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圣祭祀到奢华享乐：中国园林早期“台”的演变与审美思辨

台：从通神到享乐

中国古典园林有三大源头，即囿、圃、台，究其本源，囿圈养动物，圃栽培植物，台祭祀上天，后来都生发出娱乐功能，囿中可以田猎，圃中能够园艺，台上的祭祀亦能产生精神愉悦。

我国历史上较早且最为知名的台，是周文王的灵台，《诗经·大雅·灵台》载：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虡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奏公。

《灵台》篇竭力淡化周文王造台“劳民伤财”一面，而美化“与民同乐”一面，其原因要从上古之台的功能谈起。先民对大自然充满敬畏，将各种自然物（现象）神化，视为崇拜对象。巫师通过跳舞、祭拜等手段，上承人的祈求、下达鬼神的旨意，成为神与人之间的沟通者。《国语·楚语下》中有一则关于“绝天地通”的神话，是说颛顼令百姓与神彻底分开，而将与神交流的权力收为专有。于是，与上天（鬼神）沟通的权力，成为部落首领（也即后来天子）的特权。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认为，巫师“控制着通向天堂之路，并以此来维护似乎是神授的王权统治”。（张光直著，明歌编译：《宗教祭祀与王权》，《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换句话说，“天子”合法性的一条依据，便是拥有与天（鬼神）沟通的特权。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解释“王”字：“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认为能够沟通天地人神者，方能为王。从解字看，不免牵强，但却颇能形象地解释“王者通天”这一上古社会现实。

“通天”需要的场所，便是祭祀的高台。商人非常信仰鬼神，《礼记·表记》有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殷墟甲骨文也可知，当时神权笼罩一切，商王迷信上帝，凡事问卜鬼神，成为首要大事，以至于无事不卜、无日不占。但是，商末纣王却耽于淫乐，以致“慢于鬼神”，这无疑是对传统的亵渎和挑战，因此受到臣邦和子民的质疑：纣王不敬鬼神，懈怠了沟通神、人的职责，失去上帝的庇佑，那么其统治合法性何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文王开始营造灵台。可见，周文王营造灵台与他想要推翻商朝，其实并不矛盾，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在政治与武力上推翻商朝的同时，更需在精神与信仰上打破商王对“通天”的垄断。于是周文王“经始灵台”，搭建周人的通天之路，成为伐纣之前的一个当然动作。天文史学者江晓原深刻地指出：“观天、通天之灵台，实为古时最大、最重要的神器。因为通天之事，是上古时代政治上的头等急务，直接关系到统治权力之能否确立。”（江晓原：《上古天文考——古代中国“天文”之性质与功能》，《中国文化》1991年第1期）通过造台和伐纣，周人灵台取代商人祭台，周王取代商王，成为了新的神人沟通者。

从沟通神人的功能来看，上古之台，无疑是为满足人的精神而造，这与被视为中国园林的三大源头（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的另外两个——囿和（园）圃有明显不同。考其本义，囿，《说文》“苑有垣也”，原是圈养禽兽，以供统治者狩猎的地方，后因狩猎能带来身心愉悦，而生发出游玩的功能；圃，《说文》“种菜曰圃”，原是种植菜蔬的园子，后来可能在菜蔬之外又培植花草，也生发出游玩功能。因此，从原始功能看，囿圈养动物，圃种植植物，都是以实用功能为主，与追求精神满足的台不尽相同。

《白虎通·辟雍》：“天子所以有灵台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阴阳之会，揆星度之证验，为万物获福无方之元。”台，作为祭天的地方，一开始就是作为精神信仰的场所出现的。人们通过台，考揆天心验证人事，通过与天的交感，祈得心灵的满足，这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我们可以想象，在灵台周围，一群原始先民载歌载舞，祭祀牛羊，以祈求上天满意，从而降福于人间；在娱悦神灵、天人交合之际，人的精神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园林作为人类理想生活环境的现实呈现，最终追求是精神上的放松和愉悦，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园林真正的源头应该是台。

灵台祭祀，隆重而庄严，后来庄严感渐渐消退，园林的赏玩性渐渐增加，在春秋战国时期终于演化为供王侯享乐的场所。检核《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典籍，我们会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造台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从春秋早期齐襄公造高台，到战国末期魏王京台观鸟，长达四五百年时间内，包括齐、鲁、晋、楚、吴、陈、卫、宋、韩、燕、魏等诸国都有造台的记录。其中最典型就是楚章华台和吴姑苏台，不过就渊源而言，章华台更早且影响了姑苏台。

