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随性不是每个人都适用的，而纪律能够决定损益下限

作者：逸柳的知行之路

来源：逸柳投研笔记（ID：ealiu_investment）

因为史学家和文学家的渲染，李广的名气很大，而跟李广同时期，还有一个将军经常被拿来跟李广做对比，那就是程不识。这两个将军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两人身处同一时期，并且都被派往边关驻守，因此从古至今都有很强的比较价值。

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六月，罢。广与不识俱以边太守将兵，有名当时。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

臣光曰：《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

——《资治通鉴·汉纪九·汉世宗孝武皇帝元光元年》

李广的带兵方式是比较随意的，没有什么固定的队列和阵型，他们出征在外，碰到水源和草地，就自由休息，士兵们各自活动，也不进行巡逻，不用敲打刁斗以提醒士兵保持警戒，当然，也会派哨兵监视敌军动向，在李广历次带兵经历中，也未曾遭遇突袭。总的来讲，李广的队伍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依靠士兵们的自律。

而程不识则不同，他很讲究军队纪律，队列和阵型都规规矩矩，行动十分整齐，安营扎寨的时候，士兵们轮流巡逻，敲打着刁斗以随时保持戒备，军队中的文官晚上一直忙到天亮，部队都不能随便休息。但是敌军也不敢进犯程不识的部队。

不过由于人们普遍喜欢轻松的环境，所以久而久之士兵们都更加乐意跟着李广，而不愿意跟随程不识。

司马迁和司马光对于这两位将军的评价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司马迁对于李广给予了高度评价，还单独给他立传，而程不识则没有独立的篇章，太史公对李广是不乏溢美之词，说他的行为体现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司马光则从纪律性的角度来看待李广和程不识二人，他认为李广的那种风格只适合他自己，不能够被其他人效仿，否则很容易对偷袭失去防御力，并且实际上，李广后期或许就是受了这种风格的累，因为不适合大兵团作战，出现了几乎全军覆没和迷路等状况。

此外，司马光还认为李广的做法不利于整体的兵制建设，人性倾向于身处舒服的环境，因此汉军当时就更喜欢跟着李广，而不愿意跟程不识，也就是说，李广的做法让程不识等其他将军更难管理士兵。司马光总结两人的风格，认为程不识的做法具有复用性，模仿他的严明军纪的做法，即便是不能够取得战功，也不至于大败；但是如果模仿李广的做法，让队伍完全依赖士兵的自觉，最后就很容易面临全军覆没。

不同的风格适合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就如司马光所言，李广都并非一个好的学习榜样，他的风格对于条件的限制太苛刻了，涉及的变量太多，一旦某个条件不满足，就容易遇到危险，并且会带来很大的损伤。李广本人在前期能够支撑这样的带兵方式，可是到了后期，随着对匈奴的作战由被动防守转入进攻，而且开始大兵团作战，李广带兵风格的弊端也就逐步体现出来了。

历史上很多名将、良将都讲究军队纪律的建设，不管是司马穰苴、孙武，还是韩信、周亚夫，取得成绩的将领无一不是重视军队纪律的。而纪律的目的就是尽可能降低不确定性，战局本就是瞬息万变，如果再加上部队本身具有不确定性，那这战就没法打了。

不仅是军事上，对于做事情或者搞投资，纪律性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股票市场的变化不比战场少，而且有无数的行动方，虽然说绝大部分人都是背景板，是价格接受者，但是每个主体都会或大或小影响到价格，面对如此不确定性的场景，如果还因为自身行为缺乏纪律性让决策者自己具有不确定性。

只不过股票市场中，这个“纪律性”有着不同内涵，并且其本身也包括着对不同场景的应对方式，而为了弄清楚什么是“纪律性”，则可以参考李广和程不识的案例，使用找反例的方式，与“纪律性”相对的，就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做决策，不思考、不谨慎，散漫而随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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