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内伊之子接班，海内外伊朗人怎么看？

文/黄瑜珊

编辑/漆菲

当地时间3月9日，当伊朗专家会议宣布穆杰塔巴成为新一任最高领袖时，德黑兰的权力更替以一种看似迅速而克制的方式完成。这位长期保持低调，却在政治与宗教网络中积累了深厚影响力的神职人员，成为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第三位最高领袖，亦标志着持续三十余年的哈梅内伊时代正式落幕。

这一权力交接是在极为特殊的背景下完成的。多家媒体披露，在2月28日针对德黑兰的空袭中，穆杰塔巴本人在爆炸中受伤，腿部和手臂受创，一度需要住院治疗。更为沉重的是，这场袭击造成其多名至亲身亡——包括父母双亲、妻子和部分亲属。换言之，这位新任最高领袖是在身体尚未恢复、家庭遭受重大打击的情况下接任的这一职位。

然而，穆杰塔巴的上台并未消除围绕伊朗未来的种种疑问。相反，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引发的权力震荡，仍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社会情绪与地区战略中回荡。作为伊朗政治体系的权力核心，哈梅内伊的突然缺位不仅打破了长期维系的政治平衡，也促使外界重新审视一个关键问题：后哈梅内伊时代，伊朗何去何从？

对于这个长期围绕最高领袖运转的神权政治体系而言，继任者的产生只是变化的起点。伊朗内部对改革的期待、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以及海内外伊朗人对国家未来的期许，都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交织显现。

2026年2月11日，伊朗德黑兰，一名男子手持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的照片，纪念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周年。

国内反应存在差异

伊朗专家会议是在什叶派重要宗教节日“盖德尔之夜”期间宣布的继任消息。对什叶派信徒而言，这一夜被认为是《古兰经》降示的时刻，也是决定命运与祈求神恩的重要时刻。在这一夜宣布新的宗教政治领袖，被一些人视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

在德黑兰和部分宗教城市，一些支持政府的民众当晚聚集在清真寺与广场祈祷、诵经或静坐。有人说，在盖德尔之夜宣布继任者被视为“吉兆”，意味着国家能够在动荡与战争中继续保持信仰与政治秩序的延续。也有人举起穆杰塔巴的肖像，表达对新领袖的支持，希望他延续父亲的道路。

伊朗国内各方亦在3月9日纷纷发声，表态支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发表书面致辞说，经专家会议“果断而明智”的投票，穆杰塔巴当选伊朗第三任最高领袖，“这将开启伊朗民族尊严和权威的新时代”。新任最高领袖当选体现了民族团结的决心。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伊朗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稳步开辟高效发展与进步之路。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推举穆杰塔巴为最高领袖的决定“精准且明智”。穆杰塔巴深受民众爱戴，将带领伊朗走向繁荣、进步和团结。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最高领袖必将“带领国家和革命克服重重困难”，伊斯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完全服从最高领袖的命令并作出牺牲。

支持政府的伊朗民众在集会上举起穆杰塔巴的海报。（图源：路透社）

自哈梅内伊身亡以来，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在伊朗多地出现。对许多支持政府的人而言，哈梅内伊不仅是一位政治领袖，更是一种精神象征。自1989年接任最高领袖以来，他被塑造为伊斯兰革命的守护者和国家抵抗西方压力的象征人物。

通过组织群众集会、展示支持军队与国家的标语与旗帜，政府试图传递一种信息：即使在战争与领导人遇袭的冲击之下，伊斯兰共和国依然拥有广泛的社会支持。类似的政治动员在2020年也曾出现：当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在美军空袭中身亡后，其葬礼被形容为一场支持伊斯兰共和国的“全民公投”。

2026年3月1日，伊朗德黑兰，一辆摩托车驶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海报。

官方叙事之外，另一种声音也在伊朗出现，并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一些城市的夜晚响起汽车喇叭声和烟花声，有人走上街头庆祝，有人在网络上表达兴奋之情。对于长期不满神权政府统治的伊朗人而言，哈梅内伊之死被视为一个可能改变国家命运的转折点。

过去几年，伊朗社会内部经历了不小的震动。以色列发动空袭之前，2025年底至2026年初，伊朗刚刚经历了一轮席卷多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抗议导火索来自长期累积的经济压力——高通胀、食品价格持续上涨以及伊朗里亚尔的剧烈贬值，不断侵蚀普通人的生活。随着示威活动扩散，街头口号也发生变化。除了针对经济困境的批评，一些抗议者开始高喊“哈梅内伊去死”“打倒独裁者”等口号，转而对国家治理模式提出质疑。

这场运动迅速升级为自2022年阿米尼之死引发抗议以来，伊朗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示威。面对抗议蔓延，伊朗政府一方面试图通过短期经济措施缓解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也加强安全管控。安全部队被部署到多个城市，同时实施大规模的互联网封锁。

