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 年刘峙襁褓中父遭同乡打死,四十年后身居上将却放下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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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刘峙"词条、《吉安县志》、黄埔军校同学会官网《刘峙与黄埔军校》、抗日战争纪念网《刘峙》专条、新浪历史频道《父亲40年前被杀,将军回乡后这样对待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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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6月30日,江西吉安长塘镇庙背村,一户普通农家迎来一个男孩的降生。

这孩子的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母亲胡氏是寻常农妇,家境虽贫,日子尚算安稳。

谁也不曾料到,这个孩子还没来得及认清父亲的脸,一场因稻田放水引起的口角便彻底改变了这个家的命运。

因为农田放水问题,刘峙的父亲与邻村的恶霸在雷公桥上发生口角。

争执之间,恶霸趁刘父不备,举起锄头朝着脑袋砸下去,刘父血喷如注,跌落桥下,瞬间尸首被汹涌的河水推走。

那时,刘峙出生还不到一年。

尸骨,一直没有找回来。

这个孩子,就这样从出生的第一年便欠下了一笔血债,背负着一个无处安葬的亡魂,在颠沛流离中长大成人。

四十年后,这个当年在吉安泥土里挣扎求存的孩子,以陆军二级上将的身份,衣锦还乡,踏回了庙背村的土地。

那位夺走父亲性命的仇人,就住在隔壁的村庄里。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那个迟来四十年的答案,等着看这笔血债将如何清算——然而,刘峙给出的那个答案,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没有料到,那句话就此沉进了历史深处,再也没有人能忘记……



1892年6月30日,刘峙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现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庙背村的一户农民家庭。

父亲是农民,在他不满周岁之时,因稻田放水与邻村的恶霸地主发生争执,被打死于一条小河的桥下。

那座桥,叫雷公桥。

雷公桥是村口一座普普通通的石拱桥,平日里村民挑着担子从上头走过,孩子们在桥头玩耍,赶集的日子更是人来人往,热热闹闹。

桥下是条河,逢着雨季,河水湍急,水声轰鸣,倒也配得上"雷公"这个名字。

谁也没想到,这座架在日常生活上头的小桥,会成为一户人家从此难以愈合的伤口。

刘峙的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

有一天,因为农田放水问题,他与邻村的恶霸在雷公桥上发生口角。

争执之间,恶霸趁刘父不备,举起锄头朝着脑袋砸下去,刘父血喷如注,跌落桥下,瞬间尸首被汹涌的河水推走。

锄头落下去的那一刻,河水带走的不只是一具尸体,是一个农家最后一点依靠,是一个孩子一辈子都无法补足的缺口。

中国人讲入土为安,死了的人,要有坟头,要有墓碑,逢年过节,后人来烧几刀纸,磕几个头,那才叫魂有所归。

可是刘父的尸骨被河水冲走,家人四处寻找,始终下落不明,连给他建一个衣冠冢都做不到。

一个人就这样消失了,无声无息,连最后的体面都没有留下。

这对胡氏来说,是比死亡本身更难承受的事。

她一个人,带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失去了丈夫的尸骨,也失去了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立足的底气。

胡氏和刘峙孤儿寡母,从此饱受族人欺凌。为了生存下去,胡氏带着儿子改嫁吉安县城一家爆竹店老板。

未几,老板染疾身亡。

胡氏只能含泪再度改嫁,给一位叫黄小山的清军统带当小妾。

两次改嫁,两次失去依靠。

这个女人的命运,是那个年代无数底层女性命运的缩影,命运把她推来搡去,她只能一次次低下头,把孩子护在身后,把所有的委屈压进胸腔,继续往前走。

黄小山和刘峙的母亲本来就是战地鸳鸯,当黄的部队移防时,刘母死活不愿意离开江西吉安老家。

黄小山只带走了这个继子刘峙(这时改名叫黄谊本),回到自己家乡湖南泸溪,交给结发妻子唐氏抚养。

于是,这个本来就已经失去父亲的孩子,在七八岁的年纪,又与母亲分离了。

庙背村留下了胡氏,湖南泸溪等来了一个改名叫黄谊本的孩子。从这一刻起,刘峙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寄人篱下。

