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村里来个算命的，指着弟弟对娘说：这孩子有官相，从此苦了我

三天前，娘走了。

我握着娘的手，坐在木床边。窗外的梧桐叶子黄了，在秋风里瑟瑟发抖。娘的眼睛半睁着，嘴唇微微颤动。

"大妮，娘对不住你。"

这话像一把钝刀，猛地扎进我心里。我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哭自己，也哭娘。几十年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娘面前如此失态。娘的眼角滑下一滴泪，然后就那样静静地走了。

我叫杜大妮，生在陕南的一个小村庄。记忆中的家总是灰扑扑的，土墙灰瓦，一到雨天就滴滴答答漏水。爹在我六岁那年得病去世了，留下娘、我和三岁的弟弟小宝。

爹走后，亲戚们都劝娘再找一个。"桂芬，你还年轻，带着两个娃太难了。"大姨总是这么说。娘却总是摇头："后爹哪有亲爹好，我怕委屈了孩子。"

那些年，家里穷。多亏了亲戚和左右邻居帮忙，才熬了过来。

1989年春天，村头突然来了个算命的，穿着长衫，拿着幡子，说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那时候农村没什么娱乐，一有外人来，全村都围上去看热闹。

娘那天拉着弟弟的手也去了。"先生，给我家小子看看吧，将来能有出息不？"娘怯生生地问。

那算命的眯着眼睛，捧着弟弟的脸看了又看，"大妹子，您这儿子不得了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这是有官相啊！以后肯定是要当官的命！"

娘听了这话，脸上笑开了花，连忙从内衣兜里掏出皱巴巴的两块钱塞给算命的。回家的路上，娘一直摸着弟弟的头，好像已经摸到了未来的官帽。

从那以后，家里一切都变了。

"小宝是要当官的人，不能干粗活。"娘这么说之后，弟弟就再也没喂过猪、拾过柴、下过地。每天放学回家，弟弟就坐在院里凳子上看书，而我和娘则忙里忙外。

其实弟弟不爱读书，总是趁娘不注意溜出去和村里的孩子玩。但我要是多说一句，娘就骂我："你是姐姐，不知道让着弟弟吗？他以后有出息了，不也跟着沾光？"

家里偶尔有点好吃的，娘总是全塞给弟弟。"小宝正在长身体，要补脑。"弟弟吃鸡蛋，我和娘就喝稀粥。看着弟弟狼吞虎咽的样子，娘眼里都是光，好像那蛋黄里能孵出金凤凰来。

几年后，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班主任亲自来家访，说我是班里前三名，不上学太可惜了。娘搓着手，低着头："老师，不是不想让大妮上，实在是供不起啊。"

其实我知道，娘不是供不起，是不想供。那天晚上，我听见娘自言自语："闺女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终究是别人家的人。小宝是要当官的，得紧着他。"

第二天，娘对我说："大妮，娘想好了，你去广州打工吧。你表姐在那家电子厂，能介绍你进去。每月能挣二三百块呢。"我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但看着娘鬓角的白发，我点了点头。

离家的那天清晨，娘给我煮了两个鸡蛋。弟弟还在睡梦中。我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出村口，回头望时，娘还站在村口那棵老树下招手。那一刻，我心里既酸楚又有些许期望——也许弟弟真能当官呢？也许我们家的苦日子真要到头了？

电子厂的工作很辛苦，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流水线一刻不停。宿舍里挤了十二个人，夏天热得像蒸笼。第一个月发工资，我留下五块钱零用，其余的全部寄回家。我写信给娘，说厂里伙食很好，住宿条件也不错。

娘的回信总是很短："钱已收到，家里都好，下个月多寄些，小宝要买参考书。"

于是我省吃俭用，同厂的姐妹买化妆品，我舍不得；她们去市里玩，我说要加班。一年到头，我穿的都是厂服。

偶尔打电话到村里，娘总是说弟弟学习有进步，但我知道她在撒谎——有次邻居家女儿来厂里，说弟弟成绩一直是班里倒数。

三年后，弟弟中考果然没考上高中。娘在信里说："小宝是发挥失常，你再多寄些钱，我找人想想办法。"

我每月寄回去的钱越来越多，家里的土坯房翻新成了砖瓦房，弟弟有了自行车。我过年回家时，发现弟弟穿着时髦的牛仔服，头发抹得油亮，见了我第一句话是："姐，给我带什么好东西了？"

