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高级将领长征时为严明纪律错杀贺子珍弟弟，牺牲78年清明立碑

陕西富县直罗烈士陵园，青山隐隐，松柏苍劲。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静静伫立于苍松翠柏之间的20余米高的纪念碑，石碑下绿草芳菲,安谧肃静,一块黑色的石碑，烈士名单排列在第一位的是黄甦，他的墓碑上简单地记载着他的生平及担任的职务，最后一行清晰地雕刻着立碑为：2013年立。

对此，有人可能会觉得疑惑，我们这位烈士职务非常高，资格非常老，曾经担任过中央委员、红军师政委、军政委、军团政委，牺牲时间是1935年11月，为何会时隔78年后的2013年才立碑，他究竟有何过往呢？今天我们在这里做个系统的详细介绍。

黄甦，又名黄苏，1908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县佛山镇（即今天的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一个贫苦粤剧艺人家里。他的父亲是社会最底层的粤剧艺人，一家四口，终日挣扎在生死线上。1913年，母亲病故。年少的他开始担起母亲的职责，照料弟弟，操持家务。15岁那一年，因生活所迫只身到香港谋生，在一家洋行做杂工，一人承担了烧饭、拖地、冲洗厕所、进货、搬运等粗重活，从凌晨到深夜，累得腰酸腿痛。

黄甦烈士故里

此时，饱受洋行老板压迫剥削的黄甦，愤然离开，所幸被一名老电工收留，成为检修电炮的学徒，并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迅速成为一名技艺精湛的电器工人，他同时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黑暗，思想日趋先进，并积极投身当地工人运动，他走街串巷、挨家挨户，贴标语、送传单，宣传民主自由意识，鼓励群众应势而起、投身斗争、争取权利，成长为一名工人领导人。在著名的省港大罢工中，黄甦担任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支队长。他率领队员巡逻海岸、封锁港口、缉拿私运，用简陋的武器一次次平息了阶级敌人对罢工的破坏和捣乱，极大严惩了破坏罢工的走狗，展现出的英勇无畏深入人心。

那时的黄甦不到20岁，个头不高、膀宽腰圆，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得异常机智、勇敢、活跃，深得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器重，表扬他为‘五虎将’之一，加入了先进组织，并派送到军政训练班学习，在随后的广州起义中，黄甦勇当赤卫队敢死队队长，率赤卫队切断敌人电话、电灯线路，阻止敌人反扑，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 起义失利后，黄甦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先后任香港摩托车职工总会书记、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部长、广东省委常委兼军委委员等职。

此时，赣南、闽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需要大量军政双优，经历过革命烽火考验的年轻干部，黄甦奉命离开香港赴闽西，并担任新红12军政委，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从此踏上从工人运动转向武装斗争的新征程，他与新红12军军长左权关系融洽，并肩作战。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盘踞闽西的军阀张贞，疯狂地向根据地进攻。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黄甦和军长左权积极组织和指挥部队反“围剿”，取得了一系列战果。

在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中，黄甦历任红34师政委、红1军团1师政委、红八军团政委等重要职务，他率部辗转冲杀在敌人堡垒与重兵之间，反复拉锯，打过多场硬仗恶仗，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由于他具备坚定的革命信仰，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要知道，军队是一个纪律严明、要求高度专业化和忠诚度、又能打仗的特殊组织，既要符合中央委员的高标准要求，又要满足红军队伍中的特殊需求，这无疑是双重的高标准筛选，因此，那时候在红军队伍中担任“双委员”的领导并不多，由此可见他在红军队伍中的核心引领和指挥作用的地位层级。

在红军长征前夕，由红21师和中央警卫师在江西兴国崇贤圩合编，组建红八军团，全军团一万余人，黄甦临危受全担任军团政委，由于当时正值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局面，部队情绪低落，特别是一些新战士知道要离开家乡远征，思想波动较大，不愿意到外地去，甚至有些人还开了小差。为尽快稳定军心，黄甦除了进一步加强军事领导力量外，还想方设法加强全军团的政治工作，以身作则带领部队。至今，兴国老百姓还记得那位带着浓重广东普通话政委的鼓励语言：“只要我们红军还在，就一定能战胜困难，战胜敌人。” 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和革命传统，编了很多简短通俗的战斗口号，便于战士们牢记，以宣传鼓动大家的士气，从此踏上新的征程。