那个压在心底、关于父亲、关于雷公桥、关于那把锄头的记忆,却始终没有散去。它像一块石头,悄悄沉在水底,无论岁月流过多少,都不会被冲走。

雷公桥边,是他这一生绕不开的起点。

这段历史,有据可查的是:刘峙的父亲死于雷公桥下,尸骨随水流失,再未寻回。

而那个夺走父亲性命的人,就继续住在吉安县,距庙背村不过数里之遥,抬头不见低头见,年年如是。

这笔仇,就这样一天天积着,一年年攒着,等着一个不知何时才能到来的清算。



黄小山把这个继子带回湖南泸溪的时候,刘峙还是个孩子。

继父对他不算苛刻,黄家待他不薄,先后在私塾、观澜书院、浦市高等小学堂就读,还曾跟着继父去日本。

但是后母始终是护着自己的亲子,刘峙也难免受点委屈。

曾感叹:"因为贫穷,才知道知识也是要花钱买的。"

寄人篱下的感觉,不是旁人能轻易体会的那种。

吃穿或许不差,但那种时时刻刻、如影随形的不安全感,那种在别人家里必须审时度势、察言观色的本能,是刻进骨子里的东西。

刘峙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会了一件事:忍。

不是窝囊,是审时度势。

不是软弱,是蓄势待发。

他把那些因为身份带来的委屈,因为寄人篱下带来的憋屈,全部压在了心底,转化成另一种力量——读书的劲头。

7岁时入当地乡间私塾启蒙。

14岁时因读书刻苦受到赏识,入读当地名塾师刘部荃,后入吉安天主教会学校英语班学习,其间曾读革命先烈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而深受感动。

邹容的《革命军》,是那个年代点燃无数热血青年的一本书。刘峙看完,心里某根什么弦被拨动了。

一个寄人篱下的孩子,一个失去父亲的孤儿,在那本书里看见了另一条路——不是靠着别人过活,而是靠自己的拳头,靠自己的血性,在这个乱世里闯出一条路来。

不久因交不起学费辍学,1907年受乡人保荐进入湖南陆军小学堂第三期就读,是班中唯一外省人。

湖南陆军小学堂,是那个年代许多后来叱咤风云的军人走上军旅之路的起点。

刘峙是班里唯一一个外省人,操着一口江西吉安话,在一群湖南本地孩子中间,显得格外扎眼。

因是外乡人,刘峙备受同学的嘲弄和欺凌。

刘峙有一套处世哲学,忍耐为上。他认为,为人浑厚容物,自有好处,古往今来,能成大事者莫不有一种浑容气度。为了自勉,刘峙取其宅号为"浑容轩"。

"浑容轩"——这三个字,是刘峙给自己立下的人生底色。

浑厚容物,把所有的棱角都磨圆了,把所有的锋芒都收进去,表面上看起来憨厚老实,内里却存着一股子往前走的劲儿。

这套处世哲学,是他在泸溪那些年熬出来的东西,也是他后来能在军队里一路走到高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他加入了学生军,守卫武昌。后来又离开队伍返回吉安,考入宪兵,到南昌服务。

乱世来了,刘峙没有逃,没有躲,他选择迎着浪头走进去。

一个从吉安走出来的孩子,一个在泸溪当了多年外乡人的年轻人,在枪炮声里找到了某种意外的踏实感——战场上,没有人管你是哪里人,没有人管你的爹是谁,活下来的人,就有资格说话。

1913年考入保定军校,为第二期步兵科。1915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保定军官学校,是民国军事人才的重要摇篮,与黄埔军校并称为那个年代军人最重要的两条出身正道。

刘峙从保定毕业,拿到了一张能够证明他从此不再是庙背村那个无依无靠孤儿的文凭。

从江西吉安庙背村的泥土地,到湖南泸溪的外乡生活,再到河北保定的军官学校,这一路,他靠的不是什么背景,靠的就是那两个字:忍耐。

把眼泪咽下去,把牙关咬紧,把目光放得远一些,一步一步往前挪。

那个他欠着的账,那个埋在雷公桥下的仇恨,他没有忘,但此刻,他需要把它压住。



1915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刘峙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被分配到冀东开平巡防营见习排长。