弟弟终究没考上大学。娘又让我寄钱给他上了个技校，可他读了一年就嫌累不去了。"我要出去打工。"弟弟这么说，娘居然也同意了。

可弟弟哪吃得了打工的苦？先是去了深圳，不到一个月就说太热受不了回来了。后来又去上海，两个月后因为和工友打架被开除了。再后来去西安，干了一周就说站得腿疼不干了。

每次弟弟灰溜溜回家，娘从不责怪，反而说："我儿子是要当官的人，干这些粗活确实委屈了。"然后转身向我伸手："大妮，再寄点钱回来，你弟弟要做点小生意。"

那些年，我赚的钱全寄回了家，出嫁时，娘就给我准备了两床新被子。

"大妮，你别怪娘吝啬，钱得留着给你弟弟买房。你嫁出去了就是别人家的人了。"

婚后的日子并不宽裕，但我还是经常回娘家帮忙干活。插秧、收割、打谷子，哪一样我都干。丈夫有时也来帮忙，倒是弟弟，从来不下地。三十多岁的人了，整天游手好闲。

娘总是护着他："我儿子是要做大事的人，这些农活不适合他。"

去年娘查出胰腺癌，我辞工回来照顾她。弟弟偶尔来看看，坐不到十分钟就说有事要走。医药费全是我出的。

临终前那段日子，娘常常看着窗外发呆。有一次她突然说："大妮，你还记得那个算命的吗？"

我点点头。

娘叹口气："要是那时候没遇见他就好了。"

我没接话，继续给她擦身子。

娘走的那天，精神突然好了很多，能吃下半碗粥。她拉着我的手，看了我很久很久，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

"大妮，娘对不住你。"

就这一句话，让我多年的委屈决堤而出。我哭得撕心裂肺，哭这些年吃过的苦，哭那些得不到的爱，哭娘这一生被困在一个算命的话里，哭弟弟被宠坏的人生，哭爹走得太早。

娘下葬后，弟弟来找我："姐，娘的存折在你那么？密码你知道不？"

我看着这个长不大的"孩子"，突然觉得他很可怜。一辈子活在"官相"的预言里，结果什么官也没当成，连个正常人都没做成。

"娘没有留下钱，最后看病都花光了。"

弟弟顿时变了脸色："怎么可能？娘肯定留了钱！是不是你独吞了？"

我摇摇头，懒得解释。转身收拾娘的遗物时，在枕头底下发现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沓汇款单存根——那些年我寄回来的每一笔钱，娘都仔细收着。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是我们一家四口唯一的一张全家福，爹抱着弟弟，娘抱着我，大家都笑着。

布包最底下是一张纸条，上面是娘歪歪扭扭的字："大妮的钱，要还。"

我的眼泪又下来了。原来娘一直都知道，一直都在数着。

弟弟探头过来看，我下意识地把纸条藏起来。他悻悻地说："姐，那你先借我点钱吧，最近手头紧。"

我看着窗外，梧桐叶子快落了。冬天要来了。

"小宝，你不小了，该自己挣钱了。"

弟弟愣在那里，好像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话。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我坐在娘生前睡的床上，摩挲着那些发黄的汇款单。一张一张，是我逝去的青春，是娘固执的期望。

如果那年春天那个算命的没有来过，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可惜，命运没有如果。

娘下葬后的第三天，我去了村头那棵老树下。仿佛又看到当年那个算命坐在这里，对着娘说了那番话。

风吹过树丫，发出呜呜的声响。我站在那儿，忽然明白了娘临终前的道歉。

她不是后悔偏爱弟弟，而是终于明白，那个预言就像一道枷锁，锁住了我们全家的人生。她以为给弟弟的是爱，其实是害；她以为给我的只是轻慢，却不知那是另一种形式的爱——让我早早学会独立和坚强。

我对着老树轻轻说："娘，我不怪你了。"

是啊，怎么能怪她呢？那个年代的农村妇女，识字不多，见识有限，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一个陌生人的预言上，又有什么错呢？她只是太想让孩子走出大山，太想过上好日子了。

回家的路上，我看见弟弟蹲在田埂上发呆。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

"姐，我是不是特别没用？"他突然问。

我没说话。

"其实我知道自己不是当官的料，"他苦笑一下，"但娘那么相信，我就...就只好装下去。装久了，自己也信了。"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弟弟脸上。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五岁时跟在我身后要糖吃的那个小男孩。

"走吧，回家做饭。"我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土。

弟弟惊讶地看着我："姐，你肯让我去你家？"

"你是我弟弟，永远都是。"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路还远，但总得一步一步走下去。算命的说没说对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终于要开始自己掌握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