“另类”的楚人：灵王造章华

西周初年，周成王封楚君熊绎于南蛮之地，是为楚国之始，一直被称为“荆楚”“楚荆”“荆蛮”，周惠王就告诫楚成王“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楚人筚路褴褛，不断开疆拓土，经常作出一些“出格”的行为。楚君熊通自封为“楚武王”，并且此后楚君都自称“王”，须知春秋中原各诸侯无论如何僭越，也不敢称“王”，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也只是以伯爵身份自称“公”，楚君仅为子爵，居然敢自封为“王”，是对周室及中原的挑衅。之后的楚庄王甚至一度“观兵于周疆”，向周天子问鼎之轻重（问鼎中原），大有取而代之意。“另类”的楚国，一方面学习中原文化，另一方面又在语言、习俗、官制等方面与中原颇有不同：中原语言为“雅音”，楚国为“楚语”；中原贵族墓葬中死者一般头朝北脚朝南，而楚墓中则是头朝东脚朝西；中原的执政大臣为“宰”，而楚国称“尹”。楚灵王筑章华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楚国又一的“另类”之举。

《左传·昭公七年》：“（楚灵王）及即位，为章华之宫，纳亡人以实之。……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楚灵王即位于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是年开始修筑章华台。这是关于楚章华台的最早记载。在楚灵王即位之前，楚国已经在成王、庄王带领下屡次北上，与中原最强大的晋国争霸多年。前546年，楚国与晋国弭兵会盟后暂时从争霸战争中脱身，社会得以休养生息，国力迅速增加，为楚灵王修筑章华台奠定了物质基础。前535年，章华台修成，楚灵王邀请各国诸侯参加落成典礼（“愿与诸侯落之”），但来的仅有鲁昭公，楚灵王在章华台设宴招待，让一位仪表美貌的长须之人做司仪，还把“大屈”之弓赠予鲁昭公。

楚灵王建章华台目的有多重。《国语·楚语》：“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望国氛”和“容宴豆”是楚庄王匏居台的功能，楚灵王章华台当与之差不多，只是规模更大、规格更高、功能更多。“望国氛”，即望气，观望预示国家祥和或灾难的天象，这是上古高台祭天的延续；“容宴豆”，宴豆即宴饮时盛食品的器具，这里是说能举行宴会活动，也说明春秋时期台已普遍具有宴饮的功能。此外，《水经注·沔水》还说：“此渎（子胥渎）灵王立台之日，漕运所由也。其水北流注扬水。”意思是说楚灵王兴建章华台时，凿有北通扬水的运河，以利漕运之用。可见，漕运又是章华台另一特殊功能。

关于章华台的规模和形制，《水经注·沔水》载：“高十丈，基广十五丈。”按，先秦至魏晋时期一尺合23-25厘米，（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0页）如果记载属实，那么章华台高约24米，基宽约36米，大约相当于一座八九层高的楼房。又，《国语·吴语》：楚灵王“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这里，“阙为石郭”是说将石凿成石台或砌成石围，“陂汉”即筑坝引流汉水，使水环绕高台，“以象帝舜”是说模仿舜帝所建高台，形成台体高耸、周郭石围、溪水环绕的景象。简而言之，章华台以台体为中心，台下引水环绕。联想到之前的周文王灵台，也是辟雍三面临水环绕的格局，说明章华台是上古祭台形制，但是增添了更多享乐的成分。

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的郢都，随着纪南城的圮废，章华台消失于历史烟尘之中，故址便成了众说纷纭的疑案，所谓“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杜甫诗）。今人编纂《辞海》，解释“章华台”故址，便曾列举湖北潜江、安徽亳州、河南商水、湖北荆州四种说法。千年疑案，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考古发掘得到了解答。1984年，湖北荆州博物馆文物队在潜江县龙湾镇发现大量春秋战国及汉代的陶片和“放鹰台”等成组的台基。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经过考证，确认这就是章华台的遗址。龙湾遗址距离楚国纪南城50多公里，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为丘陵地带，有隆起的高地和低洼泽地。经过多次勘察，尤其是1999年的抢救性大规模发掘，人们发现遗址总面积达520公顷（清代颐和园总面积约290公顷，遗址面积是颐和园的1.8倍）。遗址内发现夯土台基22座，总面积30公顷，其中最大为“放鹰台”。以“放鹰台”为中心，自北向南、东西错落地排列了10个台基，台基之间有道路相互连接，层台起伏，错落有致，应该是一个宫苑式的建筑群。经过多次论证，专家们一致认为，龙湾遗址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遗址群，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建筑风格之奇特，在东周列国遗址中颇为罕见。

