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与战略界一个越来越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是美国霸权性质的历史性转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学界，一种共识基本形成：那个曾经在冷战后以提供公共产品为特征、试图维持某种“仁慈霸权”面貌的美国，正在加速向依靠强权攫取私利、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掠夺性霸权”退化。 美国向“掠夺性霸权”的转向，并非其实力大增后的从容布局，而是一次基于深刻认知错位和国内政治极化而产生的战略误判。剖析其深层动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三大根源： 其一，基于力量相对衰落的严重认知焦虑。与拜登政府认为美国依然强大不同，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沦为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不再是当年独一无二的霸权国家。虽然认识到了新现实，但习惯于单极时刻的美国决策层，无法以平常心看待其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必须指出的是，美国的焦虑并不源于其绝对实力的全面衰退。美国的焦虑源于相对优势被压缩后所产生的恐慌感。当现有的多边机制和自由贸易规则无法确保美国永远稳居绝对优势的金字塔尖时，美国的战略逻辑便从提升自身竞争力退化为打压竞争对手的潜力。这种试图通过政治和行政强制力来扭转经济规律的“小院高墙”，本质上也是一种应激性的掠夺。 其二，关于旧秩序让美国受损的虚假战略想象。近年来，美国国内充斥着一种“受害者叙事”，即认为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让美国“吃了亏”，现有国际体系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如果我们将视线拉回宏观的历史维度，就会发现这种认知是荒谬的。事实上，冷战后的世界体系中，美国不仅不是受害者，反而是获利最多的发达国家。在冷战后期的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迅速，两国的GDP总量加起来一度与美国相当。当时的美国战略界同样惊呼“日本第一”。然而，经过冷战后三十余年的经济全球化洗牌，美国通过其在金融、科技和数字经济领域的霸权，移居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到了今天，美国的GDP总量已经是日本和德国GDP总和的两倍以上，将昔日的两大经济挑战者远远甩在身后。攫取了经济全球化丰厚利润的美国，反过头来宣称自己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害者”，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扭曲，更是粉饰掠夺性政策的一块遮羞布。 其三，美国极右派主导世界、重塑零和博弈的政治冲动。霸权政策的转变离不开国内政治土壤的异化。随着美国国内社会撕裂、贫富分化加剧，一种带有强烈排外色彩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极右翼思潮开始反噬美国对外政策。这种思潮缺乏建立一个包容性国际秩序的耐心，将国际关系粗暴地简化为霍布斯式的丛林法则。在极右翼的战略框架下，盟友被视为可以随时敲诈的提款机，多边机构被视为阻碍美国发挥实力的绊脚石。这样一来，美国眼里的霸权就不再是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责任，而是肆意收割全球财富的特许工具。 然而，从长周期的霸权兴衰史来看，美国的掠夺性霸权行径不仅在道德上是破产的，在战略上也将是不可持续的。 霸权的维持必须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合法性与公共产品供给之上。纯粹依靠压榨和掠夺的收保护费模式，必然会导致国际社会离心力的急剧上升。美国当前的政策实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挥霍其二战后积累的软实力。它不仅逼迫竞争对手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也在迫使其欧洲、亚洲盟友开始寻求战略自主和供应链的多元化，以对冲美国政策的不可预测性。 美国的掠夺性霸权更像是一种周期性现象。美国在历史上曾有多次类似的冲动。这种变化在本质上是霸权在遭遇结构性矛盾时的一次应激性反应。当掠夺性政策带来的反噬效应大于其所能攫取的短期收益、当维持强权的成本超过其承受极限时，这种政策模式必然会走向死胡同。在未来的某个历史节点，外部压力与内部代价将迫使美国进行新的战略转型。至于下一次转型是走向更加孤立的收缩，还是在痛定思痛后回归理性与多边主义，将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与国际环境之间的互动状态。（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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