的博弈，还应有天道的敬畏；个人不应只有权利的孤岛，还应有温暖的连接。也许更关键的在于，它促使我们意识到，尽管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达到一个完全合理的世界，但我们需要不断追问何为合理世界，用来批判和纠正不合理的情况。

《儒家政治哲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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