2026年1月8日，伊朗北部城市安扎利港发生抗议活动。（图源：Telegram视频截图）

身处法国的伊朗库尔德活动家阿德南（Adnan）告诉《凤凰周刊》，伊朗政府今年1月的镇压态势“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他指出，去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十二日战争”之后，统治集团逐渐形成一种“生存战争”的叙事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任何国内抗议都被视为对政权稳定的威胁。”

伊朗专家会议宣布新任最高领袖之前，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也有一些人在街头反对穆杰塔巴。穆杰塔巴子承父业，不仅未能满足这部分人对于国家未来的期许，也动摇了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根基。不少人说，这一选择强化了统治集团的“世袭”特征，让他们对现行体制更加不信任。

此外，哈梅内伊去世后，统治集团失去长期以来的精神与权威核心，政府无法像以往那样统一调控国内资源与社会舆论。阿德南指出：“随着哈梅内伊去世，不再有任何个人能对政府各个层面施加权威。即使是他的儿子穆杰塔巴，也不具备这样的品格和能力。”

海外伊朗人诉求不一

哈梅内伊去世以及穆杰塔巴上台的消息，在海外伊朗人社区引发广泛讨论。3月初，欧洲多国爆发声援伊朗的集会。在巴黎、柏林、伦敦等大城市街头，人群高举旗帜、挥舞标语。

从现场的旗帜与口号来看，这些示威大致可分为几类：一部分是保皇派人士，他们高举巴列维王朝的旗帜，呼喊恢复君主制的口号，以此表达对伊斯兰共和国统治的否定；一部分是支持民主改革的人士，主张通过政治转型推动伊朗走向更加开放与现代化的制度；也有不少反战人士，他们反对外部大国对伊朗的干预，担心军事冲突会进一步加剧国内民众的苦难；还有人将重点放在声援被压迫的群体上，包括女性、少数民族以及其他被边缘化的伊朗人，强调社会正义与包容性政治。

3月7日，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外，抗议者举着标语牌，上面写有谴责美以打击伊朗的信息。（图源：EPA）

这种多样化的街头图景，折射出海外伊朗社区复杂的生态。不同群体既表达对国内局势的深切关切，也呈现出对伊朗未来截然不同的想象。某种程度上，这些示威不仅是对伊朗国内危机的回应，也展现出流亡与侨居群体内部存在的分歧。

此次海外抗议浪潮中，一个尤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保皇派力量的存在。在西方多个城市的示威现场，巴列维王朝的旗帜和君主复辟的口号比任何特定政党标语都更醒目。在伊斯兰革命中被推翻的伊朗末代国王之子、流亡海外的雷萨·巴列维（Reza Pahlavi），更是频繁号召国内民众发起声浪更大的示威活动。

一些示威者高举前伊朗皇室的象征，呼喊“国王万岁”、“巴列维即将回归”等带有君主主义色彩的口号。这样的政治符号，一方面反映出社会对现行体制的深刻失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海外社区对另一种政治秩序的情感投射。

3月2日，纽约举行的抗议活动中，一名女子手持雷萨·巴列维的画像。（图源：盖蒂图片社）

这一趋势并非偶然。伊斯兰革命之后，大量伊朗人流亡欧洲和北美，其中不少人是1979年前后离开伊朗的旧政权支持者、社会精英或异见者。这些群体长期怀有对旧秩序的怀念，并形成一种“复兴国家荣光”的政治叙事。如“Azadegan Organization”等组织，在流亡社群中具有一定号召力。尽管这些力量在伊朗本土的影响力有限，但在海外侨民社区中，他们的声音似乎更加响亮。

在阿德南看来，这类政治想象与现实的伊朗社会存在明显距离。“海外的保皇派并不能代表伊朗国内的民意。他们发展出一些奇特甚至荒谬的政治幻想，例如认为美国会推翻伊斯兰共和国，并恢复前王储雷萨·巴列维的统治。”

阿德南进一步指出，部分保皇派带有明显的泛伊朗主义与大国心态。“他们不仅敌视左派和女权主义者，还常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伊朗境内的少数民族，例如库尔德人和俾路支人。”在他看来，这些群体在讨论伊朗的未来时，更倾向于恢复一种高度集中、单一民族叙事与父权制色彩浓厚的国家模式。

然而，当代伊朗社会早已发生变化。多民族、多语言以及日益多元化的政治诉求，使得高度集中化的国家结构在实践中愈发难以维持。“只有当保皇派真正理解伊朗社会的复杂现实，关注普通民众的困境时，才有可能为伊朗创造更稳定的未来。”阿德南说。

2025年6月23日，雷萨·巴列维在巴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图源：美联社）

与此同时，将伊朗街头偶尔出现的君主主义口号视为“君主复辟运动”，同样缺乏现实基础。许多观察者认为，对君主制符号的借用更多是一种情绪化、象征性的“替代想象”，表达的是对现状的否定，而非对未来制度的清晰构想。毕竟，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的正是巴列维王朝这一高度集权的君主制政体，其专制统治带来的社会不平等是当年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无论海外伊朗人的立场如何，只要他们还有亲友在伊朗，焦虑就成为共同的情绪。过去一段时间，许多人尝试通过各种途径与国内的亲友取得联系，以确认他们的安全。

