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周恩来传（1898-1976）》《"4·12"政变周恩来是如何被捕的》《周恩来年谱（1898-1949）》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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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上海浦东，一间没有窗户的临时小屋。
四壁是冰凉的砖墙，光线全无，只有铁门缝里透进来一缕灰白的微光，落在地面上一条细窄的影子。
坐在木凳上的男人名叫周恩来，时年29岁，在过去不足二十四小时里，他已经是第二次落入敌手。
铁门外的走廊里，嘈杂的争吵声透墙而来——有人要立刻枪决，有人要等师长回来再定，两种声音互不相让，迟迟没有结果。
不知等了多久，走廊里的脚步声从远到近，在铁门外停住。
门被推开，一个穿着国民党中校军服的男人走进来，回身把铁门带上，借着那一线缝隙里透入的微光，打量了一眼坐在木凳上的人，随即站定，良久没有开口。
这个人是奉命来审讯的。
可他站在那里，一个字都没有问出来。
他的目光落在那张面孔上，停住了，神色一变再变，最终沉默成一副难以辨认的表情。
就在这间四壁漆黑的小屋里，一段始于三年前广州黄埔岛课堂上的师生关系，在1927年4月最危急的时刻，以一种任何人都无从预料的方式，将要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改写两个人的命运走向。
【一】1924年11月：黄埔长洲岛上的政治部主任
1924年6月16日，广州东郊黄埔长洲岛，"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正式开学。
这所学校因地处黄埔而被习称为"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产物，背后有苏联的援助与两党的共同推动。
孙中山亲自出席开学典礼，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苏联军事总顾问鲍罗廷等数十名苏联红军干部在校担任顾问或教官。
学校仿照苏联红军建设模式，在中国军事教育史上第一次设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由政治部专门负责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工作。
按照学校的教育方针，政治课程与军事课程并列，地位相当，有时政治课程的分量甚至超过军事课程。
这一制度的确立，使黄埔军校从根本上区别于中国此前历史上所有的旧式军事学堂。
然而，政治部在建校之初几乎是一片空白。
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在军校开学不足二十天便因国民党内部矛盾辞职离去；
接任的代主任邵元冲，习惯以旧学术语讲授政治，在讲台上援引孔孟之道，将三民主义附会于儒家学说之中，与台下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格格不入，学生的投诉信直接写到了廖仲恺和蒋介石案头。
两任代主任相继失职，学校的政治工作实际上没有真正展开。
廖仲恺与鲍罗廷商议之后，决定请中共方面推荐一位能够胜任的人选接掌政治部。
推荐名单出自共产党员张申府，他在名单上列出了十五名中共党员，周恩来名列其首。
张申府随即去信欧洲，促请周恩来尽早回国，并为他筹措了返程所需的路费。
1924年7月，周恩来奉命从欧洲启程回国，9月初由香港抵达广州，在天字码头由阮啸仙、彭湃迎候，随即投入工作。
同年11月，他正式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由廖仲恺亲自出面相迎就任。
这一年，周恩来二十六岁。
周恩来接任之后，参照苏联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对政治部进行了全面整顿。
他在政治部内设立了指导、编纂、秘书三个工作股，从历届毕业生中遴选共产党员骨干分别负责政治训练、党务运营和宣传出版，重订了系统化的政治教育计划，将原本混乱的工作秩序逐步纳入了有章可循的制度轨道。
至1926年3月，政治部的职员已经达到七十余人，聘定的专任政治教官和临时政治教官各有十余人。
政治部对全校学生的政治教育集中于两个方向：其一，阐明革命的目的，说明为何要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贪官污吏；
其二，讲清军队与民众的关系，要求革命军人严守纪律、救国卫民。
每周组织一到两次专题政治讲演，配合政治讨论和政治问答，邀请萧楚女、恽代英、张秋人、熊雄等共产党人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学者来校担任政治教官，阵容充实。
