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如麻的76号头目，后来成为双面间谍，最终命丧新闻

说起丁默邨，大部分人能有点印象，多半是因为李安那部电影《色，戒》。梁朝伟演的易先生，阴沉、冷酷，又带着点让女人着迷的柔情，把个汉奸特务头子演得让人恨不起来。

其实这位易先生的真实原型是丁默邨。

历史上真实的丁默邨究竟是什么样子？

人人唾骂的“丁屠夫”？手上沾满了抗日志士的血？他到了抗战后期，又秘密接受了重庆的招降，成了潜伏在汪伪政府里的双面间谍。他自以为在乱世里玩转了权术，给自己找好了退路，可到头来，一条小小的新闻报道就要了他的命。

丁默邨是1901年生人，老家在湖南常德，就是今天常德市武陵区那一带。他家里是开裁缝铺兼裱画店的，不算大富大贵，但供他读书还是没问题。年轻时候的丁默邨，也算是个热血青年。

1920年他考进了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那会儿正赶上五四运动的风潮刮到湖南，年轻人嘛，都憋着一股劲儿想改造社会。

1921年他跑到上海，认识了施存统，在这位老兄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共产党的前身组织之一。回常德以后，他还挺能干，张罗着建立了青年团的小组，当上了书记。

可那时候的革命道路，哪有那么好走。

1923年，常德的团组织改选，丁默邨这个书记没当上，丢了职位。他这人心眼不大，因为这事儿心里头就种下了不满的种子。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热闹，丁默邨做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他转头加入了国民党。从这件事儿，你就能看出此人性格，其实没什么坚定的信仰，他更在乎的是个人的得失和前程。

加入国民党之后，丁默邨算是走上了他真正擅长的路。

1926年他到了广州，进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办事员。这个调查科，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统”的前身，专门搞情报的。他挺会来事儿，北伐的时候，科长陈立夫派他去上海策反北洋军阀的军舰。

陈立夫问他有多大把握，丁默邨没把话说满，他回了一句：“把握在于北伐军手中，如进军顺利，职虽不才，此去即使不成功，起码可使其中立。”这话说得漂亮，既表了忠心，又给自己留了台阶。

陈立夫一听，觉得这小伙子脑子清楚，是块干特工的料，就给了他一张“特派专员”的委任状。

从此，丁默邨算是正式踏进了特工这个行当。

1934年，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底下设了个“调查统计局”，丁默邨靠着陈立夫的提拔，当上了第三处的处长，专门管全国的邮电检查。那会儿军统的戴笠是二处处长，俩人算是平起平坐的同僚。但戴笠多精啊，他瞅准了机会，向蒋介石告了丁默邨一状，说他贪污招待费。这事儿一查，丁默邨就栽了，第三处被裁撤，他只剩下一个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空头衔。

1938年，丁默邨灰溜溜地跑到昆明“养病”。就在这时候，一个叫李士群的人派人找到了他。李士群也是老熟人，也是特务圈子里的，他给丁默邨带来一个消息：日本人在上海想组织一支特工队伍，专门对付抗日力量，缺个有经验的头儿，李士群愿意请他出山，自己给他当副手。

这对当时的丁默邨来说，诱惑太大了。他在重庆这边，就是个没人搭理的闲人，到了上海，那可就是主任、一把手。什么民族大义，什么汉奸骂名，在那个落魄的时刻，估计他都没怎么往心里去。同年冬天，丁默邨悄悄潜进了上海。

1939年2月，丁默邨见到了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可是个双手沾满中国人血的老牌间谍。丁默邨为了表忠心，献上了一份见面礼——《上海特工计划》，里头详细写着怎么破获国民党的蓝衣社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土肥原贤二大喜过望，立刻拍板支持他。

很快，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一个让无数抗日志士闻风丧胆的“特工总部”挂牌成立了，丁默邨是主任，李士群是副主任。

日本记者管他叫“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中国人则直接骂他“丁屠夫”。

最广为人知的一段故事，就是他和郑苹如的纠葛。郑苹如是个漂亮姑娘，父亲是国民党元老，母亲是日本人，但她一腔热血要报国。她混进丁默邨身边，想找机会干掉这个大汉奸。丁默邨这人好色，一看这么个年轻貌美的女学生主动贴上来，自然乐意，还让她当了自己的秘书。

可丁默邨在特务堆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警觉性高得吓人。他平时走路都低着头不吭声，睡觉都不在卧室里睡。1939年12月的一天，郑苹如缠着他要圣诞节礼物，让他陪着去买皮大衣。在皮货店里，丁默邨正看着郑苹如试衣服，眼睛一瞥，突然发现橱窗外面有两个鬼鬼祟祟的人正往里打量。那一瞬间，他脑子里的警报器就响了。他二话不说，一把推开郑苹如，猛地从另一个门冲出去，跳上一直没熄火的车就跑。枪声果然响了，打在车门上，丁默邨毫发无伤。

回去之后，丁默邨一查，所有线索都指向了郑苹如。但他没立刻抓人，他要看看这女人还想干什么。郑苹如还以为自己没暴露，又傻乎乎地打电话来约会。到了约定的日子，她等来的不是丁默邨，而是二十多个特务，黑洞洞的枪口。

最后，郑苹如被秘密处决，死的时候才22岁，据说临死前脸上还带着微笑。这事儿，后来就成了张爱玲小说《色，戒》的原型。但小说里易先生对王佳芝那点说不清的情愫，在现实里是一点都没有。丁默邨对这个想杀自己的女人，下手绝不含糊。