红军长征出发时，红八军团担任全军的右后翼，掩护军委纵队前进。越过三道封锁线后，红八军团变为左后翼，一度还担任了全军的后卫。红八军团奉命到达湖南灌阳水车地区，寻机强渡湘江，然而，敌人前堵后追，红八军团陷入重围，与敌混战在一起。夜色中，敌两个师从红八军团后面席卷而来，与此同时，至少一个团的桂军又从红八军团中间插入，将红八军团拦腰截断。从午夜开始的，敌人蜂拥而至，顿时枪声大作、飞机轰炸、炮火腾空，顷刻间红八军团建制乱了，队形乱了，黄甦临危镇定自若，指挥部队，左冲右突。

在黄甦的指挥下，终于稳定局势，红八军团先头部队终于到达湘江边上，此时，发现湘江的浮桥已经被敌人炸毁，渡口已经被桂军占领，万般无奈之际只好掉头向北，从位于界首下游12公里的凤凰嘴徒涉过过，就在这短短的路程中，没有吃上饭的战士们，部队布置好警戒并赶紧煮饭，没有菜、没有盐也没有碗，指战员们用帽子装饭吃。更为严重的是基本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并与前队相距甚远。饭还没吃完，红八军团的前卫部队正在过江，又遭到从新圩追来的敌军拦截，涉水渡江的官兵，面对敌人的各种枪弹扫射、炮弹轰炸，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和招架之功，只能成为敌人的活靶子。江中的水浪此起彼伏，不断有人沉下去，不断有尸体、枪支浮上来，整个湘江血水茫茫!遭受了重大的牺牲。

军团政委黄甦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到达西岸时，跟随的仅有一个油印员。两人呆呆地望着河面，看着仍在江水中挣扎的战友，虽肝肠欲断却又无可奈何。当天晚上，收容过江人员、整理队伍，发现全军团战斗人员仅剩600余人，连挑夫、勤杂人员等加起来，也不过1000人。鉴于红八军团受到严重损失，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上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建制、番号，将其并入红五军团，黄甦调任红一军团一师担任政委。

那个时候，红一师接到了命令，所部袭占施秉、余庆，直奔龙溪，抢渡乌江。小时候看过红军《突破乌江》的电影，是这支队伍的真实再现，乌江自古号称天险，两岸陡峭，水深流急，是遵义、桐锌南面的一道天然屏障，红军要夺取遵义、桐锌就必须先渡乌江。在红军到达黄家村之前，敌人已经把这里洗劫一空。他们抢走了村民的衣物、粮食，抓走了青年，烧毁了渡船和房屋，企图使我军无法在此立足，更无法渡江。然而，我先头团到达黄家村后，一方面抢救受害的群众，为他们治伤、救火和修补房屋，并发动群众将地主的粮食和衣物分给大家，通过制造佯攻乌江的阵势，对敌人的火力配备情况进行了侦察。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黄甦精心地从全师范围内遴选出36名水性极佳、谙熟水性的战士，安排他们提前进行偷渡行动。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乌江的江水汹涌澎湃，好似一头狂怒的巨兽，试图吞噬一切敢于挑战它的人。黄甦下令开始渡江，第一次强渡中，由于水流湍急，天寒水冷，强渡用的绳索被敌人炸断，未能成功。他们在失败中寻找经验，后在群众的帮助下，创造了双层竹筏。第二天夜晚，红军又组织偷渡，但因夜间天黑联络不便，竹筏又不易掌握，只有陈连长、黄大发、罗小光等侥幸到达彼岸，不料陈连长的手电筒失落江中，无法用信号联络，大部队不能继续过江。陈连长等见寡不敌众，只好隐蔽起来。