周恩来本人定期在大花厅为全校学生作国内外政治形势的专题报告，讲课从不绕弯。
直接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讲到军阀割据背后的社会根源，语言平实清晰，不堆砌书面术语，每次开讲，大花厅都挤得满满当当，连过道上都站满了听讲的人。
除正式课堂之外，周恩来还深入到学生宿舍，在校园里的大榕树下与学生促膝交谈，帮助解决他们在思想上遇到的困惑和在实际生活中面临的困难。
他还在军校中组建了党的外围组织"火星社"，以"火星社"成员为基础，在全体师生中成立了公开的群众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该组织从黄埔本部逐步扩展到了广东各军。
从1924年到1927年间，黄埔军校前四期学员中，有据可查的共产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总数接近八百人。
这批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军事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分布在国共两党的不同序列里，走向了此后数十年各自迥异的道路。
鲍靖中，就是这将近八百人中的一个。
【二】广东大埔来的第四期步兵科学员
黄埔军校第四期，1925年7月至1926年1月分七批入校，学员总数达到两千六百五十四人。
这一期开设步兵科、炮兵科、工兵科、经理科和政治科共五个科目，入学后须先经历入伍生阶段的基础训练，通过术科与学科考核，于1926年3月正式升入军校就读。
同年9月毕业，毕业典礼于1926年10月4日在广州郊区瘦狗岭燕塘军营训练场举行。
毕业后，第四期学员陆续随北伐大军分赴各战场。
鲍靖中是这一期学员里的一个，籍贯广东大埔县，就读步兵科。
大埔位于粤东山区，韩江上游，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之一，地处偏远，民风朴实。
从大埔出发，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是那个年代粤东一带进步青年的普遍选择之一。
鲍靖中就是沿着这条路，走进了黄埔军校的大门。
鲍靖中入读第四期时，周恩来已经在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工作了将近一年，政治部的各项制度已趋于成熟，政治教育体系已经完整运转。
按照黄埔军校的教育制度，所有学员都必须参加系统的政治教育，包括定期的政治讲演、政治讨论会和政治问答考核，政治课程的学分与军事课程同等计入学员的成绩考核。
在鲍靖中就读的这段时间里，他在大花厅参加过周恩来主讲的政治报告会，也接受过政治教官组织的专题训练。
他在校期间一向倾向进步，不赞成反共，是以爱国为本的纯粹军人。
这一倾向，在他离校之后的军旅生涯中始终没有改变。
黄埔第四期毕业后，鲍靖中随即投入战场。
此前他已经参加了第一次东征的作战，随何应钦率领的黄埔军校教导团在惠州一带与陈炯明部将林虎的部队展开战斗，参与了粉碎林虎包抄东征军战役的作战，因功被提拔为营长。
北伐开始后，鲍靖中随何应钦率领的北伐东路军持续北上。
1927年3月下旬，北伐东路军完成了对上海的军事控制，鲍靖中在这一轮人事调整中被提升为中校团长，所部驻防浦东。
这一年，他大约二十六七岁，正是刚刚走上独立领兵之路的年纪。
就在鲍靖中部队驻扎浦东的这段时间，上海的政治局势已经急剧恶化，一场大变动正在成形。
【三】1927年4月11日夜：宝山路天主堂的鸿门宴
1927年4月11日夜，上海，商务印书馆俱乐部。
这里是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的驻地。
北伐军进城之后，国共之间的裂痕在短短数周内急速扩大。
国民党一方对工人武装的态度急转直下，工人纠察队遭到强行缴械，示威工人被驱散，各方传言在上海城里迅速蔓延，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气氛里。
种种迹象表明，国共之间一场公开的决裂已经近在眼前。
就在这个夜晚，周恩来收到了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送来的一封急信。
信中请他和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顾顺章一同前往位于宝山路天主堂的第二师司令部，商谈"重要问题"。
信来得突然，时机也不正常。
在场的中共同志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
以当时上海形势的紧张程度，这种急切的邀约极有可能是一个圈套，一旦前往，有去无回的风险远大于其他任何可能。
劝阻的声音接连不断，来自在场的每一个人。
然而周恩来还是决定前往。
他的判断是：倘若能够谈拢，倘若还存在一线化解危局的可能，就不能轻易放弃。他带着顾顺章和随行卫士出发，前往宝山路。