楚国章华台是划时代的建筑，它是当时第一座大型宫苑，开辟了战国以及后世高台宫苑的先河。春秋早中期，在楚国章华台之前，虽然齐、鲁、晋等国也有筑台的记录，但是台与宫并不一定在一起：台为祭祀之所和宴饮游乐之地，宫则为居住之处，两者有明显区别。但是，楚国章华台却在台的周围营建大量宫殿建筑，使得台与宫一体化，不仅规模增加了，享乐功能也大为增强。史载，翟国使者来到楚国，楚灵王为了炫耀，特意在章华台设宴款待，这位使者“三休，乃至于上”。中途休息了三次，才能登顶，因此章华台又名“三休台”。既然要“三休”，说明章华台可能有四层，让人们惊奇的是，考古发掘表明，目前龙湾遗址中最高的“放鹰台”就是一座四层的高台：第一层台高出地面3-4米，台基面积约1.3公顷；第二层台高出第一层约1-2米；第三层台高出第一层约3.5米，与第一、二层的夯土台基不一样，这一层为土木结合台基；在第三层台顶部有一块高出台面30-50厘米的被火烧后的台面，可能就是从第三层台登上第四层的楼梯部位，第四层之所以消失了，是因为这一层乃是木构建筑，被火全部烧毁。（陈跃钧：《楚章华台考》，《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2-700页）这座四层的高台，第一、二层为夯土台基，第三层为土木台基，第四层为木建筑。以夯土为基座，土木结合为支撑，木建筑为主体的大型高台，应该就是文献中章华台的主体建筑。

在龙湾遗址中，还发现了带钩的筒瓦、铜制的门环、粉刷的砖面及精致的贝壳路面，均表明章华台建筑的华丽和精美。古代的道路，一般为土路，因此能留下遗址的很少；比较高级的道路用鹅卵石铺垫，章华台中用贝壳嵌砌道路，实属稀罕，况且还是距今二千多年的春秋时期，足令人惊佩。楚国屈原《九歌·河伯》中有“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阕兮朱宫”的记载。考古发现，章华台的贝壳路，三面环高台，总长30余米，宽1米，似为一条专为国君、贵卿铺设的幽雅小径，路面中间略上弧，贝壳洁白如玉，纹如鱼鳞，正是屈原笔下“紫贝”“鱼鳞”的生动写照。

从目前龙湾遗址已经探明约4公顷范围来看，章华台遗址总体有四个基址群，群与群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处于空白，推断当时该处应该是小溪、湖泊之类的景观，结合文献记载的“其水北流注扬水”且经过考古探明的古河道，可以想象，章华台中高台耸立、建筑错落、大河环绕、湖水溪流萦绕其间的宫苑景色。

何以为美：伍举论台

章华台是“另类”楚国给世人的惊世一笔。宏大而华丽的宫苑，成为其他各国纷纷效仿的对象，开启了“高台榭，美宫室”之风，以致楚灵王在后世多为无道昏君的形象。最早批评楚灵王的，是春秋末、战国初的墨子。《墨子·兼爱中》有云：“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墨子一向提倡节俭，当然会对楚灵王的奢靡行为大肆批判。《战国策·魏策二》借鲁共公的口，将楚灵王的高台与美酒、甘味、女色一起，视为能让人沉迷堕落的东西。东汉末年的边让《章华台赋》，也以楚灵王建章华台为反面例子，讽谏汉灵帝不要奢建大型宫苑。此外，其他如《史记·鲁世家》《史记·楚世家》《国语·楚语上》《国语·吴语》《新语·资质》《淮南子·道应篇》《说苑·正谏》《汉书·东方朔传》等先秦秦汉典籍，都对楚灵王造章华台有过批评。其中，尤以《国语·楚语上》中“伍举论台”最值得注意：

吾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也。……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周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天子之贵也，唯其以公侯为官正，而以伯子男为师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故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台度于临观之高。其所不夺穑地，其为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废时务。瘠硗之地，于是乎为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僚之暇，于是乎临之；四时之隙，于是乎成之。……夫为台榭，将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匮之也。若君谓此台美而为之正，楚其殆矣！