因受歧视,回吉安家中闲居数月到广东,刘峙在岑春煊的护国军司令部任上尉参谋,后到滇军朱培德部第四师第七旅步兵三十八团任六连连长,参加了南路讨伐龙济光的战斗,旋被调到援赣赖世璜部第四军第一梯团第四支队任队副兼第一营营长。

这段经历说来简单,过起来却是步步维艰。

从冀东见习排长被歧视,到回吉安赋闲数月,再南下广东从头再来,刘峙走的不是笔直的大道,而是一条弯弯绕绕、不断碰壁、不断重来的路。

每一次被歧视,每一次被排挤,他都没有沉下去。依旧是那套"浑容"的功夫——忍着,熬着,寻找下一个机会。

转机出现在1920年。

1920年,刘峙担任援赣军第四军四支队一名营长,与广西军阀陆荣廷部队作战时,他身先士卒,所向披靡,受到第二军前敌总指挥蒋介石的赏识。

与蒋介石的相识,是刘峙人生真正的转折点。

在那之前,他只是一个四处漂泊、屡遭排挤的外省军人,在那之后,他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靠山。

1924年夏,何应钦提名刘峙担任中校战术教官,兼参谋科长。黄埔军校的教官身份,让刘峙真正进入了那个年代军事精英的核心圈子。

北伐战争开始了。这是刘峙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光时刻。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刘峙所在第二营担任总预备队,先后参加了武昌、南昌的攻城战斗,并于南浔铁路击败了孙传芳军队。

南浔铁路一战,刘峙所部以正面迎击的方式,将孙传芳部主力三个师一举击溃。这一仗打出了气势,也打出了名气。

但真正让刘峙声名大噪的,是1927年8月的龙潭战役。

1927年8月,孙传芳不甘失败,偷袭龙潭。

此时刘峙部队已返回江南,拟到杭州休整。忽听孙传芳偷袭,刘峙即令副师长徐庭瑶率部迎击,自己马上从杭州起程,亲率第四团赶往镇江,指挥作战。

8月28日,刘峙在行军途中,所乘火车与另一火车相撞,死伤二百余人,刘峙也负了伤。他带伤指挥部队转入防御。

孙传芳发动全线进攻后,刘峙阵地被突破,形势危急。幸亏增援部队赶到,次日转入反攻,将孙军全部歼灭。

龙潭一役,是整个北伐战争中规模最大、也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交战双方激战六天六夜,龙潭车站先后三次易手,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刘峙带着伤,没有退,没有撤,坚持指挥到战局扭转的最后一刻。此役结束后,刘峙擢升为第一军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率部驻防上海。

刘峙因这一奇功,被蒋介石擢升为第一军军长,成为继蒋介石、何应钦之后的第三任。

龙潭战役之后,"福将"的名号开始在军界流传。

但乱世从不是只有一场战役。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刘峙任讨逆军第二路军总指挥,沿长江西上,首战即将胡宗铎击败,直捣武汉。

蒋桂战争的胜利,让刘峙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1930年3月,中原大战爆发,这是民国军阀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混战。

刘峙以第二军团总指挥转移兵力于津浦线,以陈诚的第十一师为先锋,打败傅作义,重新占领济南,使战局出现根本性的转折。

傅作义,是阎锡山麾下以善守著称的名将,能将其击败,可见此役之烈。

这一仗让刘峙的名声达到了新的高度,军界人士纷纷感叹他的好运气。

1930年10月7日,刘峙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任军事委员会开封绥靖公署主任。

短短十来年,从一个保定毕业、被冀东排挤、只能回吉安赋闲的穷军官,一路爬到了省主席的位子,刘峙的轨迹,在那个年代算得上相当罕见。

1932年6月,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让刘峙的名声再上一层。

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的第四次"围剿",刘峙指挥中路军7个纵队采用并列推进、纵深配备、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术攻占大别山根据地中心新集、金家寨,迫使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离开根据地。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并将河南新集命名为经扶县以示表彰。

以一个人的字来命名一个县,这在那个年代已是莫大的荣耀。

从吉安庙背村的穷孩子,到河南大地上一个以自己字号命名的县城,刘峙走到了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也就是在1932年这一年,他的母亲胡氏在吉安病逝。

刘峙扶灵回乡,踏上了那片他离开多年的江西土地。

母亲去了,但那个在雷公桥下沉了四十年的仇恨,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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