到了第三天，红军的处境非常危险，后面有敌兵追赶，前面有乌江天险，黄甦决定再次组织强渡。红军的英勇行为使守在北岸的敌旅长侯立担的部下胆战心惊，拼命死守。当我军的先头船只刚驶到对岸就遭到敌人的疯狂反扑。危急关头，突然后面枪声大作，原来隐蔽在北岸的陈连长等人出其不意地智取了碉堡，接应了部队过江。红军登岸后，陈连长等人又占据了敌人背后侧翼山头，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缴枪投降。

这支红军部队在三天之内，机智勇敢地打败了乌江对岸的侯立担的一个旅的兵力，完成了突破乌江天险的战斗任务，工兵连得以迅速地架起浮桥。这浮桥就像是一条横跨乌江之上的生命线，为红一师开辟了通往胜利的道路。红一师按照一、三、二团的顺序有条不紊地成功渡过了乌江。三天之后，红军顺利地占领了遵义城，为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知道，当时的红军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艰难险阻之后，迫切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进行战略调整和决策部署。遵义城的占领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必要的地点和相对安全的环境保障。

遵义会议后，面对敌人的重兵合围中央红军，在这紧急关头，上级果断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北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黄甦率红一师一渡赤水，赤水河畔，上级领导高度赞扬了红一师，说红一师作战英勇顽强，还能机动灵活贯彻军委作战意图，不是死板机械地执行命令，虽然多次被敌人前堵后击，但损失不大，都较好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1935年6月，红军长征的征程延伸到了松潘大草地南缘的毛儿盖地区，这是一个人口稀少、高山多谷、土地贫瘠的地方，原本居住着三四百户藏民，由于反动派进行了大量的负面宣传，致使当地的藏民们把粮食牛马等藏了起来，居民纷纷躲避起来，整个区域几乎不见人影。这无疑给长途跋涉至此红军的处境雪上加霜，本就物资匮乏，有钱也没有地方采购，而绝粮多日更是将他们推向了生存的边缘。这一时期的红军，面临着外部民众误解以及内部物资极度短缺的双重巨大压力。

红军的粮食本来就不够吃，再加上当地的青稞也没有成熟，因此大家只能挖野菜充饥，可是人这么多，野菜也很快就吃光了。即便如此，红军队伍也一直严格遵守《三大纪念八项注意》，要求战士们绝不允许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所以红军们尽管饱受饥饿之苦，却始终都遵守着铁的纪律。在那段特殊的时期里，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疾首、无比惋惜的悲剧事件：这支部队有一名小红军因为违反军纪，被红一师政委黄甦签署命令处以极刑。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这一天，师政委黄甦接到一份报告称：所部有一名战士擅自闯入居地不远处的一座喇嘛庙，趁着庙里无人之际，私自拿走了里面多达1000多花边（银元）呢。” 黄甦一听，登时大发雷霆：“一再三令五申要严守纪律，遵守群众纪律，谁敢如此明目张胆地破坏纪律，而且数额特别巨大，必须严肃处理！” 很快就召集会议出了一项重大决定：为了严肃军纪，对该犯处以枪毙的极刑！这一决定绝非草率之举，在军队的管理体系中，军纪犹如钢铁般的框架，支撑着整个军队的秩序、纪律性和战斗力。他必然是经过了慎重的考量、全面的调查以及权衡各种利弊之后，才做出如此沉重的决定。

然而，当得知这名违纪的小红军是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有的领导就犯了难，提出能否缓刑，并事先发个电报通报一下情况。可惜在当时紧急的军情下，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切。黄甦对大家说“不能再等了！现在要紧的是维护部队铁的纪律，坚决制止可能再发生的损坏群众利益的行为。如果军纪不严，乱拿群众东西，怎么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这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吗？这与反动派军队还有什么区别？”停了一会，他又继续说：“我们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铁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他下令：“立即执行！”军法如山。