就在他当汉奸当得最风光的时候，他心里其实也怕。他亲眼看着日本人的败象越来越明显，汪伪政府就是个纸老虎，撑不了几天。他得给自己找后路。

1941年，机会来了。当年提拔过他的老上司陈立夫，派人悄悄联系上了他。陈立夫没骂他，而是跟他“晓以大义”，说你现在虽然走错了路，但要是能“伺机立功，协力抗战”，将来可以戴罪立功。戴笠那边也给他传话，说只要他好好干，“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丁默邨一听，这买卖划算啊，当即答应下来。

从那以后，丁默邨就过上了双面人生。表面上，他还是在汪精卫政府里当官，当过社会部长、交通部长，后来又当了浙江省省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背地里，他给军统架设电台，偷偷传递情报，还配合周佛海想办法干掉了那个曾经拉他下水、后来又跟他争权的李士群。他还救过不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这些人后来在审判他的时候，都站出来给他写过证明。

丁默邨他自认为干得漂亮。他通过戴笠、顾祝同，给蒋介石捎过话，拍着胸脯保证：“决心以原样的浙江归还中央，决不让共产党抢去。”抗战胜利前夕，他果然在浙江积极部署，把伪军都控制在手里，等着国民党军队来接收。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摇身一变，竟然被任命为“浙江省军事专员公署”的专员，帮着维持地方秩序。同年9月，他和周佛海等人一起，被戴笠用飞机接到了重庆，虽说也是被软禁在“白公馆”，但那生活待遇，可是相当优厚，有吃有喝，不用坐牢。那时候的丁默邨，可能心里还挺得意，觉得自己这步棋走对了，将来就算不能官复原职，至少也能保住一条命，安享晚年。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1946年3月，戴笠的飞机撞在岱山上，人没了。丁默邨最大的保护伞，塌了。

戴笠一死，形势急转直下。社会上的舆论本来就对放纵汉奸骂声一片，现在没了军统老大罩着，那些汉奸们的案子就得公事公办了。1946年9月，丁默邨被押回南京，关进了老虎桥监狱。1947年2月8日，首都高等法院判决：丁默邨通敌叛国，判处死刑。

丁默邨当然不甘心，他上诉，他喊冤，他把自己这几年怎么给重庆干活的那些事儿都抖搂出来。陈立夫、顾祝同这些人，也确实在背后帮他周旋，据说蒋介石一开始也没坚持要杀他。丁默邨在狱里可能还抱着希望，觉得有陈立夫、戴笠（虽然他死了，但人情还在）的保证，自己说不定能跟周佛海一样，判个死刑然后被特赦。

坏就坏在，他不老实。

1946年10月11日，丁默邨因为弟弟的一桩案子，被法警押着去法院出庭作证。庭审结束后，不知道是他自己央求的，还是家属买通了法警，他竟然没有直接回监狱，而是跟着老婆、亲戚，坐上一溜烟的人力车，跑到亲戚家吃了顿饭。吃完饭还不够，又换了一辆黑色小轿车，跑到太平路去买了药，这才晃晃悠悠地回监狱，足足在外头晃悠了两个半小时。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监狱那边发现人没回来，急得团团转。事后一查，虽然没查出法警受贿的证据，但这件事情本身太恶劣了。一个判了死刑的大汉奸，居然能在南京城里自由活动，吃喝玩乐，这成何体统！当时的《中央日报》还专门发了篇报道，题目就叫《审奸案又一怪事 丁逆默邨私通法警 乘车买药回府吃饭》。这一下，舆论哗然。

关于丁默邨到底是怎么死的，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出自陈立夫的回忆录。陈立夫说，丁默邨本来可以不死，但有一天他生病保外就医，顺便游览了一下玄武湖，结果被中央社的记者看见，写了篇《丁默邨逍遥玄武湖》的报道。

1947年7月5日下午，在苏州狮子口监狱刑场，丁默邨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据说临刑前，他已经吓得面无人色，连路都不会走了。他给陈立夫写了封诀别信，里头说：“我很感激你，我也知道你很帮我的忙，我自己不当心，都怪我自己铸成了大错……”这算是他最后的一点明白。他确实铸成了大错，这个错不是别的，就是他这辈子总想投机，总想脚踩两只船。他以为凭着自己的聪明，可以在国、共、日三方势力之间玩平衡，给自己谋个最大的利。

可他忘了，乱世里头，最容不下的就是这种没有底线、没有立场的人。你杀人如麻，抗日志士的血染红了你顶子的红；你又暗中效忠，给重庆送情报救人。你以为这能功过相抵，可这功和过，怎么能放在一个秤上称？在老百姓眼里，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在蒋介石眼里，你不过是个有用的时候就拿来用用、没用的时候随时可以扔掉的棋子。一旦你没了用，或者不听话、惹了麻烦，那就得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丁默邨这一辈子，就像他自己待过的那个76号，阴森、复杂、充满算计。他算计来算计去，算计了日本人，算计了李士群，算计了重庆，甚至还算计了那个想杀他的漂亮姑娘郑苹如。可到最后，他把自己也给算计进去了。

他死在1947年的夏天，死在南京一片看似平静的湖光山色里。那趟不该有的外出，那条不知真假的新闻，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真正让他非死不可的，是他手上那洗不掉的血，是他那个见风使舵、毫无信念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