来自伊朗大不里士的阿塞拜疆族学者、东京外国语大学库尔德问题研究者穆斯塔法·哈里里（Mostafa Khalili）向《凤凰周刊》回忆道，去年“十二日战争”期间，自己的焦虑感尤为强烈：“那是我第一次经历战争，真的非常可怕。我一直试图联系家人。”到了最近这场危机，他感慨道：“我虽然慢慢习惯了这种情况，但依然无法放松。”

这种持续的紧张感，不仅源于战争带来的直接风险，也源于对伊朗政治未来的不确定性——它构成许多海外伊朗人面对祖国剧变时最真实的心理状态。

3月2日，德黑兰一处警察局遭到空袭后的景象。

革命卫队作用将提升

如今，随着哈梅内伊去世和其子的继任，一个更大的问题随之浮现：伊朗政治体系将走向何种形态。

对伊朗而言，自两伊战争、核危机与近年来的定点清除事件后，最高领袖遭遇“斩首式打击”被视为高概率场景，因此其体制设计的核心目标不是避免打击，而是在领导层受损的情况下维持指挥链不断裂，同时具备即时报复能力。

1979年，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确立了以下原则：伊斯兰共和国本身高于任何个体。2000年之后，伊朗革命卫队陆军设立了32个独立省级单位，用于在遭遇“斩首打击”后继续运作，每个单位都能独立行动，并分别拥有完整的指挥链和既定命令。

2023年11月19日，在武装部队指挥官的陪同下，哈梅内伊参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举行的国防成就展。

一些亲政府人士认为，当前局势凸显了伊朗国家体系在面对外部打击时的韧性。他们指出，伊朗的政治制度在设计之初便考虑到战争与外部干预的可能，因此强调权力结构的制度化与分层运作。

哈里里也表示，尽管哈梅内伊遇袭以及多名高级指挥官被杀对政权造成冲击，但伊朗政治体系本身呈现高度制度化，不容易崩解。“我目前看不到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任何真正裂痕。”他说，“这个体系具备承受这种冲击的能力。”

在哈里里看来，当前的战争未必会持续很久。随着穆杰塔巴上台后国际油价急剧上升，外部大国面临经济压力，冲突更倾向于在短期内被控制。“伊朗或许会在地区层面变得更弱，但会长期依赖不对称手段，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构成压力。”这一判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9日的表态形成呼应——他当天表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这种情况下，更可能出现的不是体制的崩溃，而是一种日趋强硬的治理模式。哈里里认为，如果外部压力持续，伊朗国内统治反而可能进一步收紧。这种情况下，强硬派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政治体系中的权重将进一步上升，实现政治转型的空间则变得更加有限。

3月1日，哈梅内伊在美以联合军事行动中丧生后，人们聚集在德黑兰哀悼。

从制度结构来看，伊朗政治体系长期建立在两种权威的结合之上：一方面是以最高领袖为核心的宗教权威，另一方面是以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代表的安全力量。几十年间，两种权威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撑的权力结构。宗教权威提供了意识形态与合法性基础，革命卫队则承担了国家安全与战略防御职责，两者的结合使伊朗能在长期制裁与外部压力下维持国家运转。

但如果新的最高领袖缺乏足够的宗教资历或个人威望，这种平衡可能会产生变化。届时宗教权威未必消失，只不过其象征性会增强，实际决策权更多依赖制度运作与安全机构的协调。换句话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实际影响力或将进一步扩大。

事实上，过去二十多年来，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就从一支单纯的军事组织转变为横跨安全、经济与政治的综合性权力机构。其控制的企业网络涉及能源、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在地区战略与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析认为，未来它在政策制定中的角色或将进一步提升，从体制的守护者转向更直接的政治参与者。

不过，这种角色扩展往往被亲官方学者解释为国家在长期安全压力下的制度演变，而非简单的军事政治化。

2024年4月，伊朗建军节阅兵式上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图源：EPA）

在中东复杂的安全环境中，革命卫队在经济建设、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地区战略中的参与，被视为维护国家独立与抵抗外部干预的一部分。在外部军事压力和地区冲突加剧的背景下，维护国家统一、避免国家陷入类似叙利亚或利比亚的长期动荡，被更多人视为更加紧迫的目标。

但这也不代表一切就会原地踏步。阿德南指出，一个高度集中、以波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模式越来越难维持。毕竟与1979年相比，伊朗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他认为，过去支撑国家意识形态的两种叙事——以古代波斯文明为核心的民族主义以及以什叶派为核心的伊斯兰主义——均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动员力。

与此同时，伊朗社会内部裂痕也在扩大。长期的经济危机、基础设施衰败以及制裁带来的发展停滞，使社会矛盾不断累积；民族、语言、阶级与性别等多重分歧日益显现。“伊朗至今仍没有形成一种能够包容所有群体的国家认同。”阿德南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建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从当前迹象来看，伊朗政治体系仍在维持一种连续性：国家机构继续运转，安全系统保持统一指挥，精英集团内部尚未出现分裂。对许多伊朗人而言，未来更可能进入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