政委黄甦最终拍板敲定这事，并指出：军纪的严肃性，是军队能够保持强大战斗力和高度团结性的基石。一旦军纪遭到破坏，那将会在军队内部引发连锁反应，犹如平静的湖面投入了一颗巨石，产生的涟漪会不断扩散，影响到军队的士气、凝聚力以及作战能力。在战争时期，任何一点纪律上的松弛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比如作战计划的泄露、部队之间配合的失误等等。贺敏仁的行为，不管其具体情形如何，必定是触犯了师部所坚守的军纪底线。这个底线就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是保障全体士兵利益、确保军队任务顺利完成的基本要求。师部的决定，虽然看似残酷，但从维护整个军队的长远利益来看，是一种必要的手段，旨在警示全体将士，军纪的威严不容侵犯。

贺敏仁是江西永新烟阁乡黄竹村人，他是贺子珍最小的弟弟，他的父亲贺焕文早年当过县长，民国初年辞掉官职后，开了一家茶馆，再加上家中还有一些良田，因此虽说家道中落，但比起一般人家，还是要殷实一些。所以，贺敏仁小时候并没吃过苦，后来贺焕文为支持革命，变卖了茶馆，而贺敏仁的兄弟姐妹也都纷纷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为了躲避反动派的抓捕，贺焕文携妻逃离了永新县城，考虑到带着贺敏仁多有不便，于是就把他临时寄养在了舅妈家里。

一转眼，贺敏仁就长到了13岁，那天，姐姐当贺子珍又来探望他时，他主动提出想要参加红军，和哥哥姐姐们一样上战场杀敌。由于他参加红军时年轻尚小，起初在黄公略部3纵当战士，3纵扩编为红6军9师后，他成为一名小司号员，后9师又改编为红3军，长征前改编为红1军团1师，他便是这支部队的一名普通战士。在红军长征期间，特别是来到草地边的毛儿盖地区时，条件特别艰苦，没有吃过什么苦的他那点“少爷脾气”就暴露出来，有他的同乡兼战友回忆，一路上嘴里牢骚不少，纪律意识也不够严肃，对“军纪如山”这句话的理解，远远不如那些在白色恐怖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兵深刻，也正是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虽然经过一番查证核实，最终确定贺敏仁仅仅拿取了一百多个铜板，这换算成银元的话，顶多是一块花边（银元）。虽然数字大有出入，但他确确实实拿了藏民的铜板，触犯了红军铁的纪律，当时的战争形势极为严峻，红军面临着敌人的重重围剿，可谓是腹背受敌、险象环生，在这样的生死存亡之际，指挥者容不得半点差池，每一个决策、每一次行动都关乎着红军的命运，这种纪律不仅仅是一种约束，更是一种信念，一种能够让红军团结一致、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政委黄甦深知战场群众帮助的重要性，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对局势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在军中的威望，在权衡了各种利弊得失之后，毅然决然地做出了这个决定。

贺敏仁最终被枪毙了。这一事件有着诸多复杂的因素交织其中。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环境之下，各种规则和纪律有着严格的要求与执行标准。贺敏仁的行为触犯了当时既定的规则和纪律，而这些规则和纪律是不容侵犯的，它们是维持秩序、确保公正的重要保障。每一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谁也不能例外，他的行为带来的后果致使他最终面临了被枪毙的结局。

红军长征胜利后，时任陕甘支队大队政委的黄甦，主动请求参加这一战役，其时，陕北高原雪花飘飘，寒风透骨钻心，黄甦亲率一个团负责直面攻击敌军，向敌军重兵踞守的要害部位猛烈进攻，山鸣谷应，千军万马，直冲敌人营垒，冲杀拼刺之声震天。敌军踞要地顽抗，双方逐山进行争夺，当夺取第五个山头的时候，黄甦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7岁。黄甦是红军军团政委级别、苏区时的执委，因此，他是红军长征时牺牲最高级别的军事将领。

黄甦烈士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始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书写忠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他不惧艰险、不计得失、舍生忘死，而在长征途中针对贺敏仁一案的特殊时期，加之其违反纪律涉及少数民族等诸多繁杂事情，他的这件事情比较少记载，便是冷处理，直到新世纪后，他的英勇事迹越来越多的后人讲述，他的老家佛山也开辟其故居和事迹展览，为他树碑立传，也便有2013年清明时节为他立石碑的时间节点，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