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将中国妇女“献给”日军，两年后自杀，我国人民为何还要纪念她

很多人刚听到这件事第一反应都是，这不就是帮鬼子的坏人吗？怎么还配被我们纪念？可这事反转得让人鼻子发酸，这个女人不是中国人，是个从美国来的女教员，她做这件事的时候，早就把自己的命押上去了。南京大屠杀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她守着南京的女子学院大门，硬从日军眼皮子底下救下了上万个逃命的中国人。

她本名明妮·魏特琳，大伙都习惯叫她魏特琳，1886年出生在美国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骨子里就是个认死理的实干派。1912年她第一次来到中国，一头扎进了女子教育里，别的来华传教人士只想着发展信徒，她倒好，先记下来每个女学生的名字，说女孩子得先堂堂正正做个人，之后再谈别的。她还顶着满街封建保守势力的非议，给学校办了女子篮球队，建了科学试验室，放在当年那可不是赶时髦，是实打实捅破旧规矩的事。就这份把人当人的执念，成了她后来拿命换人生存的底气。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她正在北方避暑，换作别的在华外国人，早就找领事馆收拾东西跑路了，起码也躲去没战火的地方观望风向。她倒好，直接扔了休假计划，连夜买了南下的火车，一头扎回了已经风声鹤唳的南京城。一回学校，她就让人在校门口写下防空告示，当天夜里就带着师生挖防空壕。她心里门儿清，城外就要打大仗，这院子加上美国的身份，是仅剩能给逃命的普通人遮风挡雨的地方了。

南京城沦陷的时候，没走的外国人凑了个国际救助组织，只有她一个女性，专门负责收容逃难的女眷。原本学校的八栋楼最多塞两千七百人，结果涌进来一万多逃命的百姓，过道、房顶、甚至篮球场的地板上都躺满了人。换作任何人，可能都会锁上大门保院子里的人安稳，可她偏日军闯进来搜人的那天，院子里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刺刀都顶到她腰上了，她半步都没退。她攥着美国国旗挡在校门口，一口咬死院子里只有妇女孩子，没有所谓的溃兵。日军扇她耳光，用刀架在她脖子上吓唬她，她就像块砸不碎的花岗石，死死钉在学校的台阶上。她赌的就是日军还不敢明目张胆得罪美国，拿自己的命，给一万人换了一线生机。

不，来一个收一个，哪怕担着全院子人都日军硬的不行就来阴的，使出了最歹毒的损招，逼着魏特琳从收容的人里挑出风尘女子供他们糟蹋，不然就冲进来把院子里所有人都抓走。这根本就是个无解的死局，不答应，全院子一万多人一起死，答应了，她就是帮凶，一辈子都洗不清骂名。她没偷偷逼任何人，把这个血淋淋的选择明明白白摆在所有人面前，说愿意站出来的全凭自愿，绝不强逼谁。最后二十一个女子站了出来，换来了院子里暂时的安稳，可这件事成了魏特琳心里永远好不了的血淋淋的伤口。

没命的风险，也不肯把人推出去喂狼。

段日子她没空想什么教书育人，满脑子就那时候汪精卫伪政府的报纸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泼脏水说她拿中国清白姑娘巴结日军，不明真相的外人也跟着瞎嚼舌根。她本来在日军的暴行下精神已经绷了三年，这一盆盆脏水泼下来，心里那根紧绷的弦直接断了。她夜夜睡不着觉，一闭眼就能听见日军皮靴踩在地上的声响，1940年她只能拖着病体回美国调养。不到一年，五十五岁的她，在美国的一处出租屋里开了煤气自杀，留下的绝笔全写满了南京的街巷，她到死都在怪自己没能救更多人。

一件事，护住这些活生生的命。一直到1946年审判战犯的时候，逃过劫难的幸存者张秀英站出来说了实话，她在法庭上死死攥着证人席的栏杆，说要是没有魏特琳，她早就成了孤魂野鬼，根本站不到这里指控日军的罪行。这段沉埋了好几年的冤屈才终于洗白，其实当年南京的师生很多人至今都想不明白，她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要拼到这个地步。其实她根本不是什么完美无缺的圣人，她只是在那个所有人都只想自己逃命的烂摊子上，拼了命给更多无辜的人抠出一点活下去的缝隙。她遇到的本来就是一道解不开的死局，换任何人站在那里，都不可能把满城百姓都救出去。可她没有跑，没有躲，哪怕最后被骂被误解，把自己的命搭进去，她也没丢了自己的良心。

早就知道真相，偷偷给她办祭礼的时候，墙外面还传着伪军练兵的喇叭声，想想都让人觉得戳心。现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还给她铸了铜像，铜像上的她眉头拧着，满是焦虑，就和当年她挡在学校门前的样子一模一样。

我们纪念她，从来不是说她做的选择完美无缺，只是敬佩她在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里，还敢站出来扛下一切，还能守住做人的底线。那个年代，不少中国人都为了活命卖同胞，她一个远来的外人，却把中国人的命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就凭这一点，她就值得我们所有人永远记住她。

参考资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魏特琳日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