一踏进第二师司令部大门，随行卫士携带的武器即被当场强行缴去。
斯烈起初态度热情，声称请来是为了"消除误会、共商合作"。
会谈开始后，话题一涉及工人武装等实质问题，斯烈立刻敷衍推诿，左右而言他，拖延时间的意图显而易见。
会谈在这种气氛中僵持下去，双方的实质分歧始终无法触碰。
到了凌晨一点，会场外面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
周恩来当即意识到：外面已经动手了，眼前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是一出调虎离山的戏。
他起身表明要离去，斯烈出言阻拦，两人当场对峙。
危急时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通过工人纠察队的黄逸峰，联系上了与中共上海区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
赵舒赶至师部，以第二十六军党代表的身份将斯烈严加责问，动之以旧情，晓之以大义，最终迫使斯烈将周恩来交出放行。
1927年4月12日凌晨，第一次脱身。
从宝山路脱身之后，周恩来得知国民党军队已占领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所在的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大楼，无法返回原驻地。
他在途中做出了一个临时决定：连夜渡过黄浦江，转入浦东躲避，待情况明朗之后再设法撤离上海。
【四】天亮之后：浦东的第二次落网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那场震动全国的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展开武力清洗，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在上海全城同步展开。
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力量在这一夜几乎被彻底解除，整座城市的控制权全面转入国民党军队之手。
大量中共党员在这一天的清晨遭到逮捕，部分人当场被杀。
周恩来在政变当天凌晨从宝山路脱身之后，独自雇了一条小船，趁着夜色横渡黄浦江，打算先潜入浦东躲避。
浦东在那个年代是上海最贫困的区域，以棚户区为主，低矮的木板房密集排列，地形复杂，街巷逼仄，底层劳苦人聚居在这里，本是躲避搜查的理想场所。
周恩来渡江后藏身于浦东一处阁楼，以为能够暂时躲过清查。
然而，浦东正是第二十六军第一师的驻防区域。
政变爆发当天，第一师按照命令在浦东展开了地毯式的逐户清查行动，专门搜捕隐藏在民间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员。
搜查的士兵从北向南推进，逐栋建筑挨个排查。
周恩来是被第七团的十余名士兵在一片棚户区发现并搜捕的。
天亮之后，搜查的士兵推开了那处阁楼的门。
周恩来第二次落网。
他被押着，走向了第二十六军第一师第七团团部。
押送途中，消息已经传向了第一师师部。
周恩来被带进团部之后，被单独关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临时小屋，铁门锁上，外面有士兵守候。
就在他被押进这间小屋的同时，团部外面的师部方向，几个军官正在围绕他的处置问题开始了一场争论......
周恩来被带到团部之后，被关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临时小屋，铁门锁上，一名士兵在外守候。
在此同时，师部的军官们得到消息，围在会议室里争吵起来。
副师长的意见是就地枪决，立刻向上报功；参谋长认为周恩来身份特殊，主张先行拘押，等因病住院的师长薛岳回来之后再作决定。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会议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场争论的角落里，还有一个人始终保持沉默，既没有支持枪决，也没有表态拘押。
而在关押周恩来的那间小黑屋外面，七团团长鲍靖中站了出来，说由他亲自进去审讯。
鲍靖中推开铁门，走进了那间昏暗的小屋，借着从门缝透进来的一线光，看清了坐在木凳上的人的面孔。
他认出来了。
坐在那里的，是1924年在黄埔军校大花厅里讲课的政治部主任，是他的恩师。
鲍靖中站在原地，许久没有开口。
门外还在争吵，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
而在这道关上的铁门之内，鲍靖中的每一个选择，都将把接下来的事情推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就在他做出决定的这一刻，门外传来了另一双脚步声，正径直朝着这间小屋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