章华台土木崇高、彤镂精美，“观大、视侈、淫色”，说明在物质上、视觉上的确是美的，这也是楚灵王自鸣得意的地方，也是其他诸侯纷纷效仿的原由。伍举借由此台表达了政治理念，君主不是不能建造高台，但一定要有所节制，不能为了私欲而损耗国家和百姓的利益。怎样做到节制？有“四不”和“四要”。所谓“四不”，即“不夺穑地”“不匮财用”“不烦官业”“不废时务”；“四要”即“为瘠硗之地”“用城守之木”“临官僚之暇”“成四时之隙”。“四不”和“四要”，分别从土地、材用、人力、时间等方面，两两相对，一反一正，做了具体要求：土地使用不能占用耕地（“不夺穑地”），而要使用贫瘠之地（“瘠硗之地为之”），材用不要消耗府库的贮藏（“不匮财用”），而要实用城守军备所剩余的木材（“城守之木用之”），时间和人力不要影响官府日常政务（“不烦官业”），也不要影响老百姓的时令耕作（“不废时务”），而要利用官员在公务闲暇之时来管理工程（“官僚之暇临之”），和利用老百姓四时农闲之时来完成工程（“四时之隙成之”）。伍举的这“四不”和“四要”是针对楚灵王的批评，反过来看，也正说明这座“举国留之，数年乃成”的章华台，使得楚国百姓疲惫，财用耗尽，年谷歉收，官员烦扰。

更为重要的是，伍举还提到了“无害为美”的美学观，所谓“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为“美”下定义，是中国美学史上的重要篇章。“无害”的实质就是“向善”，善就是美，美亦即善，二者密不可分。如何“无害”，即要上下、内外、小大、远近这四种对立关系处理得当，达到协调，才叫美，其思想核心与先秦提倡的“和”的概念是一致的，实质也是一种“以和为美”。伍举论美，既体现了我国早期审美认识上美善同义、美善统一的特点，又反映了先秦哲人普遍重视保民、关注民生、注重民本的思想倾向。他们要求位上的“君”和处下的“民”能上下和谐，强烈反对国君过度膨胀的声色私欲。伍举论美乃针对台而发的，而台又是中国园林重要源头之一，因此这段文字可称中国园林美学的开篇之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伍举论台两百余年后，有孟子对周文王造灵台颇加赞赏，思想与伍举一脉相承，《孟子·梁惠王上》有云：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这是一段非常著名的对话。灵台之乐，不止宗教祭祀带来的原始欢愉，还有更为充满政治理性的“乐”——与民同乐。孟子在向当政的君主讲述了一个简单又深刻的道理：“与民同乐”者，方可享受到真实的快乐；蹂躏百姓企图一人“独乐”者，只能激起民变，走向灭亡。孟子所举“与民同乐”的例证，就是周文王修灵台。周文王虽用百姓修筑灵台，但百姓仍很高兴，原因就在于文王能与民同乐。在孟子看来，君主只有体恤下民，关心百姓疾苦，与百姓同忧同乐，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快乐；反之，纵然有台池苑囿带来优越物质享受，但因百姓未能快乐，甚至痛苦，那么总有一天会推翻君主的统治，君主岂能独自一人快乐下去？孟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中，“独乐”和“与民同乐”，成为判断君主贤明与否的重要标准。

“与民同乐”的周文王是贤君，周文王的灵台之乐也成为后人心中一个永远的榜样和标杆。在文王灵台中，“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于牣鱼跃”，鹿伏、鸟翔、鱼跃，各适其性，各得其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安宁。这样的园林景色，在“与民同乐”的意义阐释下，充满了政治理性，也为后世园林种下了一粒政治的种子。《孟子·梁惠王下》有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后世那些出仕的儒者往往以这样的“忧乐”观作为人生准则，即便游赏园林，也不忘心系庙堂和百姓。唐代白居易“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在贬谪杭州时，用心疏浚西湖，杭州人至今心怀感念；北宋欧阳修任滁州太守，宽政爱民，《醉翁亭记》中那些与民同乐情景，为世人千古传颂。西湖、醉翁亭这样的园林，之所以长期被人津津乐道，就是因为在白居易、欧阳修这样的儒者兼政治家“与民同乐”的浸泽下，获得了深沉而悠长的政治理性和文化底蕴。

伍举赞许周文王与民同乐、以教民利，将君主必须节制私欲的政治理念和无害为美、以和为美的审美倾向，统一在“台”这一具体事物之中，由此在楚灵王眼中纯粹感官享受的“台”之上打下了深深的政治理性烙印，后世中国园林在亭台楼阁的诗情画意的背后，总会渗透出或浓或淡、或显或隐的政治气味，其源头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