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目光炯炯的注视，让历史浮出地表，让空城响起人声

《空城纪》——这部接近700页的长篇小说再现了西域的六座古城：龟兹、高昌、尼雅、楼兰、于阗、敦煌。除了敦煌，另外几座古城都已经成为残垣断壁掩埋在黄沙深处，再也无法开口诉说当年的历史秘密。然而，空城不空。邱华栋力图在《空城纪》之中完成一项特殊的文学修复工程：唤醒沉睡多时的废墟，注入种种想象、情感、故事、人物，一个又一个空城开始有声有色地复活，古老的历史剧目又一次开始上演。

《空城纪》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历史小说通常按照历史著作提供的轮廓、人物与主题配置各种场景与细节，借助一批形象材料装饰预设的框架。邱华栋显示出远为强烈的文学自觉。真正的历史意味着无数昔日发生的事情，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为什么只能遵循历史学家指定的视角而放弃文学的独特探索？历史著作的记录往往围绕既定的主题线索，或者是战争与革命，或者是生产方式的飞跃，或者是市场贸易带来的经济昌盛，如此等等；这时，另一些历史景象可能遭到有意无意的遮蔽，例如某个人物坚定的内心信念，一种久久不能平息的激情，令人心醉的审美，还有神秘，魔幻，宿命，吉人天相的幸运或者觑破世情的人生顿悟，这一切显然构成了文学驰骋的广阔空间。《空城纪》跃出历史著作的藩篱，找到了独特的视野与结构形式。

种种历史文献之中，这些西域古城曾经是一种另类的存在，然而它们并未穿过时间的长廊存留至今。从昔日的宫殿、城墙、熙来攘往的街道到静静被掩埋在黄沙之中的遗址，古城的历史如同干涸的河流消失在沙漠之中。在人们的想象之中，古城的时间之维仿佛在某一个节点中止了，眼前剩下的仅仅是空旷、遥远、辽阔的空间。古城周边的各种景象回旋在这个空间，逐渐成为一个共时的存在。什么原因导致古城的消亡？那些南来北往的商旅队伍为什么未曾汇聚为商业帝国？历史抛下各种谜团之后扬长而去。大风扬起的一阵阵黄沙如同一道又一道帷幕隔开了现代社会的工业、交通与科学技术。

《空城纪》的叙事结构显示出明显的空间化特征。《空城纪》的故事从汉代的龟兹古城开始，后续的情节穿梭于高昌、尼雅等另一些古城之中。小说主人公并非固定的几个人物，而是由各色人等分别担任，既可以看到解忧公主、张骞、班超、李隆基、杨玉环、玄奘这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也可以看到普通的官员、商贾乃至贩夫走卒。六个西域古城的生活场景纷杂多元，各民族的关系以及交往历史盘根错节，若干始终如一的主人公无法带动如此庞大的辎重。事实上，《空城纪》选择的是多维面的拼贴式结构，龟兹、高昌、尼雅、楼兰、于阗、敦煌分别构成小说的六个维面，每一个维面又由若干短篇故事组成，《空城纪》林林总总共计31个短篇故事。如此复杂的拼贴之所以形成完整的“结构”而不是分崩离析，恰恰因为围绕统一的空间——六个维面以及31个短篇故事无不具有鲜明的“西域”烙印。一段又一段不同的故事，一批又一批不同的人物，但是，“西域”这个空间的稳定特征并未因为时间与人物的改变而产生重大变化。

邱华栋曾经解释说，这种叙事结构来自石榴籽的启示——《空城纪》的“后记”写道：“在表达形式上，我这部小说采取了石榴籽、橘子瓣或者糖葫芦式样的结构。”当然，灵感的来临需要一个契机。邱华栋出生于新疆，很长时间栖身于这一片广袤的土地，熟知这里的风俗民情；同时，他阅读了大量西域古城的资料，实地考察过众多遗址。这一部小说酝酿多年，种种想象与感受持续地积累、孵化与发酵，直至这种叙事结构闪电般地降临。《空城纪》是文学对于历史资料的一次成功重组。

如果说，宏大的历史叙事擅长描述壮观的历史场景，那么，文学更多地转向个人的言行及其内心世界。第一章“龟兹双阕”上阕“琴瑟和鸣”的历史背景是西汉的解忧公主与乌孙和亲，解忧公主之女弟史与龟兹王绛宾联姻。小说绕开了乌孙、龟兹与汉朝的复杂关系，弟史与绛宾的相爱成为浓墨重彩的主要情节。第二章“高昌三书”的“帛书：不避死亡”亦非正面描述班超的历史功绩，而是借助儿子班勇之口娓娓陈述父亲留下的帛书“不避死亡”四个字如何赋予他坚定的精神力量。邱华栋并未被众多资料淹没，而是从中开拓出文学的一方天地。相对于王公贵族或者高官重臣的传奇性遭遇，《空城纪》另一部分视线投向生活在古城的普通民众，例如，奔赴前线的士兵忆念亲人，相爱的情侣勇敢地私奔，绿洲上“马的一族”与山上“鹰的一族”终于握手言欢，如此等等。文学的拿手好戏是，想象密集的细节恢复历史的日常纹理。

一曲祈雨的琵琶演奏之后，乌云涌动，暴雨如注；白胡子老头喝一口葡萄酒，从篝火之中召唤祖先出来讲述古老的历史故事；一个武士死去多时，轻薄如纸的透明灵魂飘荡在空气之中返回城堡……诸如此类带有魔幻意味的超现实情节出现在《空城纪》的时候，文学想象开始穿透拘谨的现实表象呼啸而出。现代历史著作谢绝“怪、力、乱、神”，文学仍然保存一个魔幻世界。钱币、雕像、画中之马与简牍分别成为叙述主体，“物”按照自己的眼光讲述他们看到的人间百态。

无论是和亲、出使还是商贸、战争，中原与西域存在多种交往形式。然而，《空城纪》意味深长地选择一些文化意象作为寄托与象征，譬如“龟兹双阕”里的音乐，“高昌三书”里的毯书，“尼雅四锦”里的蚕种与锦护臂、锦裤、锦帽，“于阗六部”里的绘画。叙事视角的选择表明，《空城纪》更倾向从文化交往的意义上考察中原与西域的历史。尽管商贸与战争拥有改变历史的巨大能量，但是，对于《空城纪》的故事情节来说，二者毋宁处于背景的位置。不论小说之中的古代人物是否存在“华夷之辨”的儒家观念，邱华栋更为关注的是不同类型文化的取长补短。新疆的成长经历有助于他领悟西域文化的魅力。

这一点也可以成为每一章“尾声”的解读。从“龟兹双阕”“高昌三书”“尼雅四锦”到“楼兰五叠”“于阗六部”“敦煌七窟”，《空城纪》每一章都出现了构思相近的“尾声”：一个年轻人因为种种机缘探访古城遗址，不仅收获若干历史遗物，诸如古琵琶，铁鸟，牛角号，奇妙的玉石等等，同时还巧遇一位俏丽少女，产生若有若无的爱意。这些遗物充当“穿越”的诱导媒介，再现一段琴瑟和鸣或者金戈铁马的时光……历史已然消逝，历史长存内心，“风沙吹老了岁月，吹不老我的思念”，历史始终寄存于当代的关注。由于文学目光炯炯的注视，遗址浮出地表，空城再度响起喧闹的人声——《空城纪》独特的视野与结构形式寄寓的是一个作家独特的历史情怀。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