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戴笠与何应钦二人的背景差异显著。戴笠出身底层，从情报工作起步；而何应钦早年曾赴海外留学，有着带兵作战的经历。当戴笠进入黄埔军校时，何应钦已然担任总教官一职。
从表面上看，两人相处较为客气。然而，鉴于何应钦在军衔和资历方面的优势，戴笠在向其汇报工作时，态度极为恭敬。何应钦掌控着国民党的正规军队，戴笠则主管情报事务。在国民党的官场环境中，极为讲究排场与等级秩序。尽管戴笠手中握有较大权力，但在何应钦面前，他也不得不收敛行事。
戴笠一生主要投身于情报工作，未曾统领过大部队作战；而何应钦在北伐战争中功勋卓著，其地位稳固。二人分别代表着国民党内不同的权力系统，戴笠凭借蒋介石的信任得以在权力体系中立足，何应钦则依靠赫赫军功与深厚资历奠定自身地位。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戴笠所掌控的军统与何应钦主管的军政部虽有一定的业务交集，但二者的权力界限划分清晰。戴笠离世后，军统迅速走向瓦解，而何应钦则继续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
在国民党军界，军衔分为两种类型。铨叙军衔由军政部铨叙厅授予，该军衔伴随军人一生，且与军人的待遇和薪资紧密挂钩；职务军衔则随军人所担任的岗位而变动，一旦离开相应岗位，职务军衔便随之取消。直至1945年2月，戴笠才获得陆军少将的铨叙军衔，此前他所担任的军统中将副局长属于职务军衔。戴笠死后，蒋介石追赠其为陆军中将。反观何应钦，他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从军衔标识来看，戴笠的一颗星与何应钦的四颗星形成了鲜明对比，二者差距悬殊。
在民国军界，这意味着正规军大员面前，情报头子得低头。军统人员军衔普遍低，本部处长外勤站长多少将。戴笠上校时手下已有少将，升少将后更多，但正规军系统不买账。
戴笠去军政部见何应钦，得提前等候，进去站着汇报，没坐机会。这不是特例，国民党官场讲究等级。军统抓了个贪污军饷少将旅长，本想严办立威，旅长找何应钦，何一句话从轻处置，戴笠放人，还上门赔不是。情报再多，在正规军一句话前不值钱。
在黄埔系统中，学员的期别决定了辈分高低。1924年，何应钦担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彼时的学生皆尊称其为教官，诸如陈诚、顾祝同、胡宗南等后来的国民党重要将领，皆出自他的门下。而同年，戴笠尚在浙江一带漂泊，或充当学徒，或卖艺谋生，直至1926年才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且未能完成学业。由于辈分差距悬殊，戴笠需尊称何应钦为老师。作为国民党元老，何应钦在党内地位尊崇，戴笠难以跻身核心权力圈子。
蒋介石为平衡各方权力，在军事领域倚重何应钦、陈诚、胡宗南等人；在特务情报系统，重用戴笠、徐恩曾、毛庆祥等人；在财政方面，则依靠宋子文、孔祥熙以及陈氏兄弟。戴笠主要在特务系统内部展开权力角逐，却无缘参与军事决策。按照军统内部的说法，戴笠的权力源自蒋介石的授予，而蒋介石的权力则依赖何应钦等军事将领的支持。由此形成了这样的权力格局：戴笠主要负责执行任务，何应钦则参与决策制定。
在国民党官场，极为讲究排场与体面。尽管戴笠手握重权，但因其军衔与实际权力不匹配，在行事时总显得底气不足。例如，军统在抓捕高级官员时，常常受到各方掣肘，难以随意处置涉案人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蒋介石。戴笠闻讯求见何应钦，何主持军事应对，调兵部署。
戴笠联系宋子文档美龄，西安情报网瘫痪，他派人携电台潜入，搜集情报策反。事变和平解决后，戴笠提供何应钦军事行动报告给蒋介石，蒋生疑，何从此受戒心。戴笠获信任，但仍是执行者。
1946年3月17日，戴笠自北平搭乘飞机返回南京，飞行途中，飞机于南京西郊岱山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后，蒋介石追赠其为陆军中将。
戴笠离世后，军统组织迅速瓦解，陈诚与陈立夫对其势力范围进行了分割。而何应钦仍在国民党内继续担任相关职务。1949年之后，何应钦前往台湾，出任战略顾问一职。1958年，他出版了个人回忆录。1964年，何应钦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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